魏斌-东晋寻阳陶氏家族的变迁

21 东晋寻阳陶氏家族的变迁 魏 斌 内容提要：本文考察了东晋时期寻阳陶侃家族的历程。以陶称之死为分界，陶氏在东晋 经历了从武到文、从军功走向隐逸的变迁。东晋初期南土将领与侨姓士族矛盾重重，陶侃因 受侨姓士族排挤曾 “潜有异志”。陶侃死后，陶称被诛，陶氏深受打击。此后以陶范为代表的 陶氏后人曾努力想进入东晋主流社会，但由于出身关系而遭排挤，最终衰落。至东晋后期， 陶氏以隐选人物闻于史。陶潜和陶延寿在晋宋之际有振作的迹象，但侨人政治的现实使他们 最终失望。在东晋侨人政治的传统下，陶氏的历程对于南方寒族来说具有典型意义。 关键词：东晋 士族 寻阳陶氏 政治 文化变迁 《晋书》卷六六 《陶侃传》卷末史臣日：“(陶)士行望非世族，俗异诸华，拔萃陬落 之间，比肩髦倘之列，超居外相，宏总上流。布泽怀边，则严城静柝；释位匡主，则沦鼎 再宁。” 陶侃在两晋之际的显赫事绩向为读史者所熟知。陶氏也因之成为寻阳名族。①陶氏出 身南方土著，按照一般惯例，理应比侨寓士族更具生命力，但征诸史传，我们发现陶氏后 人正史入传者，却仅有 《晋书》和 《宋书》的 《隐逸传》中所载陶淡与陶潜二人。②从初 起时的军功显赫，至晋宋之际竟以隐逸人物闻名，这一现象不得不引发我们的深层思考。 关于寻阳陶氏，特别是陶潜，学界有着丰厚的研究成果。本文是想在以往研究的基础 上，特别关注陶氏的这一变迁过程，考察其由军功走向隐逸的道路。 一 、 从陶称之诛说起 在寻阳陶氏转变的过程中，陶称之诛是最值得注意的事件。 晋成帝咸和九年 (公元334年)六月，陶侃去世，庾亮接掌西藩。咸康五年 (公元 339年)，庾亮诛陶称。陶称死因，据庾亮上疏所云，为 “擅摄五郡”， “藏匿府兵”，等 ① 《太平寰宇记》卷一一一 “江州”： “浔阳有三姓：陶、翟，蹇。”红杏山房藏板，校宋本重刊；并参王仲荦 《(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考释》，《蜡华山馆丛稿》，中华书局 1987年版，第347页。 ② 陶潜世系，清初以来疑者颇有，但其证据尚未能动摇 《宋书》此说。参唐长孺先生 《读陶渊明赠长沙公诗序 论江南风俗》，载吴泽主编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丛刊》1986年版，第 1—2页。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22 中 国 史 研 究 2002年第4期 等 ，定为谋反之罪。 但除去庾疏所云，史籍中未见有陶称谋反记载。《通鉴》卷九六晋成帝咸康五年本条 称 “亮素恶称轻狡，数称前后罪恶，收而斩之”，亦未云谋反。而且，当时传闻似颇同情 陶氏，颜之推 《还冤志》称： 晋时庾亮诛陶称，后成康五年冬节会，文武数十人忽然悉起，向阶拜揖。庾惊问 故，并云陶公来。陶公是称父侃也。庾亦起迎陶公扶 (“扶”字疑衍)。两人悉是旧 怨。传诏左右数十人皆操伏戈。陶公谓庾日：“老仆举君自代，不图此恩，反戮其孤， 故来相问陶称何罪。身以得诉于帝矣。”庾不得一言，遂寝疾，八 (六)年 [正月] 一 日死 。② 《真诰》卷一六 《阐幽微第二》原注亦云 “(亮)未病时乃独见陶侃乘舆来让之，于此得病 而亡”⑧。这不由让人对陶称的死因产生怀疑。 《通鉴》卷九六咸康五年本条胡注：“亮素怨陶侃，而称又问亮于王导，盖以私忿杀 之。”关于陶、庾交恶，《晋书》卷七三 《庾亮传》：“先帝遗诏褒进大臣，而陶侃、祖约不 在其例，侃、约疑亮删除遗诏，并流怨言。亮惧乱，于是出温峤为江州以广声援，修石头 以备之”。苏峻之乱，庾、温无奈推陶侃为盟主，“侃至寻阳，既有憾于亮，议者咸谓侃欲 诛执政以谢天下。”此即陶、庾矛盾的由来。后因温峤斡旋，两人基本和解。④ 陶侃晚年 病笃，逊位表中盛赞庾亮 “雅量详明，器用周时”⑨，此即 《还冤志》中所谓 “举君自代” 之语。陶、庾矛盾似应随陶侃去世而结束，不该再牵连到陶氏诸子。 庾亮疏中所列陶称罪状，主要有三条：一，“父亡不居丧位，荒耽于酒，昧利偷荣”； 二，“擅摄五郡，自谓监军，辄召王官，聚之军府”，“多藏匿府兵，收坐应死”；三，“要 结诸将，欲阻兵构难”。其中第一点主要是道德问题，可置不论，关键是二、三两点。 陶侃死后，诸子拥兵，侃传称：“及送侃丧还长沙，夏与斌及称各拥兵数千以相图。 既而解散，斌先往长沙，悉取国中器仗财物，夏至，杀斌。”庾亮此时即表请废夏，因夏 病死而罢。陶称，传云 “性航勇不伦”。庾亮诛称前，曾以称为北伐先锋，“率部曲五千人 人沔中”。⑥此事称传作 “以本所领二千人自随”，人数容有出入，但陶称手中却显然有 兵。且陶侃生前善于营聚，“媵妾数十，家僮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⑦。如此财势，加 之诸子拥兵，自然要为庾亮所忌。 ① 《晋书》卷六六 《陶侃传附子称传》，中华书局 1974年版。 ②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4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l983—1988年版。引文中文字订正受田余庆先生 《东晋门阀政 治》的启示，特此说明。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年第三版，第69页。 ③ 《道藏》第2O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年版。 ④ 《晋书》卷七三 《庾亮传》：亮见侃，“引咎自责，风止可观。侃不觉释然⋯⋯便谈宴终日。”《世说·容止》本 条亦云 “庾风姿神貌，陶一见便改观。谈宴竞日，爱重顿至”，余嘉锡 《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 1983年 版，第617页。 ⑤ 《晋书》卷六六 《陶侃传》。 ⑥ 《晋书》卷七三 《庾亮传》。 ⑦ 《晋书》卷六六 《陶侃传》。据 《晋书》卷九四 《隐逸陶淡传》，陶淡之时，依然 “家累千金，僮客百数”。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东晋寻阳陶氏家族的变迁 23 胡注所云陶称 “间亮于王导”事，见于 《晋书》卷八二 《孙盛传》：“时丞相王导执 政，亮以元舅居外，南蛮校尉陶称谗构其间，导、亮颇怀疑贰。”《晋书》卷六五 《王导 传》也称：“于时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镇于外。南蛮校尉陶称间说亮当举兵内向，或劝导 密为之防。”可见陶称确曾谗构于庾、王之间。陶称的目的，可能是对陶侃死后荆州之任 的追求。侃自平王敦出镇西藩，至去世为止，几近十年。加上此前在荆州的活动，则历时 更久。侃在西藩，引用旧人，传云：“侃命张夔子隐为参军，范逵子珧为湘东太守，辟刘 弘曾孙安为掾属，表论梅陶，凡微时所荷，一餐咸报。”形成比较牢固的利益集团。这种 多年形成的势力，一朝之间拱手让出，陶氏后人必有不甘。陶称谗构于庾、王之间，大概 也是想通过庾、王之争而从中渔利。庾疏所云诸条，便透露出了这样的消息。当然，其真 实性是有疑问的，但恐怕也并非全出杜撰。 庾亮当然不能容忍这种行为。他到荆州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消除陶侃的影响，树立 自己的威泽，《世说新语·容止》：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俄而 (亮)率左右十许人步来，诸贤欲起避之。公徐云：“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 浅!”因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谑。竞坐甚得任乐。后王逸少下，与丞相言及此事。丞 相日：“元规尔时风范，不得不小颓。”右军答日：“唯丘壑独存。” 《世说》初衷，是想表明庾亮的风度。但其中 “风范小颓”、“丘壑独存”之语值得玩味。 殷浩等本是陶侃旧部，《陶侃传》：“时武昌号为多士，殷浩、庾翼等皆为佐吏。”庾亮为取 得陶侃旧部的拥护，在此所表现出的努力，是很明显的。在这种背景下，陶称的动向自然 要为庾亮所注意。这种情形与晋末桓玄和殷仲堪的关系颇为相似，不过那时桓强殷弱，事 情的结局也就不同罢了。 陶称 “性牖勇不伦”，终为庾亮所诛。他的死也标志着陶氏势力从荆州的退出，寻阳 陶氏的历史面临着一种变化。为更好地理解这一变化，我们要首先回到东晋建国的背景。 二、南土将领与东晋建国之路 西晋末年，政局纷扰，藩镇纷纷拥兵自保，所谓 “中朝叔世，要荒多阻，分符建节， 并紊天纲”①。当时南方形势，荆湘有杜j叟流民武装，淮南有周馥，江州为华轶，长江下 游则是以三吴豪宗为首的地方势力。东晋建国的道路，基本上便是在征讨中进行的。 元帝渡江，军力单弱，对南土将领的武力十分依赖，其中最主要的是甘卓、周访和陶 侃。《晋书》卷七o 《甘卓传》：卓，丹杨人，孙吴名将甘宁之后。他先与陈敏有姻亲， “共相结托”，手中握有精兵。《晋书》卷六八 《顾荣传》：“敏仍遣甘卓出横江，坚甲利器， 尽以委之。”周圮举义，卓受顾荣之劝倒戈伐陈敏。元帝渡江，卓与顾荣等一起为元帝所 用。不久后讨伐周馥，他成为元帝的主要依靠之一。 ① 《晋书》卷六六 《陶侃传》卷末 “史臣日”。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24 中 国 史 研 究 2002年第4期 周馥败后，要解决的就是上游华轶的压力。华轶在江州崇尚儒学，甚为州人所拥护， 《晋书》卷六一 《华轶传》：“轶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欢心，流亡 之士赴之如归。”陶侃此时也为其所用。华轶对司马睿不甚拥护，以为 “洛京尚存，不能 祗承元帝教命”。这种态度自然成为建康政权的障碍。讨伐华轶，元帝所依靠的主要将领， 甘卓以外，又有寻阳周访，《晋书》卷五八 《周访传》：“元帝渡江，命参镇东军事⋯⋯寻 以为扬烈将军，领兵一千二百，屯寻阳鄂陵，与甘卓、赵诱讨华轶。”讨平华轶，是建康 政权得以立足的基本。周访也因此战成名，开始其 “勋业隆重”① 的军功生涯。 这次征讨，由刚到建康不久的王敦统领。②王敦甫至建康，便以侨姓大族的身份，都 督征讨上流，统领甘、周等南土将领，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讯息。这表明随着上流军事形 势的进展，建康流寓政权对南方土著将领的提防也日渐增长。 王敦在江州，开始收拢势力，对南方将领加以排抑。这种排抑，有其个人私利在内， 同时也是代表侨姓土族利益的。因为只有压制南方豪族势力，掌握军权，侨姓士族的地位 才能真正得到保障。《晋书·周访传》：“(访)既在襄阳，务农训卒，勤于采纳，守宰有缺 辄补，然后言上。敦患之，而惮其强，不敢有异。”像这种拥兵自重的局面，显然是侨姓 大族们所极不愿看到的。 在受压制方面，南土将领中间又有不同。甘、周二人在东晋初期曾很受元帝倚重。其 原因，一是拥护东晋政权较早，有元从之功；二是王敦的压力，随着上流形势的好转，也 造成了王敦势力的坐大，元帝手中无兵，他只能再依靠甘、周等将领的力量。二人相继出 镇梁州，实际就是对王敦的牵制。《晋书·周访传》：访死，“帝哭之甚恸”。其原因之一， 大概也是因周访之死，上游再无人可与王敦抗衡，元帝面临着尴尬的处境。 但陶侃不同。陶侃是刘弘势力的延续，在荆楚间拥有广泛的声誉，又曾依附华轶，所 以最早为建康和王敦疑忌。平华轶后，仍要借助陶侃对付杜锼，但陶侃问题显然已为王敦 所留意。不久侃为杜锼所败，就被 “坐免官”，以 “白衣领职”。③ 这是一次明显的排抑。 这时出现了佐吏为侃请职之事，《陶侃传》称：“明将军愍此荆楚，救命涂炭，使侃统领穷 残之余，寒者衣之，饥者食之，比屋相庆，有若挟纩。”王敦迫于压力，“奏复侃官”，但 此事只会更加剧王敦的疑心。 建兴三年 (公元315年)平杜锼后，王敦终于找到了机会。《陶侃传》云： 王敦深忌侃功。 (侃)将还江陵，欲诣敦别，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谏，以为不可。 侃不从。敦果留侃不遣，左转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以王虞为荆州。侃之佐吏将士 诣敦请留侃。敦怒，不许。侃将郑攀、苏温、马倘等不欲南行，遂西迎杜曾以距虞。 敦意攀承侃风旨，被甲持矛，将杀侃，出而复回者数四⋯⋯谘议参军梅陶、长史陈颁 言于敦曰：“周访与侃亲姻，如左右手，安有断人左手而右手不应者乎!”敦意遂解， ① 《晋书》卷五八 《周访传》。 ② 关于王敦，参拙稿 《王敦三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 18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③ 《晋书》卷六六 《陶侃传》。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东晋寻阳陶氏家族的变迁 25 于是设盛馔以饯之。 陶侃最终被贬至广州，远离中央政局。王敦的这次处置，未见有建康方面的干涉。王夫之 说：“若夫辑宁江湘，奠上流以固建业者，则刘弘矣；弘之所任以有功，则陶侃矣；平陈 敏，除杜锼，皆侃也，侃功甫奏，而急遣王敦夺其权而踞其上，左迁侃于广州，以快敦之 志。使侃欲效忠京邑，而敦已扼其吭而不得前，何其悖也!”①王氏此论诚为卓识。维护 侨人利益，压制南土将领，王敦此举是代表了侨姓大族的共同想法的。 永昌元年 (公元322年)发生了王敦之乱，甘卓被杀。为对付王敦，除引用北来流民 帅外，也不得不暂时借重陶侃。但建康方面显然仍对陶侃怀有戒备，前引 《庾亮传》：“先 帝遗诏褒进大臣，而陶侃、祖约不在其例。侃、约疑亮删除遗诏，并流怨言。亮惧乱，于 是出温峤为江州以广声援，修石头以备之。”对于建康方面来说，直到此时，上流以陶侃 为象征的南土将领的势力，仍然是块心病。此问题不解决，也就意味着东晋政权和侨姓大 族权力的不稳。 三、关于陶侃的 “折翼”之梦 《陶侃传》：“又梦生八翼，飞而上天，见天门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门不得人。阍者 以杖击之，因坠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犹痛⋯⋯及都督八州，据上流，握强兵，潜有 窥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 如前所论。陶侃在东晋之初，已受嫌忌，后因不预顾命又心存怨恨，《晋书》卷七o 《应詹传》：应詹疾笃，与侃书日：“今神州未夷，四方多难，足下年德并隆，功名俱盛， 宜务建洪范，虽休勿休，至公至平，至谦至顺，即白天桔之，吉无不利。人之将死，其言 也善，足下察吾此诚。”细味此书，“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云云，似乎含有深意。应詹大 概察觉到陶侃可能 “潜有窥窬之志”，故发此言。 其实陶侃受司马氏政权排抑，早在中朝已经开始。魏晋是一个重阀阅的时代，士人颇 以门第相矜。其时高门大致以河洛为中心，其他士人则甚受轻视，其中 “荆扬士人”尤被 排斥。②《侃传》云侃举孝廉，“至洛阳，数诣张华。华初以远人，不甚接遇”。又云：“伏 波将军孙秀以亡国支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宦，召为舍人”，可见陶 侃当日之窘状。侃在洛阳所受的这种冷遇，必定会在他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而且三吴以外的南方土著，较之三吴豪族地位更卑。据 《陶侃传》，侃 “本鄱阳人也。 吴平，徙家庐江之寻阳。父丹，吴扬武将军”。我们知道，孙吴时期鄱阳地区有规模极大 的宗部活动，他们曾遭到孙吴政权的残酷镇压，其中不少被吸收入孙吴军中。所以我怀疑 ①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二，中华书局 1975年版，第336页。 ② 参周一良 《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西晋王朝对待吴人”条，中华书局 1985年版，第72—75页。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26 中 国 史 研 究 2002年第4期 陶氏本为鄱阳宗部出身。①鄱阳宗部遭孙吴政权血腥打击，在孙吴政权体系内是没有地位 的。②陶侃处于这一社会政治背景之下，自然难以摆脱侨吴士族的鄙视之情。 王夫之 《读通鉴论》卷一二论王敦迁侃于广州事日：“侃之得成功于荆、湘者，刘弘 推诚不疑，有以大服其心尔。至是而侃不可保矣。”此论颇值深思。联系陶侃早年的经历 和入东晋后所受的种种猜忌，所谓 “窥窬之心”大概也就难免。所以我们看到，苏峻、祖 约之乱，陶侃对勤王并不热心，《陶侃传》： 暨苏峻作逆，京都不守，侃子瞻为贼所害，平南将军温峤要侃同赴朝廷。初，明 帝崩，侃不在顾命之列，深以为恨，答峤日：“吾疆埸外将，不敢越局。”峤固请之， 因推为盟主。侃乃遣督护龚登率众赴峤，而又追回。峤以峻杀其子，重遣书以激怒 之。侃妻龚氏亦固劝自行。 陶侃和祖约不预顾命，应理解为侨人政权对二人的不信任。其中，陶侃出身南方土著的身 份，不能没有影响。这种不信任自然加剧陶侃的愤怒，所以才有上述的举动。④ 苏峻乱平，陶、庾分掌荆、豫，江州先后由温峤、刘胤接任，各方暂得均势。不久陶 侃在郭默事件中率先打破均衡，控制江州，④对东晋朝廷咄咄逼人，《世说新语·方正》： 梅颐⑨ 尝有惠于陶公。后为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收之。侃日：“天子富于 春秋，万机自诸侯出。王公既得录，陶公何为不可放?”乃遣人于江口夺之。 他还想起兵废王导，因郗鉴反对而止。⑥侃又极力笼络侨吴士人，一时 “武昌号为多士”。 笼络名士入幕，是扩大藩镇声势的重要手段，此前司马越和王敦都曾有过此举。陶侃之 意，不言而明。《世说新语·文学》：“袁宏始作 《东征赋》，都不道陶公。胡奴诱之狭室中， 临以白刃，日：‘先公勋业如是!君作 《东征赋》，云何相忽略?’宏窘蹙无计。”袁宏此举 有门阀观念的作祟，但陶侃跋扈恐怕也是一因。 咸和九年，陶侃去世。侃晚年，“怀止足之分”，多次表现出冲让之举，《世说·识鉴》 注引 《陶侃别传》载何充之语：“陶公重勋也，临终高让。”举庾亮以自代，大概也是想弥 合他与庾亮、与建康朝廷的这种裂痕，为诸子留出生路。此点很像王敦晚年的想法。但 是，无论对于建康朝廷，还是对于庾亮来说，上游陶氏这种潜在势力的存在，都是不能容 忍的。于是便有了陶称之诛的一幕。 ① 陶侃之种族，学界多以为是溪人，参陈寅恪 《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载 《金明馆丛稿初 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版，第8O一82页；周一良 《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载 《魏晋 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5l一53页。但也有不同意见，如余嘉锡先生即认为，“南朝 士夫呼江右人为便狗，犹之呼北人为伧父，皆轻诋之辞”，见 《世说·容止》“石头事故”条笺疏，第6l7—6l8 页。我较倾向于后说。 ② 许倬云：《三国吴地的地方势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37本上册。 ③ 《晋书》卷六七 《温峤传》亦云：盟军接战失利，峤军粮尽，侃迁怒于峤，日：“⋯⋯若复无食，仆便欲西 归，更思良算。但今岁计，殄贼不为晚也。”只是由于温峤的苦劝，“侃无以对，遂留不去”。 ④ 参田余庆先生 《东晋门阀政治·论郗鉴》，第68页。 ⑤ 应为 “赜”。又据本条余嘉锡先生笺证，梅赜应作梅陶，《世说新语笺疏》，第320页。 ⑥ 《东晋门阀政治·论郗鉴》，第66—68页。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东晋寻阳陶氏家族的变迁 27 四、由军功走向士人化：陶范的努力 《颜氏家训》卷五 《诫兵》： 每见文士，颇读兵书，微有经略。若居承平之世，睥睨宫阃，幸灾乐祸，首为逆 乱．诖误善良；如在兵革之时，构扇反覆，纵横说诱，不识存亡，强相扶戴：此皆陷 身灭族之本也。诫之哉!诫之哉! 颜之推在 《诫兵》篇中，历数颜氏祖先得失，对子孙谆谆教导勿以兵戎为业。这是颜氏家 族保身立命的处世方法，其是非我们不拟多论。让我们感兴趣的是，陶氏自陶称死后，似 乎也慢慢走上了这样一条 “诫兵”之路。 《陶侃传》：侃 “有子十七人，唯洪、瞻、夏、琦、旗、斌、称、范、岱见旧史，余者 并不显”。此外，侃兄子臻、舆及瞻子弘亦著于史。据 《晋书》卷九四 《隐逸陶潜传》，潜 祖父茂，曾为武昌太守。下面是有关他们情况的一个简表。 仕官 备注 洪 丞相掾 早卒 瞻 散骑常侍 “少有才器”，为苏峻所害 夏 长沙公世子 侃死后不久病卒 琦 司空掾 旗 散骑侍郎 斌 尚书郎 侃死后为夏所杀 称 ，南蛮校尉、江夏相 咸康五年为庾亮所杀 范 光禄勋 《侃别传》：“历尚书、秘书监。” 岱 散骑侍郎 臻 南郡太守、领南蛮校尉 “有勇略智谋”，成和中卒官 盥 武威将军 “果烈善战”，征杜}叟战死 ，、 弘 光禄勋 夏死．袭侃长沙公爵 茂 武昌太守 陶潜 《命子》：“肃矣我祖，慎终如始”，“惠和千里”。 从上表可以看出，陶侃子侄之中，有武干的几人，如臻、舆、瞻、夏等，在陶侃去世 前后，大多都已亡故。所以陶称之死，基本上意味着陶氏军功生涯的结束。此后，陶氏仍 在活动的几人，大多都已转向文职。所以我觉得，以陶称之诛作为标志，寻阳陶氏慢慢出 现了士人化的倾向。下面以陶范为例试做考察。 据 《晋书·陶侃传附子范传》：陶侃诸子之中，“范最知名，太元 (公元376—396年) 初，为光禄勋”。《世说新语·方正》“王休龄尝在东山”条注引 《陶侃别传》：“范，字道 则，侃第十子也。侃诸子中最知名。历尚书、秘书监。”《世说》中也看到他与侨姓士族如 袁宏、王胡之等的交往。陶范的历官和交往，都表现出了极为浓厚的士人化倾向。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28 中 国 史 研 究 2002年第 4期 陶范同辈亲友，可检者有孟嘉。据陶潜 《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所云：嘉， 江夏鄂人，“娶大司马长沙桓公陶侃第十女”①。嘉以文学著称，为一时名士。他与桓温所 论 “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为 “渐近自然”之语，显示出雅善清言的名士之风。孟 嘉之女即陶潜之母，孟陶两代姻亲，文化方面的亲融应是很自然的事。让我们颇感有趣的 是，陶范和庐山僧团还曾有过交往，《高僧传》卷六 《义解三·晋庐山释慧永》： (永)素与 (慧)远共期，欲结宇罗浮之岫，远既为道安所留，永乃欲先瑜五岭。 行经浔阳，郡人陶范苦相要留，于是且停庐山之西林寺，既门徒稍盛。 慧永至庐山在太和 (公元 366—371年)中，陈舜俞 《庐山记》引欧阳询 《西林道场碑》 云：“晋光禄卿寻阳口范，缔建伽蓝，命日西林。是岁晋太和二年 (公元367年)也。”汤 用彤先生据此认为西林寺是陶范为慧永所建。②据 《陶范传》，范太元初曾任光禄勋之职。 从上述记载来看，陶范当是在任光禄勋之前，先建庐山西林寺，后又延揽高僧入寺。西林 寺之建，正是庐山佛教兴盛的滥觞。 陶范与佛教界的交往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东晋南朝，士大夫与佛教界的交往蔚然成 风，《广弘明集》卷一 《宋文帝集朝宰论佛教》云：“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政必求。性 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理为指南耶。”何尚之在答文帝问中，曾历数东晋以来的向佛士族人 物，从他的言辞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士大夫与佛教的密切关系。⑧ 陶范与佛教高僧的交 往，与其士人化的倾向是一致的。 《慧远传》还记有陶侃的一件轶事。侃镇广州时，曾获一尊阿育王像，送回武昌寒溪 寺，“侃后移镇，以像有威灵，遣使迎接，数十人举之至水，及上船，船又覆没，使者惧 而反之，竞不能获。侃幼出雄武，素薄信情，故荆楚之间，为之谣日：‘陶惟剑雄，像以 神标。云翔泥宿，邈何遥遥。可以诚致，难以力招。”’④ “幼出雄武，素薄信情”云云， 与陶范的行为恰成有趣的对比。这显示寻阳陶氏在文化观念方面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这种变化，也反映出陶氏后人进入东晋主流社会的渴望。可是我们看到，即使士人化 如陶范者，却仍为侨姓士族所排斥，《世说新语·方正》： 王修龄尝在东山，甚贫乏。陶胡奴为鸟程令，送一船米遗之，却不肯取。直答 语：“王修龄若饥，自当就谢仁祖索食，不须陶胡奴米。” 按王修龄即王胡之，琅琊王虞之子，自是门第矜人。本条余嘉锡先生笺疏日：“《侃别传》 及今 《晋书》均言范最知名，不知其人以何事得罪于清议，致修龄拒之如此其甚。疑因陶 氏本出寒门，士行虽立大功，而王谢家儿不免犹以老兵视之⋯⋯于此固见晋人流品之严， ① 见逯钦立校注 《陶渊明集》卷六，中华书局 1979年版。本文引 《陶集》以逯本为主，酌参它本，非关要旨。 不另出注。 ②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 243页。 ③ 参张宇 《东晋南朝士大夫与佛教的关系 (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 l2辑，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3年 版。 ④ 《高僧传》卷六 《义解三·晋庐山释慧远》，中华书局 1992年版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东晋寻阳陶氏家族的变迁 29 而寒士欲立门户为士大夫，亦至不易矣。”① 其说甚是。在此情况下，陶氏的处境自然极 为尴尬。② 陶侃死后，陶氏一分为二，在长沙国的一支，已成侨寓性质，谈不上与寻阳地方有何 联系，陶潜 《赠长沙公序》中已经感叹 “昭穆既远，以为路人”。从 《侃传》附列的情况 看，这一支官任也并不显。在寻阳的后裔中，除去陶范和后面将要谈到的陶潜外，《陶渊 明集》中记有潜从父陶夔和从弟敬远、仲 [敬]德二人。敬远、仲 [敬]德并早卒，只有 夔曾官至太常，据 《归去来辞序》，陶潜任彭泽令，就是他的推荐。但是太常和陶范的光 禄勋一样，虽然位列九卿，却并无实权，正像祝总斌先生所指出的， “对家族庇荫不 大”③。陶潜之后，陶氏愈为衰败，《梁书》卷二二 《安成王秀传》：“及至州，闻前刺史取 徵士陶潜曾孙为里司。秀叹日：‘陶潜之德，岂可不及后世!’即日辟为西曹。”这与两晋 之际的陶氏相比，几有天壤之别。 细绎史籍，感觉陶氏之衰落，似亦有其自身原因。前面谈到，陶氏或出鄱阳宗部。侃 父丹，早卒。母新淦湛氏，湛氏后世被列入豫章大姓，④但六朝时并无人物可言。侃 “早 孤贫”，史载其仅有一兄，家族本不强盛。陶侃以军功起家以后，活动地域主要在荆湘一 带，诸子亦纷纷出仕，很少再见到他们与寻阳地方的联系。⑧按照中古士族的特点，地方 豪族的中央化固然是大的趋势，但中央化程度越高，越脱离地方宗族，衰败也就越快。⑧ 陶氏过早地脱离了地方，或许也可以看作是其骤兴骤衰的原因之一。 五、晋宋之际寻阳陶氏的 “仕”与 “隐” 陶氏自陶侃孙辈以后，似乎又有一种隐逸的倾向。 陶侃孙辈以后见于史者，除去陶潜一支，大都附见于 《陶侃传》。其中除陶延寿外， 均无事迹可考。而被列入史传者，则仅有陶淡和陶潜。《晋书》卷九四 《陶淡传》略云： 陶淡字处静，太尉侃之孙也。父夏，以无行被废。淡幼孤，好导养之术，谓仙道 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绝谷，不婚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数，淡终日端拱，曾不营 问。颇好读 《易》，善卜筮。于长沙临湘山中结庐居之，养一白鹿以自偶。亲故有候 之者，辄移渡涧水，莫得近之。州举秀才，淡闻，遂转逃罗县埤山中，终身不返，莫 ①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327页。 ② 余嘉锡先生在前引 “袁宏始作 《东征赋》”条笺疏中也指出：“当宏作赋时，陶氏式微已甚。其孙虽嗣爵，而 名宦不达。陶范虽存．复不为名氏所与。”《世说新语笺疏》，第275页。 ③ 祝总斌：《陶渊明田园诗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原刊 《北大史学》第 l辑．后收入 《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 粹·史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533页。 ④ 《太平寰宇记》卷一。六 “洪州”：“豫章有五姓：熊、罗、雷、湛、章 ” ⑤ 陶侃晚年的逊位表中、提到 “父母旧葬，今在寻阳．缘存处亡．无心分违，已勒国臣修迁改之事，刻以来 秋．奉迎窀穸，葬事讫，乃告老下藩”云云，可见他不仅 自己归葬长沙，把父母之墓也都迁到了长沙．见 《晋书》卷六六 《陶侃传》 ⑥ 参毛汉光 《中国中古社会史略论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7本第3分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30 中 国 史 研 究 2002年第4期 知所终。 淡父夏在陶瞻死后，曾为长沙郡公世子。从陶淡的情况看，尽管夏死以后，长沙公爵转为 陶瞻一支，但陶夏子孙仍然留在了长沙。陶淡的行迹，与两晋之际陶氏以武功见长的门风 截然相反。 陶潜亦然。潜父、祖均不著于史①，陶潜 《命子》诗：“肃矣我祖，慎终如始。直方 二台，惠和千里。于穆仁考，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可以推知他的父祖均是 恬淡安静的人。从父陶夔曾任太常，事迹不显。潜以隐逸之风与田园诗歌之美著称于文学 史，但在当时，却并不为人所重，《文 12,雕龙》片言未及，钟嵘 《诗品》之中，陶诗也仅 人中品。②他当时更多的是以隐逸闻名，与刘遗民、周续之号称 “寻阳三隐”。⑧ 《五柳先 生传》中自称 “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与 子俨等疏》云：“常言五六月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 我们注意到，陶淡、陶潜等陶氏后人的这种隐逸出世思想，大违陶侃早年的训诫， 《陶侃传》： (侃)常语人日：“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 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诸参佐或以谈戏废事者，乃命取其酒器、籀 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将则加鞭扑，日：“樗籀者，牧腊奴戏耳!老庄浮华，非先 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 两者之间所表现出的这种文化观念的差异，与上节所谈到的陶范与陶侃在佛教方面的差别 如出一辙。这显示出陶氏本身文化的变迁，也反映了在东晋土族崇尚 “老庄浮华”的社会 环境中，陶氏自身所受到的一种同化。④ 这还只是事情的表面。关于陶潜的归隐，学界早就有不满足于 “希企隐逸之风”的看 法，认为尚有深刻的政治原因。鲁迅先生指出：“《陶集》里有 《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 治的⋯⋯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⑤袁行霈先生 说：“陶渊明虽然是一个本性恬静的人，但毕竟⋯⋯怀有建功立业大济苍生的壮志。在晋 末政治最动荡的时期，他自愿地投身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作了几番尝试，知道已不可 为，才毅然归隐⋯⋯他在政治漩涡里翻腾过，他的进退出处都有政治原因。”⑥袁先生经 过详细考证得出的这一结论，应为可信。在这里，我想结合陶氏另一后人陶延寿的行迹， ① 关于陶潜世系的异说种种，参朱自清 《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载许逸民校辑 《陶渊明年谱》，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292—298页。 ② 参王瑶 《关于陶渊明》，《中古文学史论集》，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92—194页。 ③ 《宋书》卷九三 《隐逸陶潜传》，中华书局 1974年版。 ④ 陈寅恪先生 《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认为，陶潜 “平生保持陶氏世传之天师道信仰，虽服膺儒 术，而不归命释迦也”，力主陶潜对陶侃思想的继承性。但从陶侃重事功，到陶潜的 “新自然说”，这其中所 发生的文化变迁，陈先生似未措意。《金明馆丛稿初编 》，第 196页。 ⑤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第 516— 517 页。并可参王瑶 《关于陶渊明》，第 188—192页。 ⑥ 袁行霈：《陶渊明与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东晋寻阳陶氏家族的变迁 31 对袁先生的未尽之言再说两句。 陶延寿为陶瞻之后，陶侃长沙公爵的继承人，他在晋宋之际的动向，对于陶氏来说应 该具有代表性。《晋书》和 《宋书》中所反映出的他在晋宋之际的活动，一共有三处。现 按时间先后列出： 《晋书》卷九九 《桓玄传》：(桓玄受九锡，新野人庾仄起兵反之)桓济之子亮起 兵于罗县，自号平南将军、湘州刺史，以讨仄为名⋯⋯长沙相陶延寿以亮乘乱起兵， 遣收之。玄徙亮于衡阳，诛其同谋桓奥等。 《宋书》卷六四 《何承天传》：义旗初，长沙公陶延寿以为其辅国府参军，遣通敬 于高祖⋯⋯ 《宋书》卷一 《武帝纪上》： (刘裕伐南燕)命兖州刺史刘藩、弟并州刺史道怜、 谘议参军刘敬宣、陶延寿，参军刘怀玉⋯⋯等，齐力击之。 从这三条史料所反映的情况看，陶延寿是先事桓玄，在刘裕起事之后，又转投刘裕。袁行 霈先生曾指出，陶潜先后五次出仕，其中二、三、四三次尤值注意。他经过考证，认定这 三次分别为桓玄、刘裕和刘敬宣。①这样两人的经历不谋而合。这其中所暗示的陶氏在晋 宋之际的政治动向很值得我们玩味。 东晋政治，具有很强的地域色彩。前面谈过，孙吴以来，江南政治中心一直在三吴， 形成以三吴豪族为核心的统治层，其他地域的人物则多被排拒在外。东晋一朝大致仍然如 此，只不过统治核心为北来侨人高门所把持。对于这种状况，荆、江一带的豪族自然心有 不甘。《晋书》卷六五 《王导传》载，苏峻之乱后，建康 “宗庙宫室并为灰烬，温峤议迁 都豫章，三吴之豪请都会稽，二论纷纭，未有所适”。最后王导力排众议，以为 “镇之以 静，群情自安”，众论方息。隐藏在迁都事件背后的，正是地方豪族对政治利益的追求。 桓玄乘时而起。桓玄能够代晋的原因，祝总斌先生指出与桓玄北来高门的身份有关。 在东晋末年高门士族走向没落的趋势中，桓玄成为他们继续维持自己政治地位的希望所 在。②我赞成此说，不过还想再说明一点，桓氏在荆楚数十年的经营，使其所具有的荆江 地域色彩，也应是他获得短暂成功的原因之一。《宋书》卷五o 《胡藩传》：“义旗起，玄 战败将出奔，藩于南掖门捉玄马控，日：‘今羽林射手犹有八百，皆是义故西人，一旦舍 此，欲归可复得乎!⋯ 桓氏所具有的荆江地域色彩，对于荆江豪族来说，是具有极大的政 治吸引力的。所以我们看到，晋宋之际他们很多都有过先参桓玄幕府的经历。陶延寿与陶 潜的选择，不过是其中普通的两例而已。 荆、江豪族在桓玄败后，纷纷倒向刘裕。但是他们在刘宋新朝，并未因建有军功而使 地位改善。陶延寿很早便与刘裕 “通敬”，又随其南征北讨，但刘裕上台之后，未见他在 新朝有何作为。豫章胡藩为刘裕出生入死，至死不过太子右卫率之职。③这种北府集团排 ① 袁行霈：《陶渊明与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对陶潜出仕经历的争论，可参许逸民校辑 《陶渊明年谱》。 ② 参祝总斌 《试论东晋后期高级土族之没落及桓玄代晋之性质》，《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③ 《宋书》卷五0 《胡藩传》。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32 中 国 史 研 究 2002年第4期 抑其他阶层的政治现实，我想才是陶潜辞官归隐的真正原因。他大概也意识到，以自己江 州土著的身份，很难有机会在新朝获得大的发展。 陶潜本想乘晋宋之际的政治动乱而有所作为，在这种现实下，他愤而退隐了。退隐之 后，他又非常失落，《命子》诗云： 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敦谓斯心， 而近可得。 肃矣我祖，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于穆仁考，淡焉虚止。寄迹风云， 冥兹愠喜。 这种强烈的门第观念，①使我们感觉到他在怀念祖先勋业的同时，也留露出一种深深的怅 惘与怨恨。同样的情绪，我们在读他的 《咏三良》、《咏荆轲》、《读山海经十三首》以及其 他的很多诗文中，都可以很强烈地感受到。如他在 《感士不遇赋序》中感叹道：“昔董仲 舒作 《士不遇赋》，司马子长又为之。余尝以三余之日，讲习之暇，读其文，慨然惆怅。” 由于功名不就，他在田园诗歌的恬静里，也每每表现出一种自责式的苦闷，《杂诗十二首》 其一云：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 去；值欢无复娱，每每多忧虑。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如。壑舟无须臾，引我不得 住。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 这种苦闷情绪背后所蕴藏着的，正是我们不厌其烦所要说明的东西。从 “猛志逸四海”到 “未知止泊处”，这恰好体现了寻阳陶氏文化心理的变迁。我想就以此诗作为本节的结束。 至此，我们大体完成了对东晋寻阳陶氏历史的考察。关于陶氏家族的这一变迁，宋人 王质曾有一段评论，他说：“陶氏自侃以武功擅世，后裔稍袭故风，多流乱歧。盖折翼之 祥，发之旁派，传淡，传君 (按：陶潜)父子，皆以隐德著称。侃女适孟嘉，嘉女适君 父，是生君。其气所传，造化必有可言者。”②这样理解应该说还是大体得当的。 然而，陶氏的这种变迁，意义又不仅如此。韩国学者朴汉济先生曾经特别提出 “侨旧 体制”作为理解东晋南朝史的关键。③其观点我以为值得重视。而本文所说的寻阳陶氏就 恰好处在 “侨旧”问题的中心点上。以往对南方士族的研究，多集中在三吴。本文特别标 举寻阳陶氏，就是想说明在这样一种政治体制下，处在政治边缘的江南寒门士族的命运。 观察陶氏在东晋百年间由武入文，由军功到隐逸的历程，使我们对这一问题有了更深的理 解。从这个方面讲，陶氏家族的变迁，也就具有了超出其自身的意义。 [作者魏斌，1976年生，武汉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01年 11月 10日 ① 关于陶潜诗中的门第观念，参逯钦立校注 《陶渊明集》附录一 《关于陶渊明》，第207—213页。 ② 王质：《栗里谱》．载许逸民校辑 《陶渊明年谱》，第 1页。 ③ 朴汉济：《“侨旧体制”的展开与东晋南朝史——为整体理解南北朝史的一个提议》，载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 会编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21—39页。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