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用老鲧治水和大禹治水的故事

本节用老鲧治水和大禹治水的故事 本节用“老鲧治水”和“大禹治水”的故事，来揭示东西文化如何看待私心，进而影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 大禹治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传说。中国远古的尧舜时代，洪水泛滥，民不聊生。尧(约前 2356-2255年在位)命鲧率众治水。鲧的思路是，水害由水而来，无水就无水害。鲧治水九年，兴师动众，四下堵塞水源，以期不再有水，从而不再有水害。可事与愿违，水堵不住，洪水更为肆虐，百姓怨声载道。舜(约前 2255-2205年在位)继尧位后，杀鲧以平民愤，命鲧的儿子禹顶父职继续治水。禹由父死得到的教训是，退水不能在堵塞水的来源上用心思，而只能在疏导水的去处上下功夫。禹治水十三年，“以黄龙曳尾引导于前，疏通水道;玄龟背负青泥跟随于后，填塞洼地。”洪水终于退去，民得以平土而居，禹被尊为“大禹”。禹治水成功，声望如日中天，得舜禅让，建立夏国。中华民族从此由部落时代进入国家时代(在这个意义上，禹为中国之父)。 禹(约前 2205-2197年在位)以来，已四千年有余。悠悠岁月，中国又发生了无数次的大大小小的水患。从史籍上看，似乎从来没有谁要重新使用鲧的方法治水，所有人都是在禹的治水方法基础上不断加以改进。即使在今天世界上最现代化的治水技术，也没有否定大禹治水方法的基本思路。也许有人会这样想，禹的方法没什么了不起，鲧实在是太愚蠢了。确实的，我们可以嘲笑鲧，但我们却不可以不推崇禹。治水方法从堵塞来源变为疏导去处，看似简单，实则却是观念上、操作上、成效上翻天覆地的大革命。 中国文化“私”论:鲧治水 所谓“私”，其涵义有约三十种之多，但其最主要最常用的涵义是这样两个，一是“个人”;一是“利己”。 为什么说“私”如水,第一个原因在于，它是人的天性、人的本能，象水一样是堵塞不住的。但中国主流正统文化从古到今对于“私”一直用的是“鲧式方法”，试图把它从人的内心里除掉。 中国文化对于“私”的全盘否定，是基于这样的推论: 第一，个人不如大众、社会、国家重要。孟子说“公事毕，然后治私事。” (《孟子?滕文公上》) 第二，利己一定害人，私为万恶之源。管子说“私意者，所以生乱长奸而害 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管子?明法解》) 吕不韦说“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三者皆私设，精则智无由公。智不公，则福日衰，灾日隆。”(《吕氏春秋?序意》) 《宋史?杜范传》说“致弊必有原，„„其原不过私之一字耳。” 清人戴震说“私也者，其生于心为溺，发于政为党，成于行为慝，见于事为悖、为欺，其究为私己。”(《原善》) 第三，从修身到平天下都必须除私。《书?周官》说“以公灭私。” 荀子说“言君子之能，以公义胜私欲也。”(《荀子?修身》) 管子说“民多私利者，其国贫。”(《管子?禁藏》) “故法度行则国治，私意行则国乱。”(《管子?明法解》) 商鞅说“国乱者，民多私义。”(《商君书?画策》) 《战国策?赵策二》说“子用私道者家必乱，臣用私义者国必危。” 《淮南子?主术训》说“公道通而私道塞。” 韩非说“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韩非子?饰邪》) 朱熹说“公正无私心。”(《朱子语类?卷七二》) 荀悦说“厉其公义，塞其私心。”(《汉纪?惠帝纪》) 明人高攀龙说“圣贤千言万语，皆说人身心上事。诚能因其言，反求之身心摆脱私累，则身心皆天理矣。”(《薛文清文传》) 在中国语文辞义中，“私”作“个人”用有时候是不褒不贬，但在很多时候是贬意的;“私”作“利己”用则毫无疑问在任何时候都是贬意的。更进一步的是，本来“私”的定义只是“个人”、“利己”，但“私”的推论却成了“害人”。以致现在中国人听到说到见到写到“私”字，联想到的多半是其推论而不是其本来的定义。 中国文化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推论呢,大约是因为中国社会长时期处在一种原始状态农业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之中，物产贫乏，社会成员的起码生存条件都受到威胁。在这种状态下，某个人要满足自己的利益，往往会损害到别人的利益。比如两个人，只有可供一个人吃饱的饼子，谁要吃饱，另一个人就要饿死。 因此，中国文化就一直是在“抑私”(“克己”)上下功夫(鼓励人们牺牲自己，让别人吃饱)。也因此，中国文化在经济上就一直是在“抑商”上下功夫(中国文化的“抑商”，有政治上的原因，这一点有学者作过。但意识形态上认定“从利己目的出发而进行的市场活动必然造成害人的后果”这种观念，恐怕是更为深层更为根本的原因)。中国文化里关于“私”的这种意识形态与经济活动的互动(互为原因，互为结果。到底谁是初始的终极的原因，难以判断)，演变 至今，就是中国目前道德低落与经济落后的并存。 这与鲧治水的后果是完全一样的，堵塞水源使得既不能享受更不能增进水之利，也不能减缓更不能消除(反倒是加剧)水之害。 西方文化“私”论:禹治水 为什么说“私”如水,第二个原因在于，它象水一样既可以害人，也可以利人。其害必须加以约束，其利必须予以发挥。 这正是禹治水的方法。禹否定了其父鲧堵塞水源的治水方法，但并不是“无为而治”，听任、放纵洪水四下为害。禹治水的方法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使水有畅快的通道，有充分的去处;另一方面，巩固堤坝、充填洼地，使水不泛滥于它的通道与去处之外。前一方面，是对鲧的完全否定，反其道而行之;后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则可以说是对鲧的继续。就象今天的黄河、长江，既要有通畅的河道，又要有巩固的堤防。假如大汛期间郑州堤坝或南京堤坝出现漏洞，当然需要堵塞。 中国主流正统文化关于“私”的推论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中国文化不如西方文化的根本所在。西方文化对于“私”的认识及操作，恰好是大禹治水的方法。 首先，充分尊重每一个人，充分尊重人的天性。每一个人都天生具有与他人同样的权利，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充分表露自己的私欲并尽力使之得到最大的满足。国家是为保护这种权利、提供这种机会服务的。而不是反过来，个人只是国家的工具。 其次，既利己又利人，“私为万善之源”。每个人的利己之心为各个人的行为及整个人类社会的活动提供了基本的驱动力。人们在相互交往(特别是市场的互通有无)中发现，利己与利人可以并存，通过利人反而可以得到更大的利己。利己之心加上市场所促进的分工与交换，使财富生产的效率大大提高，从而使每个人的私欲都得到更大的满足。经济学中“看不见的手”以及关于贸易活动的“相对优势理论”、“绝对优势理论”，为这种“双赢”的可能性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学术上的说明。具有基督教前身犹太教(此为西方主流正统文化的源头之一)传统的犹太人，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精明的商人，这一点大概是西方文化取向不同于中国文化的原始依据之一。利己可以不害人甚至可以利人，利人可以更为利己，这种“双赢”状态，是中国文化一直没有弄明白的。 最后，道德与法律在预防和打击“害人”上下功夫。说利己可以不害人，并不是说利己就一定不害人。从理论上讲，利己可以通过三种途径得到实现，一是害人，二是不害人也不利人，三是利人。西方文化并不否认“私”害人的可能性。与中国文化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中国文化是在杜绝“利己之心”上下功夫，而西方文化则是在减少“利己之心”所可能引发的害人后果上下功夫。进一步分析，造成害人后果的原因，也有三种，一是出于私心，二是出于无心，三是出于公心。中国文化在认定“出于私心一定害人”的同时，也认定“出于公心一定利人”。对于这两个假定，西方文化都是不承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