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穷碧落下西洋　动手动脚觅新知

上穷碧落下西洋　动手动脚觅新知 上穷碧落下西洋 动手动脚觅新知 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有两难，一难在于文字，如果不能直接阅读和使用相关国的文献，那么，要研究与相关国的关系史，还不如盲人摸象。因为盲人虽不能看，但毕竟还可以摸。如果不能阅读有关文字，连摸也摸不到。由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直线的，特别是在东西方航道打通以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双边关系往往还涉及第三国乃至多国。因此，深入研究两国关系史，仅仅有两种语言，还是显得不足，这也使许多人不敢涉及中外关系这一领域。中葡关系史是个大课题。以前虽然也有人进行过一些研究，但都在向前推进时遇到了语言障碍。黄庆华的外语功底很好，掌握法文和英文，同时也很谙熟中外关系史。他不仅有志于研究中葡关系史，而且很有信心和能力。研究中葡关系史，就必须懂得葡萄牙文。他因此决心到葡国一面学习深造葡文，一面查阅档案，广泛搜集资料，深入探索研究。“十年辛苦不寻常”!黄庆华不仅成为少数可以直接使用葡文文献的中国学者之一，而且给我们奉献了近150万字的皇皇巨著《中葡关系史》。 中外关系史研究的第二难，在于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长期以来，东西方各自在相对封闭和隔绝的地域里发展，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习俗、文化、哲学观和天下观。自从十五世纪东西方国家开始认真地接触以来，双方发生的冲突不仅仅由于物质利益，也在于不同的观念。冲突双方从各自的天下观出发，往往难于理解对方的“诡异”行为。中国人的天下观，最高境界是天下大同。皇帝自认为是“天下共主”，而“普天之下，皆朕赤子”，主张天下的人要和谐共生。而西方，特别是欧洲人，早就形成了“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观念。重商主义在那里有着久远的传统。中国与外国所向往的世界秩序是不同的。古代中国与外国的交流联系、冲突碰撞，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产生的。我们生在今日，要对古代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作出新的解释。这种解释，仅仅有了关于国家关系的现代理念，是不够的，还应该对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有深入的理解。而要实现这种理解，仅凭掌握异国文字同样是不够的，还需要角色转换，站在对方历史文化的立场上去理解对方，才会明白他们为什么会那样，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才能更深刻、更准确地解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掌握不同国家文化差异方面，黄庆华同样做了出色的工作。他在葡国期间，就注意细心观察葡人的思维方式和活动，了解和探究卢济塔尼亚的民族特点，并将之与欧洲其他民族、与中华民族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因此，他在撰写这一皇皇巨著时，从叙述传统中国人的天下观入手，从葡萄牙人的探险精神入手，一步一步剖析自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开始直到1999年的中葡关系。 虽然葡萄牙人就在我们的家门口，虽然我们与葡萄牙人已经打了近500年的交道，但关于中国与葡萄牙国关系的许多具体问题，我们仍然说不清，甚至积非为是，以讹传讹。在这部《中葡关系史》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到黄先生关于史实的驳正，它的深入考证和悉心发掘，常常使我们感到云开雾散。不止于此。黄先生更注重中葡关系种种现的深层原因的挖掘。黄庆华在书中写道:朝贡制度，或日宗藩关系，是中国甚至东方的一种特有的封建体制，西方人一般没有这种概念。最初来华的西方人，特别是西方使节，他们在遇到这种新情况的时候，万般无奈，只能表示屈从，否则就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实现来华的目的。古老的朝贡制度在几经盛衰沉浮，艰难地维持了两千多年之后，终于在清朝末年西方列强大举入侵之时土崩瓦解。中国之所以会在清朝末年频频遭受外来势力的打击，国家的独立主权遭到严重的破坏的践踏，最终沦为受制于人的半殖民地，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清王朝统治者固守封建的“天朝上国”观念，囿于陈腐的“天朝体制”，而且，在自己不想主动地走向世界而世界已然闯入中国的情况下，仍旧不肯放弃(第73,74页)。 除此之外，黄庆华深知，研究历史，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首先需要厘清事实，要有考据功夫;其次需要有思想，需要有眼光。其中，知其所以然乃是史学的根本目的，所谓鉴古知今，就是建立在对历史的深刻思考之上的。因此，他通过悉心发掘和充分利用中、葡、英、法等文相关档案文献资料，对古代、近代、现代及当代的中葡关系，给予了深刻的 论述;尤其是对中葡关系中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疑团等，进行了认真梳理和客观解释，并且做出了公允的评价和令人信服的结论，例如: 一、关于葡萄牙民族 为了便于中国读者了解葡萄牙这个民族，准确地理解葡萄牙人的海外扩张活动及中葡关系的发生和发展，黄庆华在梳理和分析了大量西方文献资料之后指出:中世纪，欧洲大陆南端的伊比利亚半岛就是一个五方杂处之地，除了加利西亚人和卢济塔尼亚人，即所谓“土著”，还有自公元前一千多年接踵而至的其他移民，如克尔特人、腓尼基人、希腊人、犹太人、罗马人、阿拉诺人、汪达尔人、斯维汇入、西哥特人、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等等。后来的所谓卢济塔尼亚民族，其实就是这千百年来血缘混杂、文化融合的产物。十二世纪初，葡萄牙人推翻了摩尔人数百年的统治，建立起欧洲大陆上一个较早的单一民族的国家——葡萄牙王国。其民族的特点，黄庆华在“绪言”中这样写道:“卢济塔尼亚民族是一个刚柔并蓄、讲求实际的民族，既敢于冒险征战，又善于委曲求全”。这是他花费近十年时间对千百年来葡萄牙人的活动进行认真考察和反复研究之后得出的既公允又平实的结论。 二、葡萄牙海外扩张缘起 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中国学者极少探讨的一个问题。黄庆华从客观条件和主观愿望两个方面，向中国读者揭示了葡萄牙人海外扩张的起因和发展。他指出:葡萄牙面向大海的地理位置及其相对贫瘠且面积十分有限的土地，使葡萄牙人很快意识到，既然没有能力向东北部邻国进行领土扩张，就只能把未来发展定位向浩瀚的大海求索。十五世纪中叶，葡萄牙人打造出适合远涉重洋的三桅帆船，并在船上架起火铳。从此，葡萄牙人不仅不再畏惧海盗的劫掠，而且还在远洋贸易中，肆行抢夺。葡萄牙人就是从这时起，凭借其长期积累的天文、地理知识和航海经验，以及较为先进的武器装备，在罗马教皇的支持下，驾驶三桅帆船，乘风破浪，开始了走出大西洋的伟大尝试，进行海外殖民扩张和掠夺。从国王鼓励乃至亲自率武装船队到海上抢劫，然后对“战利品”进行分配这一点上看，国王既是最大的海盗，又是最大的窝主。当时的葡萄牙人，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他们都不认为海上抢劫是一种可耻行为，而是把它看作为国王效劳，是荣耀之举。十四世纪末、十五世纪初，葡萄牙的海外扩张仅局限于大西洋。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欧洲至印度的航线被彻底开通，葡萄牙的扩张开始逐步向印度洋和太平洋发展，其继续扩张的目标和目的更加明确，即除了寻找和占领黄金、香料及宝石出产地，还要垄断东西方海上贸易、建立葡萄牙东方帝国。 至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早期海外扩张与“地理大发现”的关系，国内外的学者都曾指出“发现”和“扩张”实际上是同义词。所谓“发现”，就是到本土以外去寻觅土地，以及所“发现”的土地上的黄金、宝石、香料和奴隶。“地理大发现”不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