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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最近的新闻评论192 最近的新闻评论192 蒙尘的象牙塔，权力无监督就会有腐败 王石川 2013年05月20日10:17 来源:法制日报 手机看新闻 打印网摘纠错商城分享推荐 字号 5月10日18点32分,江西省纪委通报,南昌大学校长周文斌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记者获悉,有关部门调查周文斌违纪行为的线索之一,涉及到南昌大学新校区的基建项目。在周文斌涉案两年多以前,这所211高校已有基建部门负责人因在招投标中受贿,被司法部门调查审理(5月18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又一名大学校长落马了!早在两年前,中国社科院在《2010年中国教育蓝皮书》就提出,“高校已成为腐败犯罪新的高发区。”此非虚言,2009年,武汉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原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在基建工程中巨额受贿被捕。在此之前,落马的还有武汉音乐学院原副院长周世波,湖北美术学院原副院长李泽霖,武汉科技大学原党委书记吴国民、原校长刘光临,三峡大学原党委书记陈少岚,湖北大学原副校长李金和„„这些湖北的相关高校腐败案,如此之多,令人惊愕。 高校本是象牙塔,是教书育人、培养国之栋梁的地方,为人师表者本应学高为师、行高为范,是培养学生人文精神、引领社会道德的群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实中,不少高校早已不是净土,大学精神萎缩,高校确已成为腐败犯罪新的高发区。这是为何? 一方面是有机会腐败。今日之高校已非往日之高校,换言之,在现实语境中,高校已非清水衙门。“油”在何处?近年来,大量高校开始大跃进式地大兴土木,扩大校舍规模,这就留下了极大的寻租可能和空间。 高校扩招也一年甚过一年,在教育资源仍然紧缺的情况下,招生资源就是一块硕大的肥肉。此外,高校在采购和后勤上也非比以往,有巨大的采购项目,也容易让人心旌招摇、蠢蠢欲动。在巨大利益面前,那些握有权柄的人难免想染指一番。 纵观高校腐败,正是集中在四大领域:基建、采购、后勤和招生。事实确实如此,武汉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原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等人的腐败毫无“创意”,皆是倒在基建腐败上,周文斌也是涉嫌基建腐败。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落马的高校负责人,七八成以上因在基建工程招标时受贿。显然,随着高校可调配资源、可支配资源的机会增多,随着高校参与市场的机会和活动越来越多,以及随着高校的基建越来越多,如果不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高校腐败并不让人意外。 另一方面,权力过大、约束过少是高校负责人腐败的另一原因。有学者称,“权力过大,制约过小,高校内部的财务管理像个自成一体的小社会。”当然,高校负责人权力大、制约少既与监督失效有关,也与监督部门“鞭长莫及”有关,武汉的教育部所属高校,在十堰、恩施等武汉外市州的省教育厅所属高校,主管部门“鞭长莫及”,而当地教育、财政部门“既管不了它的帽子,又管不了它的票子”。 一般来说,权力集中,并不等于高校负责人就一定腐败,但权力太集中,而失去必要的监督,势必容易腐败,这是不容回避的常识。以周文斌为例,从2002年12月至2005年4月,南昌大学党委书记的位子一直空缺;从2005年4月至2007年2月,周文斌一度党委书记、校长一肩挑。而从2002年至2007年,南昌大学前湖校区的大部分基建项目主体工程都是在此期间建设的。大权在握,又常在“河边走”,能不湿鞋? 高校基建又见腐败,警钟为谁而鸣?丧钟又为谁而响?毋庸讳言,周文 斌绝不是最后一个落马的高校负责人。如果权力仍然集权化,而运作依旧不透明,监督过于疲软的话,谁会是下一个“周文斌”? 非法强拆之下难言共识与“谅解” 杨耕身 2013年05月20日08:57 来源:新京报 手机看新闻 打印网摘纠错商城分享推荐 字号 只有回到法治的精神上来，社会共识才可能产生，官民谅解才可能实现。 2010年10月，宜黄官员李昌金以“慧昌”的笔名，以《透视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投书媒体，其中提出“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人人都是强拆的受益者”等观点，一度掀起舆论的惊涛骇浪。如今两年多过去了，在剑拔弩张的嘴仗平息之后，媒体记者找到了李昌金，回过头再重新探讨与思考文章的说法，以及交流他对于当下中国农村现状的各种看法。 在专访中，李昌金拒绝接受“宜黄官员”这个身份标签，却又表示“我很愿意代表宜黄官员发声，甚至代表所有基层干部发声。”他认为媒体过度放大了“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却又不无自得于湖北省一位市领导的说法，“我敢说国家大多数的重大工程，都是强拆做成的。”他自诩为忧国忧民的人，但在批评公众总是站在被拆迁者一方时却表示，“那是因为人人都想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借此获得一点可怜的道德优越感”，并断言是“仇官心理作祟”。他在表示“包括强拆在内的强制性措施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时，似乎也全然忘了中央一再反对强拆，而宜黄强拆亦未经法院授权。 事实上，这位自称生活在江西小县的“孤独的思想者”，终究没有回答的一个问是，面对2010年“9?10”强拆导致的宜黄钟家一家数口烧死烧伤恶性事件，他如何为“人人都是强拆的受益者”这句话自圆其说,而当他在坚称“基层干部并非都是他们想象那种只会鱼肉百姓、无所作为的酒囊饭袋，他们当中，不乏一批有思想、能作为，忧国忧民、铁肩担道义的仁人志士”之时，让人不禁想起他在向媒体投书时，对时任宜黄县领导的大加表扬。然而，那场惨烈的自焚事件真的就是这些仁人志士所为,他们在事后所导演的上演抢夺尸体、对钟氏姐妹围追阻截一幕幕，真是有思想、能作为的表现, 李昌金呈现给我们的，是如此混乱的逻辑，无法自圆的辩白。应当看到，宜黄事件以来，人们对于“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的口诛笔诛，不仅基于更多被强拆者付出的血与生命的代价，更因为人们没有办法去直面这样一个可以无视法律、为了发展不惜一切的“新中国”。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却又不得不承认，“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所意味的非法强拆，视人命如草芥的做法，在一些地方未必不是一种现实存在。由此而言，李昌金也许真是那个“戳穿皇帝新装的孩子”，不过这个“孩子”更多的只是向公众指出了，一些地方在“以民为本”“公共利益”旗号之下真实的扭曲与疯狂。 李昌金表示，“官民之间应当达成某种程度的谅解。”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作为强势一方的地方官员总是无视作为弱势一方的“民”的利益甚至生命，如果巨大的铲车总是不由分说地开向公民的房屋，那么谅解如何达成,而如果我们对于公民权利及公权力行使仍缺乏一种基本的认知或界定，仍然坚持“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那么一个新的社会共识又如何能够达成, 李昌金式的逻辑及其“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观点，或许可以成为一个时代的背书，却终究无法指出一个关于社会压力或社会情绪的释放与出口。显然，我们只有回到法治的精神上来，社会共识才可能 产生，官民谅解才可能实现。 令汪洋痛心的软肋 国民教育当从知耻始 李泓冰 2013年05月20日08:37 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手机看新闻 打印网摘纠错商城分享推荐 字号 用三十余年创造了经济奇迹的中国，有一个软肋，一触即痛——那就是国人的文明素质。 汪洋副总理痛心疾首了。在国务院召开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电视电话会议上，汪洋指我国旅游消费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越来越多居民出国旅游，部分游客素质和修养不高，公共场合大声喧哗、旅游景区乱刻字、过马路时闯红灯、随地吐痰等不文明行为，常常遭到非议，“有损国人形象，影响比较恶劣”。 这是一个令国人汗颜的顽疾。在海外，往往见到公共场所仅用中文书写的告示，“请不要大声说话”、“请排队”、“请不要拿走”„„身为中国人，实在无地自容。 崇尚温良恭俭让的礼仪之邦，怎会走出如此众多的无礼之人, 我们五千年的文化底蕴很厚重，也很沉重，五四后经历了相当长的文化反思，试图去芜取精，革故鼎新。在三十年的一瞬中，先经历了“文革”后造成的信仰崩塌，继之以物欲带来的拜金狂潮，厚重的文明有被切割得轻薄的危险，谦谦君子之风也渐渐颓然倒地。中国在世界面前从古老到新生，在现代化的路上疾奔，化蛹成蝶，凤凰涅槃。当“蛹”的不完美袒呈于外面的世界，必须经历反省、修正并升华的过程，才会拥有“蝶”的自信、坦然与翩翩风度。这反省、修正、升华 的过程，只能靠坚持不懈的国民教育完成。 国民教育，向为志士仁人所重。梁启超称“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鲁迅先生为国民性改造呕心沥血;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也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我们其实也有过经由教育抵御不文明行为的成功经验。 当年上海世博会甫一开幕，就有不少唐突的、有违基本公德的镜头:插队、攀爬、吵架、哄抢礼品、冒充残疾人入场、乱扔垃圾甚至纵容孩子随地大小便„„随即有游客在网络、媒体进行反思，在争论甚至争吵中，人们得出共识——“从我做起”。后来，周到的服务、人性化的管理、志愿者的耐心，让秩序走向井然，插队行为顿成“过街老鼠”。甚至诞生了一个在全世界范围都堪称奇迹的景观——排队七八个小时，不为果腹或任何物质欲望，只为看一场来自异邦的十几分钟的电影，只为片刻的精神享受和高科技洗礼。这发生在一直被诟病没有排队习惯的中国人身上，足以感动世界。 这是一种自发的、初步的国民教育。国民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如果将公民道德教育引向深入，让家庭、学校和社会都参与进来，媒体更责无旁贷地以海外国人形像为契机，引发对国民素质的新一轮研讨，从公民道德层面向现代意识、开放意识、责任意识拓展深化，同时辅之以《旅游法》等法律的制约，国民素质改善，仍有希望。 纷纷走出国门的中国游客，好奇地睁眼看世界，而世界也好奇地通过中国游客睁眼看中国。我们曾经花大价钱在纽约时代广场播放中国形象宣传片，其实，每一个出游的中国人，是更加真实、影响更广的国家形象代言人。 知耻近乎勇，国民教育之迫在眉睫，寻找差距且放下自我中心的架子，破除习惯性掩盖缺失的“面子思想”，勇于学习别国的长处，时时提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需要坚忍的努力，并重塑国家形象。此其时也。 转作风，领导干部要有“看齐”意识 恺 理 2013年05月20日17:31 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手机看新闻 打印网摘纠错商城分享推荐 字号 “风气好不好、主要看领导”。“领导干部行得端、走得正，才会有‘向我看齐’的底气。”刘云山同志日前在中央党校春季开学典礼上的这句话，可谓一针见血地点出当前作风建设的关键。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高度重视党的作风建设。从中央政治局制定改进工作作风的八项规定，到国务院新班子对三公经费“约法三章”;从治理舌尖腐败，到提倡真话实话短话，自上而下掀起的这场“作风风暴”，收到很大成果。然而，在一些地方，积习还难根除，花样还在翻新，转作风面临能否持之以恒、如何继续深入的考验。作风建设的“穴位”在哪里，要害在哪里, 显然，领导干部就是这些问题的“关键”。 本质上说，转作风是对权力的规范。有普通干部群众这样说，“我就算想腐败，也没腐败机会。”话虽调侃，却道出了不良风气与权力间的关系。 铺张浪费、奢侈挥霍为何屡禁不止,就与一些领导干部的奢靡习气不无关系。一些人不是想着怎么为百姓干实事，而是沉迷于要待遇、比 规格、图享受。 官话套话、假话空话为什么盛行,就是因为看到“真话危险、虚话保险”，尝到“编了许多谎，却得了头等奖”的甜头。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让这些不良积习一级一级传染下去。这样的领导干部，非但不能让群众“向我看齐”，反而会被群众“看不起我”，甚至深恶痛绝。 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风气好不好，领导负有很大责任。文山会海、奢侈浪费、迎来送往，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这些问题，说到底，根子就在干部作风不正上。领导干部既是不良风气的受害者，也是不良作风的制造者。所以，如果总是强调“风气不好与我无关”，认为“转作风是别人的事”，总是把不良积习推在别人身上，把作风要求盯在他人身上，不从自己身上找问题，不注意“防风”与“整风”，这，本身就是领导干部的不良作风，需要摒弃纠正。 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其身正，才能不令而行。对领导干部来说，这是底线要求，也是最高要求。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下级在学，群众在看。只有自己立得正、行得端，带头不搞排场、不破标准、不超标配置，事事简朴、处处节约、调研务实，说起话来才有底气，要求别人才有勇气，查处问题才有正气。 作风好不好，主要看领导，还有另一层意思。 有句话说，手电筒举多高，照亮的范围就有多大。不良作风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抓一抓有好转，松一松就反弹。如果不能认清当前的形势任务，不能明白作风建设关系民心党心，只是把改作风当作一场临时运动，甚至认为是在“小题大作”，思想上肯定会松懈，行动上一定会敷衍，作风建设也势必会变成“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的形式主义。这样的转作风，就白了也就是“吹吹风”，最后成 了“一阵风”。 其实，本届中央领导就是最好的“风向标”。外出考察尽量不封路，开会讲话带头实打实，基层调研轻车简从，反对浪费毫不手软，不仅传递了作风建设的坚定决心，更赢得了群众的真心赞扬。中央领导率先示范、以身作则，各级领导干部是不是也该“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认真向中央看齐，也让普通干部和群众向自己看齐呢, 打通千门万径破解“最难就业季” 储朝晖 2013年05月21日08:44 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手机看新闻 打印网摘纠错商城分享推荐 字号 每年的这个季节，高校毕业生都面临着就业的烦恼，今年尤甚。 699万这一史上最多毕业生同时就业的严峻现实，促成了今日的“最难就业季”。 如何破解这个最难就业季,我们要先深入分析当下就业难的原因。 数据显示，在中国有76.5%的大学生愿意考公务员，而在美国仅3%，在法国是5.3%，在新加坡只有2%。数据还显示，每年正常被辞退的公务员占总数的比例为0.05%左右，而一般正常企业的淘汰率在5%到15%之间。这确实是中国差序就业状况的一种典型反映。 实际上，从当公务员到进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留北上广到下基层、小微企业或自主创业，各种就业渠道的门槛高低各不相同，就业回报、发展前景也大相径异。而门槛越高的机会越少、进入越难，获益却越 多，因而家长和毕业生都趋之若鹜，形成典型的倒金字塔型差序就业选择环境。 所以，一些学生和家长的就业观，也就逐渐陷入一种误区，显得有点急功近利和短视。他们仅看到当下的就业结果，而很少去关注个人长期的成长和发展机遇。因而一叶障目，只盯着自己相中的机会，“除却巫山不是云”，宁可不就业，也不再去考虑其他形式的就业机会或职位。 正是这种倒金字塔型的多层差序就业选择环境，以及一定的就业观念误区，加剧了“最难就业季”的形成。理论上即使有很多就业就会，而实际失业率还是会居高不下。 因此，破解“最难就业季”难题的当务之急，是政府应把重点放在建立公平公开、机会均等、回报相当的整体就业环境上。要尽可能去拆除各种现存的就业壁垒，缩小各种就业机会之间的差距，让各种就业机会之间的起点更为平等，避免年龄、性别、学校、学历、区域、生源地歧视。还要为到基层、小微企业或自主创业的人提供更多便利或支持，让人感到自主创业、到基层小城市去工作并不会比当公务员有太大差别。同时，企事业也应严格依据岗位需求，选择能力相符的就业对象，不能招个清洁工也要求硕士毕业。 这样从多方面去切实保障就业者的合法权益，才能彻底打通千门万径，实现就业机会的可持续和各行业平衡的增长。从长期看，高校也应该把招生作为学校就业工作的起点，充分了解社会需求，调整好自己的专业，在教学过程中就培养学生的创业能力。 其实，就业难是个常态，存在多年积累的延续性。僧多粥少，工作职位不够充足，是现当代社会的一个必然。通常，在就业机会减少的态势下，社会要求政府包揽一切的倾向也会抬头。但在市场经济环境下， 工作机会和整体的经济发展环境息息相关，只能主要去依靠市场自由调节。政府和高校，不应只盯着就业率数据，仅仅立足于解决当下一年两年的问题，而直接利用行政权力或公共资源去安排学生就业。 史上大量的前车之鉴也表明，政府若不是去立足于创设公平、开放的就业环境，而是直接插手就业，强制用人单位接收就业者，其结果一定是拔苗助长，使就业情形更糟。 值此就业困难之际，我们必须实事求是，遵从规律，扩大自由开放的就业市场，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出发，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放松市场管制，让创造力尽情迸发，让创新者尽可能不受到阻碍，就业的千门万径便会逐渐洞开，就业难才不会成为一个长期难解的“顽症”。 政府还可以从更大范围去打破行业垄断，建立更有法治保障的市场经济，增强市场的内向自由、开放程度，这是大幅提高人力资源需求的关键，也是增加就业机会的一个关键。最近中央政府做出的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然而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还需要持续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