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历史上

在清代历史上 在清代历史上，雍正即位始终是一个引人注目而又难以解决的疑案。他本人特别强调两点:其一，他与兄弟宗室绝无仇怨，按照康熙的遗令，合理合法地承继大统。其二，所谓十四皇子说不过是他继位前后，一些对他不满的生事惑众的谣言。他说，“皇考深知朕从无偏党，欲保全尔诸臣名节，故命朕缵承大统。”(《上谕内阁》，雍正元年四月十八日)他指责兄弟及大臣“(自继位)百日之内，淆乱朕心者百端”(《上谕内阁》，雍正元年二月初十日)。对第一点，清史学界已有诸多讨论，并有截然对立的结论。一部分学者接受雍正的说法，认为他是合法即位;另一部分则针锋相对，认为雍正是篡权夺位。至于雍正强调的第二点，则甚少有人置喙。其实，后一问同样至关紧要。在康熙去世前，雍正的政敌究竟制造了什么样的流言，北京城上层人士究竟是如何看待康熙的接班人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有助于了解雍正即位时清廷内部的力量对比，对理解雍正即位后的权力斗争不无助益。当然，这个问题比前一问题更难解决。对前者，我们尚可从康熙乃至雍正留下的诸多文献，做大胆的假设和推理。而后一问题，除了雍正及其手下过滤过的文献，再无其他第三方的材料来勘对官方文献的可信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清史专家金承艺先生继孟森先生之后，对雍正即位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索，所著《清朝帝位之争史事考》，去年由中华书局出版。金著于雍正继位问题用功至勤，所著论文，如集中所收《一项有关清世宗是否夺位的重要问题之探讨》，透辟，视角新颖，但在材料上，同它前后著作一样，仍局限于清廷遗留的史著和档案。这也可以想见当日雍正及其臣僚删毁文献之彻底。 值得庆幸的是，十八世纪的雍正皇帝可以在国内控制文献，却无法清除域外史料。英国医生约翰?贝尔(JohnBell)的《从俄国圣彼得堡到亚洲诸地的旅行记》(TravelsfromSt.PetersburghinRussiatoVariousPartsofAsia,1806年版)，让我们有机会从其他来源审视康熙去世前北京城内出现的有关皇位继承的动态，从新的视角思考谁是康熙选定的继承人。贝尔，英国医生，出生在苏格兰，1718年作为沙皇俄国派遣的伊兹马洛夫使团成员，在京逗留三个多月。他对东方和中国兴趣浓厚，接到俄国政府的邀请后，欣喜若狂，把这次出使中国的机会视为上帝对他的厚赐。他和使团从圣彼得堡启程，穿越欧俄和西伯利亚，于西历1720年11月18日，也就是康熙去世前近两年，到达北京，在那里逗留了三个多月，于次年3月2日离开北京(页361)。 在清代历史上，雍正即位始终是一个引人注目而又难以解决的疑案。他本人特别强调两点:其一，他与兄弟宗室绝无仇怨，按照康熙的遗令，合理合法地承继大统。其二，所谓十四皇子说不过是他继位前后，一些对他不满的生事惑众的谣言。他说，“皇考深知朕从无偏党，欲保全尔诸臣名节，故命朕缵承大统。”(《上谕内阁》，雍正元年四月十八日)他指责兄弟及大臣“(自继位)百日之内，淆乱朕心者百端”(《上谕内阁》，雍正元年二月初十日)。对第一点，清史学界已有诸多讨论，并有截然对立的结论。一部分学者接受雍正的说法，认为他是合法即位;另一部分则针锋相对，认为雍正是篡权夺位。至于雍正强调的第二点，则甚少有人置喙。其实，后一问题同样至关紧要。在康熙去世前，雍正的政敌究竟制造了什么样的流言，北京城上层人士究竟是如何看待康熙的接班人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有助于了解雍正即位时清廷内部的力量对比，对理解雍正即位后的权力斗争不无助益。当然，这个问题比前一问题更难解决。对前者，我们尚可从康熙乃至雍正留下的诸多文献，做大胆的假设和推理。而后一问题，除了雍正及其手下过滤过的文献，再无其他第三方的材料来勘对官方文献的可信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清史专家金承艺先生继孟森先生之后，对雍正即位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索，所著《清朝帝位之争史事考》，去年由中华书局出版。金著于雍正继位问题用功至勤，所著论文，如集中所收《一项有关清世宗是否夺位的重要问题之探讨》，分析透辟，视角新颖，但在材料上，同它前后著作一样，仍局限于清廷遗留的史著和档案。这也可以想见当日雍正及其臣僚删毁文献之彻底。 值得庆幸的是，十八世纪的雍正皇帝可以在国内控制文献记录，却无法清除域外史料。英国医生约翰?贝尔(JohnBell)的《从俄国圣彼得堡到亚洲诸地的旅行记》(TravelsfromSt.PetersburghinRussiatoVariousPartsofAsia,1806年版)，让我们有机会从其他来源审视康熙去世前北京城内出现的有关皇位继承的动态，从新的视角思考谁是康熙选定的继承人。贝尔，英国医生，出生在苏格兰，1718年作为沙皇俄国派遣的伊兹马洛夫使团成员，在京逗留三个多月。他对东方和中国兴趣浓厚，接到俄国政府的邀请后，欣喜若狂，把这次出使中国的机会视为上帝对他的厚赐。他和使团从圣彼得堡启程，穿越欧俄和西伯利亚，于西历1720年11月18日，也就是康熙去世前近两年，到达北京，在那里逗留了三个多月，于次年3月2日离开北京(页361)。 在京期间，贝尔和使团其他成员一道，多次受到康熙召见宴请。此外，他还和康熙皇帝的诸子诸孙、朝中王公大臣、在京的耶稣会士、来华的朝鲜使臣、入京的孔府家人，都有来往。他不仅参观皇宫王府，还访问北京的市场店铺，观察中国商人讨价还价的方式，记下满汉军民互相对骂的细节。贝尔长袖善舞，擅于交际，在短时间内就在中国人中交下几位好友。他的旅行记展示了一个繁荣文明程度在他眼里不逊于同时代西欧大都市的北京，与七十多年后另一位英国使臣马嘎尔尼对中国的观感大相径庭，是研究前工业革命时代英国人的中国观的重要文献。更重要的是，他在京期间，将康熙逝世前有关皇位继承问题的所见所闻记入自己的旅行记。当时在京外国使臣(如朝鲜燕行使)虽然不少，但只有贝尔留下了清楚明确的记录，而且如下所述，贝尔在京期间，多次参加皇帝和皇子为使团举行的各种宴会，他的记录很可能是从当日权力斗争的中心人物获得的，堪称有关康雍之际皇位继承问题的一手文献。 贝尔在自己的旅行记中清楚记录了在北京听到的有关皇位继承人的消息，“十四皇子勇猛善战，正在指挥和卡尔梅克人(当日西方人对准噶尔在内的漠西蒙古诸部的称呼)的战争，据说皇帝想让他继承皇位[itissaid,heintendsthefourteenthforhissucceffor(successor)]”(页342)。值得注意的是，贝尔尽管记录了这一信息，但落笔非常谨严，采用“据说”的方式。这与康熙去世前夕，一方面继承人选未定，继承问题讳莫若深，另一方面各派争夺加剧，有关消息纷飞的复杂诡异的政治形势十分吻合，这些都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贝尔记录的可信性。不过，贝尔的记述也引出更多的问题，一个从未到过中国，不通任何中文的英国人，仅仅在北京呆了几个月，何以会注意到继承人问题，何以会对中国政局，尤其是康熙去世前夕的复杂多端的皇位继承问题有如此准确的把握和了解,谁敢向一个不通中文，不明底细的外国人，谈论大清国最敏感的权力传承问题, 从贝尔的旅行记看，他的消息来源至少有三。其一是康熙本人。贝尔到京不久，就和使团成员受到康熙多次接见宴请。席间，康熙告诉使团成员，自己年事已高，按照自然规律，将不久于人世，他希望自己能平平安安的辞世(页290)。当然，从贝尔的记录看，康熙在接班人问题上，倒是口风极严，没有半点透露。不过，皇帝即使未说，他的话一定会刺激贝尔对权力继承问题的好奇心。能够满足他的好奇心，并成为他第二和第三个消息来源的，分别是在宫中的传教士和皇子皇孙们。根据贝尔的记录，康熙召见他和使团其他成员时，都有耶稣会士在场负责翻译事宜。而且事后，贝尔和西教士有很多私下往来，也会讨论这类问题。此外，他和康熙的皇子皇孙来往频繁，或许就是由于他们的帮助，贝尔对北京复杂朝局的理解，很快就超出入门的水准 贝尔进京后注意到，康熙有二十余子，“按年纪长幼，排为皇长子，皇二子，皇三子等”(页242)。第一位引起贝尔注意的皇子是康熙的三子允祉。1720年11月8日，贝尔进京前就见过同样进京的皇三子一行。不过，贝尔和皇三子没有直接交往，真正和贝尔有来往的是皇九子允禟。12月8日，康熙盛宴款待包括贝尔在内的俄国使团一行。次日，允禟就邀请使团成员到王府赴宴。宴会的奢华给贝尔留下深刻的印象，“规模盛大，几乎持续整整一天，席间有音乐、歌舞和戏剧相伴……各式佳肴，一道接着一道，川流不息地端上来”(页289-290)。当时皇十四子正在西陲，以大将军王的身份指挥作战，声望如日中天。如果允禟认为胜利指日可待，席间大胆透露点皇位继承的某些内幕，恐是再正常不过了。除皇子外，贝尔医生还和康熙的孙子打过交道。据他说，有一位十四岁左右的皇孙到使团驻地参访过(页280)。从现存材料看，皇十四子的两个儿子生于康熙四十七年，到贝尔来华时恰好十四岁。这位贝尔见过的皇孙可能是皇十四子之子，可惜，文献不足征，不能有更确切的结论。时下史家已经注意到雍正之子康熙之孙，即日后的乾隆皇帝与乃祖父的关系，甚至把康熙宠视弘历视为康熙选择雍正继承大统的因素之一。其实，皇十四子的两个儿子同样受到康熙的宠眷。根据清史学者杨珍发现的满文史料，允祯西征后，康熙特旨把他的两个儿子召至身边，亲自养爱。康熙对弘历的宠爱，究竟是哪一年，已经无证可察。或为雍正父子杜撰，亦未尝不可能。而康熙将十四子之子招致身边一事，从杨珍引用的满文史料看，就发生于康熙去世前不久。这位皇孙为何要到俄国使团驻地参访,或许是受乃祖乃叔热情款待西洋人的影响。 雍正在《大义觉迷录》卷四曾说，皇十四子的支持者在康熙去世前就广造舆论，声言康熙“欲传大位于允禵”(《大义觉迷录》卷四)，这也被贝尔的见闻所证实。而且，贝尔的记录说明，在雍正即位两年以前，北京城中有关皇十四子要承大位的消息已经广为流传，甚至传入在京外国人之耳。在康熙六十年初，也就是贝尔在京期间，立储问题已成禁忌。在这种背景下，皇十四子继位说何以会大行其市呢,这是否来自康熙本人的某种暗示,当接班人问题成为政治禁忌之时，他却容忍偏向某一皇子的小道消息肆意传播，把这理解为乐观其成，也是可以成立的。退一步讲，即使它不是来自康熙本人的一种暗示，甚至是因康熙年迈而未来得及阻止的，它的流传，也证明了皇十四子支持者之活跃。 有了贝尔提供的新材料，我们就可以重新理解雍正初年的权力斗争。从现存雍正上谕看，允禟在他继位之初，“敢公然于王公大臣面前，诅咒訾骂”(《上谕内阁》，雍正四年十月二十九日)。雍正明知诸弟不服，仍然好言相劝，继位几个月后，还安抚他们说，“朕承皇考大统，自临御以来，诸王大臣人人得享太平之福。朕并无此时姑且容忍，待一二年后渐加诛戮之心。”在和他兄弟的权力厮杀中，雍正在继位之初的两三年中，一直步步为营，软硬兼施，逐步削夺康熙其他皇子的势力和权力，直到雍正四年，他才最后采取行动，将允禟等人或打入监狱，或入监后暗害至死。他为何要容忍如此长时间，待到雍正四年才动手呢,真如其所言，顾念兄弟之义吗,根据贝尔书中的新史料，就不难看出，雍正继位之时，实际上是另有苦衷。首先，康熙委以十四皇子平叛重任，宠遇异乎寻常，使得他的支持者相信，皇位已经唾手可得，因而暗造舆论，宣称康熙已选定接班人，并拉拢人心，为登位做准备，使日后的雍正皇帝在舆论上处于不利的位置。而康熙的去世实属突然，并未如雍正后来所声称的那样，在临终时明确选定他为接班人，留给他继承大统的法理依据。因此，尽管雍正凭借隆科多的军事支持，迅速控制京师，瞬间夺取权力，但事属突然，不能短时间内让人心服口服，为解一时之 窘，雍正只得妥协，以争取反扑的时间。雍正继位初的尴尬处境，反过来又说明康熙钦定雍正为接班人的说法，确实大可怀疑。 最后一个问题，贝尔为何没有交代消息来源,这个问题或许与当日贝尔对北京的观感有关。在一些强调清朝闭关锁国的论者看来，1720年的北京或许更像世界主流信息外的孤岛。不过，贝尔的印象可能不会如此。在他逗留的三个多月，不仅和法国、葡萄牙、意大利传教士交往甚多(页295,296,297-300,303)，还见到教廷遣华使团的成员(页295)。一个英国人能在短时期内，在遥远的远东都市见到如此多西方人，他恐怕不会视北京为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封闭天地。当然，这固然与康熙对西教士的优礼，以及当日清廷和教廷围绕“礼仪之争”正在进行交涉的特殊背景有关。但是，无论如何，这会使他对清朝掌握西方信息的能力有与后人不同的估计。如果贝尔在他的旅行记中公布确切的消息来源，出版后很有可能为朝廷得知，对提供者无疑将是灭顶之灾。有鉴于此，他在这个问题上采用“据说”的方法，不失为一种保险而稳妥的方式。当然 英国医生约翰?贝尔在京期间，多次参加皇帝康熙和皇子为使团举行的各种宴会，他的记录很可能是从当日权力斗争的中心人物获得的，或为有关康雍之际皇位继承问题迄今尚未为人注意的一手文献。 从康熙十六年(1677年)初～战争形势开始发生战略性的转折。清军在经过短暂的退却和防御后～很快恢复了常态～在东南和西北两翼战场转入了进攻。康熙十五年六月～首先降服了王辅臣～西北叛军顷刻瓦解～四川叛军被逐回老巢～奄奄待毙,次年十月～耿精忠被迫投降～福建底定～台湾郑军被逐出大陆～盘踞江西、浙江的叛军亦告分崩离析。东南地区尽为清有。 在解决了西北和东南的叛乱后，清朝统治集团从全局重新部署。对吴三桂展开战略大包围:从东西两线逼湖南，向两粤进军，切断三桂的后路。同时，在内线即湖南战场，调兵遣将，准备发起总攻。同三桂实行战略决战的时刻正在迅速来到～ 为了实现这个战略，必须先解决两粤的问题。在广东方面，清军进展颇顺利。这实赖尚之信的配合与协作。他表面上投靠了吴三桂，实则以图自保。三桂对他并不放心，派了他信任的冯甦任广东巡抚、董重民为两广总督，授意他们控制和监视尚之信。但之信不为三桂出一兵一卒，也不跟清军交战，而是静观形势的变化，等待时机，迎接清军入粤。康熙十五年十二月九日，在耿精忠刚降后，尚之信看到清军形势好转，时机成熟，就派人携带他的一封密信，前去和硕简亲王喇布军前“乞降”。圣祖下敕谕一道，赞赏了他的行动，谅解他暂依三桂，实出不得已，“因事出仓促，致成变异”，他对之信“深为恻悯”《清圣祖实录》，卷64，15~16页。，完全不计以往之事。又过了三个月，即康熙十六年三月，形势进一步好转，之信再次上“密疏纳款”。圣祖得报，立催康亲王杰书“速进广东”。经王大臣会议，责成“镇南将军”莽依图率部入粤。《清圣祖实录》，卷66，4~5页。 莽依图于四月二十四日自江西赣南统兵赴粤。二十九日，抵达江西与广东交界的南安(江西大余)，叛将严自明献城降。清军进入广东，取南雄(今仍名)，直抵韶州(广东韶关)，假降孙延龄的傅弘烈“迎降”。《清圣祖实录》，卷67，4页。尚之信即于五月四日率省城文武官员及兵民“归正”，特派他的弟弟尚之瑛代表他到韶州“迎接王师”。圣祖便把尚可喜亲王爵给他承袭《清圣祖实录》，卷67，9页。，赐金册，其文曰: ……后粤东煽乱，平南王尚可喜自闻兵变，忧郁成疾，始终未改臣节，逐致殒逝。子之信感戴国恩，克成父志，屡次密奏，约会大兵进粤，率在省文武官吏及士绅军民倾心归正，市肆不惊，恢复粤省，绥定疆，忠贞可嘉，劳绩茂懋著。特命尔之信袭平南亲王，锡以册宝。 尔其承兹宠命，益茂勋庸，钦哉。《尚氏宗谱》，卷2，“大房”。 顺便指出，这份册文《清圣祖实录》失载，迄今仍保存在《尚氏宗谱》里。清官方修史有意删除，显然是出于政治原因。尚之信后来被定为“三逆”之一，而册文的内容是对其定逆案的否定。幸好《尚氏宗谱》保存了册文，这对我们揭示尚之信“逆案”的真相大有益处。 由于尚之信采取主动行动，率先归正，广东文武大吏纷纷投诚。原任两广总督、与之信一起“从叛”的金光祖，密约心腹，杀死叛将雷孚言;逮捕三桂任命的总督董重民，“决意归正”。《清圣祖实录》，卷67，9页。被三桂任命为广东巡抚的冯甦，早与之信“协谋归正”，受到朝廷嘉赏，重新任命为刑部侍郎。接着， 原任高、雷总兵官祖泽清也率所属官兵投诚……《清圣祖实录》，卷67，12~13页。 尚之信和地方大吏主动投诚，广东省内已叛的将官不再抵抗，马上准备投降。所以，清军在广东几乎没遇到任何抵抗，就消除了叛乱，圣祖对此深表满意，说:尚之信“素怀忠荩，思报效国家，朕已知之，举广东全省归诚，民免汤火之患，深为可嘉”《清圣祖实录》，卷67，14页。。之信“归正”是真诚的，有一件事很说明问题。原潮州总兵刘进忠于六月降后，故态复萌，暗中与吴三桂勾结，把康亲王杰书招抚的檄文送交三桂，“召兵自救”。此事被尚之信发现，密报朝廷，引起圣祖警觉，指示兵部:“刘进忠心怀诡谲，非实意归诚，可檄康亲王密为之备。”《清圣祖实录》，卷67，10页、18页。后来的事实，完全证实之信提供的情况是可靠的。仅此一事，已表现出之信是忠于朝廷的。圣祖对之信亦完全信任，指示他如广西也能“反正”，可率兵分三路进剿吴三桂。随后，圣祖作了进一步部署，命简亲王喇布取衡州、莽依图取湖南、尚之信等取广西。《清圣祖实录》，卷67，19页。 清军进粤，尚之信归清，深深地震动了三桂，他感到后路有被切断的危险，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为巩固后方，他派出七员大将，统率三万人马进至湖南与广东交界的宜章(今仍名)，企图分兵进攻乐昌(广东乐昌)、南安(江西大余)，夺占两城，进而夺韶州(韶关)，控制交通线。韶州居五岭之脊，是江西与广东的咽喉之区，为兵家必争之地。三桂大将马宝、胡国柱等率领劲兵数万，于七月五日向韶州发起了大规模进攻。攻势猛烈，志在必得。清军统帅“安南将军”舒恕急遣副都统赫勒布率满汉官兵赴援。圣祖闻报，指示命令到日，尚之信与“镇南将军”莽依图等速率兵赴韶州，舒恕亦相应应援，必保韶州，不得丢失。《清圣祖实录》，卷6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