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近代经济地位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探析

民国档案 200814 57　　　 ·史论· 武汉近代经济地位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探析 廖建夏 [摘 　要 ] 　武汉作为开埠最早的内陆城市之一 ,从 1889 年张之洞督鄂开始至 1937 年抗战爆发时期 ,其在全国的经 济地位 ,经历了早期仅次于上海到居各沿海城市之后位列第十的发展变化 ,本文在分析其经济发展的内部结构和外部影 响的基础上 ,认为影响武汉经济地位显著变化的主要因素 ,是政府、政局和近代化进程中经济整合的结构调整。武汉经 济地位的变化折射出半殖民地经济体系中内陆城市经济转型的普遍问题。 [关键词 ] 　武汉 　经济地位 　影响因素 　　汉口开埠后 ,武汉成为华中地区对外通商的 主要口岸。1889 年 ,张之洞督鄂 ,大力发展洋务 , 武汉地区工业化、城市化、近代化进程加快 ,经济 发展迅速 ,成为当时内地通商口岸中唯一能与沿 海几大通商口岸相抗衡的城市。但好景不长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后 ,其地位持续下滑 ,以至于远远 落后于沿海城市的发展。对于这一现象及其影响 因素的探讨 ,尽管学术界已有不少成果 ,但仍有一 些问题发掘不够深入。本文在参考相关研究成果 的基础上 ,拟从武汉经济的发展过程出发 ,做进一 步的探讨。 一、武汉经济的近代转型及其地位的初步 奠定 1861 年汉口开埠后 ,外国资本势力在湖北不 断扩张 ,对湖北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日益明显 的影响。作为内陆贸易中心 ,英、法、日、德、美、俄 以及其他国家纷纷在汉口设立租界、办工厂、设银 行、开洋行 ,武汉经济对外贸易额迅速增长①。然 而 ,“海禁初开 ,外商甫至 ,交通工具尚未完备 ,汉 口全埠尚无工厂设立 ,一切制造 ,多属手工。半由 机械进口之不多 ,半由绅商之守旧 ,而且商业组织 桎小 ,资本甚微。见闻既皆有限 ,经营多不得法 , 尤以当时缺乏金融机关 ,所有汇兑 ,悉赖票号 ,资 本有限 ,不能经营国外汇兑。凡此种种 ,均足以阻 碍贸易之发展”。② 故而至 1889 年前 ,武汉近代 经济发展仍处起步阶段。1889 年张之洞督鄂以 后 ,汉口市场发展迅速 ,经济贸易出现前所未有的 繁荣景象。 首先 ,国内外贸易扩大。张之洞督鄂以后 ,汉 口市场的贸易渐趋繁荣 ,汉口很快由内贸型的商 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 从传统商业方面来看 ,以汉口的米谷年均流转量 为例 ,张之洞督鄂前的 1881 —1890 年为 67 ,362 担 ,1891 —1900 年即增长为 507 ,630 担 ,1901 — 1910 年更增长为 1 ,073 ,185 担。③ 从国际贸易商 埠方面来看 ,汉口的直接对外贸易 ,在张之洞督鄂 前 ,汉口在全国四大商埠 (上海、武汉、广州、天津) 中虽已位列第三 ,但进出口额只有数十万两、数百 万两不等。19 世纪 80 年代末 ,洋货进口在 1 ,000 万两左右 ,土货出口达 2 ,000 余万两。到 1896 年 ,洋货进口额首次超过 2 ,000 万两 ,1901 年增 加到 3 ,604 万余两 ,1903 年超过 5 ,000 万两 ;土 货出口额 1893 年已超过 3 ,000 万两 ,1903 年增 至 5 ,570 万余两。④ 据海关统计 :1890 年汉口对 外贸易总额为 5 ,300 万两白银 ,到 1902 年猛增至 1 亿两 ,到 1910 年 ,达 1. 5 亿两 , ⑤“夙超天津、广 ① ② ③ ④ ⑤ 杜七红 :《试论茶叶对晚清汉口市场的影响》,《江汉论 坛》1999 年第 6 期。 曹兆祥主编 :《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第 2 辑 ,湖 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 1984 年内部发行 ,第 347 页。 章有义 :《中国近代农业史料》第 2 辑 ,三联书店 1957 年 版 ,第 237 页。 胡平 :《近代市场与沿江发展战略》,中国财经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241 页。 王夔清纂 ,徐焕斗修 :《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 汉口小志·商业志》,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影印本 ,第 114 页。 58　　　 20081 4 民国档案 东 ,今直位于中国要港之第二”①。 其次 ,与对外出口贸易增长速度相适应的 是商品种类。据日本人水野幸吉调查 ,清末汉 口市场输出的土产及原料有 :兽脂、漆油、芝麻、 菜种子、黄豆、小麦、绿豆、落花生、棉实子、棉 花、苎麻、猪毛、蛋类、鸟毛、石膏、牛皮、山羊皮、 铝矿、绵羊皮、白蜡、桐油等 ,均为农、林、畜、副、 渔产品、手工业品及其他各类杂货 ,可谓门类繁 多、品种齐全。土产品以茶叶为第一 ,次为棉 花、桐油、苎麻、药材、牛皮、杂粮、丝类、烟草、生 漆、家禽、家畜、鸡蛋等。在茶叶出口贸易方面 , 汉口是当时内地大茶叶口岸之一。“街市每年 值茶时 ,甚属盛旺。届时则各地茶商云屯猬集 , 茶栈客栈俱属充满 ,坐轿坐车络绎道路 ,比之平 日极为热闹。居留地平日似甚 (闲) 寂 ,然一值 输运茶时 ,则上海之英、美茶商各行靡集 ,江面 各国轮船络绎不绝矣。”②据统计 :汉口茶叶外销 “每年三至四百万箱 ,有一年达五百万箱”。③ 棉 花出口贸易方面 ,仅次于上海 ,是全国第二大棉 花市场。“棉花输出 ,早已成为汉市对外贸易之 大宗 ,每年出口总额 ,约占全国棉花输出总额百 分之四十左右。”④不仅汉江平原的棉花 ,而且河 南、湖南等省的棉花亦集中于此。“棉花市场在汉 阳打扣巷街相接近之处 ,其商店之大者 ,皆开设于 此。棉花市场 ,亦因季节而开 ,最盛之时 ,每日民 船数百 ,积载棉花 ,集合于此。”⑤另一方面 ,外国 商家通过在汉口设立的洋行 ,经营进出口贸易。 据统计 , 1892 年在汉口洋行数为 45 个 ,人数为 374 人 ,1901 年洋行数为 76 个 ,人数为 990 人 , 1905 年洋行数达到 114 个 ,人数达到 2 ,151 人。⑥ 他们通过买办收购原料、推销商品 ,形成一个从通 商都市直达穷乡僻壤的买办网。这使得这一时期 汉口的商业市场发生明显的变化 ,即洋货充斥 ,品 种浩繁 ,大街小巷 ,比比皆是。输入汉口的洋货 中 ,根据水野幸吉于 1904 年所列洋货输入品名的 统计 ,由国外及香港直接输入的品种达 38 种 ,由 内地各港间接输入的品种达 93 种之多。⑦ 各类 商品除茶叶、棉花、桐油等土产及原料在明清时期 汉口市场就存在以外 ,其余商品绝大多数都是张 之洞督鄂以后 ,由于大批外国洋货输入和近代湖 北工业产品的增加而大量出现的。根据《武汉市 志 ·商业志》记载 ,20 世纪初汉口的洋货 ,棉制品 达 60 种 ,杂货达 27 种 ,五金制品达 15 种以上 ,国 货则达 60 余种。⑧ 从对外贸易量看 ,据统计 ,汉 口每年销售的外国货占长江口岸 (除上海外) 的 2/ 3 ,占全国外国货进口总值的 10 %左右 ;而土货 的出口值则占到全国的 20 %左右。⑨ 此种盛况说 明 ,汉口市场不仅有了巨大的发展 ,而且已发展成 为同世界市场直接相连的内地商业口岸。 第三 ,中外银行在汉口设立的分支机构增多 , 成为武汉工商业发展的重要支撑 ,汉口也因之成 为内陆地区的金融中心。汉口开埠之前 ,尚无现 代意义上的金融机构。开埠之后 ,为进行土产收 购 ,1861 年英国汇隆银行在汉口设立分支机构 , 开外国银行在汉口设行之先河。至张之洞督鄂 前 ,先后有英国麦加利银行、英国汇丰银行、英国 有利银行、法国法兰西银行、英国丽如银行、英国 阿力刺银行等在汉口设分行。1889 年后 ,除了传 统的英国银行外 ,德国的德华银行、法国的东方汇 理银行、俄国的道胜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等也纷 纷来汉口设立分行。外资银行的涌入 ,使得湖北 币制混乱异常 ,境内银两、外国银元和制钱同时流 通 ,不同币种之间换算繁琐 ,给商贸活动带来很多 大困难。张之洞到任后 ,援广东成例 ,在鄂设局开 铸银元。由于所铸银元质量优良 ,1901 年清政府 颁令各省拨款附铸 ,使湖北和广东成了全国铸造 银元的基地。与此同时 ,随着汉口工商业和对外 贸易的发展 ,传统的钱庄、票号不能适应近代工矿 企业融资的需要 ,乃于 1896 年在湖北武昌设置官 钱局。官钱局的设立 ,便利了货币收付、调拨和经 营管理。随后 ,张之洞又仿照西方银行 ,批准设立 湖北境内第一家本国资本的银行 ———中国通商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侯祖畲纂 ,吕寅东修 :《中国地方志集成 ·湖北府县志辑 ·夏口县志·商务志》卷十二 ,第 136 页。 王夔清纂 ,徐焕斗修 :《中国地方志集成 ·湖北府县志 辑 ·汉口小志 ·商业志》,第 116 页。 政协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武汉工商 经济史料》第 1 辑 ,内部发行 ,第 137 页。 《如何繁荣汉口市场》,《中国经济评论》第 3 卷第 3 号。 经济学会编 :《中国经济全书》,1910 年经济学会印行 , 第 95 页。 皮明庥 :《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127 页。 政协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武汉文史 资料》第 5 辑 ,内部发行 ,第 129 —130 页。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武汉市志 ·商业志》,武汉大 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 163 页。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湖北省志 ·经济志综述》,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33 页。 民国档案 200814 59　　　 行汉口分行 ,此后中国银行、大清银行、浙江兴业 银行等也在汉口设分支机构。这些现代金融机构 的出现 ,也带动了传统的钱庄从经营货币兑换扩 大到从事商业款项收支、资金融通等业务 ,周转量 大增 ,钱庄数也因此扩大到 149 家 ,成了华中地区 名副其实的金融中心。① 此外 ,银行和钱庄还吸 收社会游资 ,办理出口押汇 ,开展抵押放款。这些 业务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 ,刺激了工商业的活 跃 ,为武汉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最后 ,武汉的近代民族工业起步并得到迅速 发展 ,由商业独秀到工商并重 ,巩固了武汉的经济 地位。张之洞督鄂期间 ,先后创办了一批近代工 业。从 1890 年到 1909 年 ,先后创办了湖北枪炮 厂、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湖北缫丝局、湖北制麻 局、湖北纺纱官局、武昌制革厂、白沙洲造纸厂、湖 北毡呢厂、湖北官砖厂、湖北针钉厂等近代企业 , 总资本约 1 ,130 万银两 ,占同期全国新建官办与 官商合办企业的 24 % ,为全国之冠。② 张之洞倡 办实业 ,带动了民办企业的发展。1897 年民族资 本家宋炜臣兴办的汉口燮昌火柴厂 ,年产火柴 1 亿盒 ,是全国最大的火柴厂。据统计 ,至 1911 年 , 武汉有大型的官办、民办企业 28 家 ,资本额达 1 , 724 万元 ,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居第二位。近代工 业的兴办和发展为汉口市场提供了大量本国产 品 ,成为武汉经济发育壮大的新增长点。 武汉经济贸易的迅速发展 ,经济地位的巩固 , 究其原因 ,首先是与其早已形成的优越的自然条 件、交通优势、一定的历史基础 ,尤其是开埠通商 分不开。武汉地处华中腹地 ,素有“九省通衢”之 称 ,汉口开埠至张之洞督鄂期间 ,进出口贸易的扩 大与国际性商埠的形成 ,与此息息相关。1906 年 卢汉铁路通车 ,不但使汉口货物流通更加畅快 ,而 且使得汉口地位更加凸显。一如孙中山所说 :“武 汉者 , ⋯⋯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 ,而中国最重 要之商业中心也。⋯⋯汉口更为中国中部、西部 之贸易中心 ,又为中国茶之大市场。湖北、湖南、 四川、贵州四省 ,及河南、陕西、甘肃之各一部 ,均 恃汉口以为与世界交通唯一之港。至于中国铁路 既经开发之日 ,则武汉将更形重要 ,确为世界最大 都市中之一矣。”③ 其次则是在于张之洞督鄂期间兴办的洋务新 政 ,推动了武汉近代经济的快速发展。武汉开埠 至张之洞来鄂以前 ,武汉经济虽有所发展 ,但并没 有产生如同上海、天津、广州那样显著变化。武汉 经济地位的真正奠定 ,发生在张之洞督鄂之后。 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后 ,着力兴办实业 ,改良农业 , 发展交通通讯 ,改革金融 ,为武汉经济发展打下近 代工业基础。大量农副产品、本国工业产品的供 应 ,刺激了市场贸易的发展。新政期间 ,张之洞大 量增设新的机构 ,使得新政事业有相应的政府管 理机构。据统计 ,张之洞督鄂期间 ,设置各类新机 构 36 个 ,其中 25 %是按清廷的规定而设 ,75 %是 出于工作需要而设 ,显示出张之洞的自主性和创 新性。从新设机构的性质来说 ,属于教育、文化的 机构 3 个 ,属于财政金融的机构 5 个 ,属于军警司 法的机构 6 个 ,属于农工商及交通管理一类的机 构最多 ,达 23 个。这些机构的设置 ,推动了武汉 城市建设和管理逐步近代化 ,使城市化步伐加快。 而武汉的城市化进程又促进市场贸易的扩大 ,带 动周边地区的商业化 ,加速了许多行业的兴起 ,资 金和财富也逐渐向城市的集中 ,促进了武汉的经 济繁荣。 由此可见 ,开埠带来了武汉商贸的飞速发展 , 而洋务企业和新政的开办 ,既奠定了武汉的近代 工业基础 ,也奠定了武汉近代经济的体制基础。 商贸、近代企业、近代体制三者相互结合 ,推动武 汉经济向近代转型 ,并奠定了武汉经济在全国的 重要地位。 二、经济深化发展与武汉在全国经济地位的 保持 武昌首义后 ,武汉三镇处于战争前线 ,受到战 火破坏和政体突变的影响 ,工商业遭受巨大损失。 许多重要工厂或毁于战火 ,或因战事而歇业。其 中汉阳兵工厂受到严重破坏 ,部分厂房倒塌 ,无法 开工运营。机器碾米厂也多数被毁。纺织四局、 汉阳铁厂以及官商办各大工厂大多不能开工 ,或 不能全部开工 ,失业者大增。但随着政局很快稳 定 ,经济快速恢复 ,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在战火熄 灭后不久 ,即迅速回暖 ,武汉的近代经济进一步深 化发展。主要表现在 : ① ② ③ 苑书义、秦进才 :《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中华书局 1999 年版 ,第 273 页。 罗福惠 :《湖北通史 ·晚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227 —230 页。 孙中山 :《建国方略》,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207 页。 60　　　 20081 4 民国档案 一、近代企业增多。至 20 年代中期 ,武汉已 有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企业 (包括较大的手工作坊) 约 600 家。这些厂分布 20 多个行业 ,以纺织工业 最多 ,约 290 户 ;碾米业 90 余户 ,新建立的有 80 余户 ;印刷业 71 户 ,新建的有 34 户 ;机器业 58 户 ,新建立的有 40 户。① 有资料显示 ,湖北的纺 织、火柴、面粉、碾米、榨油、肥皂、烟草等轻工行业 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 ②棉纺业尤甚。棉纱销售 量也迅速增长 ,“当欧战之际 ,日人执汉口市场之 牛耳 ,而棉纱业尤为盛极一时。⋯⋯欧战以后 ,武 汉纱场应运而生 ,而抵制风潮 ,亦愈演愈烈 ,东纱 之势力日小 ,本厂棉纱 ,大收一日千里之效。但市 场中心 ,虽仍在日商方面 ,而销路完全为国纱所取 得。且行市方面 ,恒较日商高出十两左右。”③ 二、武汉商贸新格局形成 ,内陆商业中心的地 位继续保持。汉口作为商业中心 ,是本省及内地 各省输出国内货物的集散地。辛亥革命后 ,汉口 商业日趋繁荣。1918 年 ,汉口已有 182 个行业 , 商店总数达 1. 7 万家。商业活动的日益频繁 ,使 得商业经营分工更加细密 ,商贸格局有了新的变 化。如经营纺织品的有大布行、色布行、花布行、 大匹头批发、蒲包匹头 (小批发) 、绸缎庄、呢绒号 ; 经营服装的有内衣店、西服店、时装店等等 ;经营 日用百货的有广货店、华洋杂货店 ,以及搪瓷口 杯、料器玻璃、香粉香皂、钟表眼镜、唱机乐器、皮 鞋皮货、耍货玩具店等等 ;电料电器业从 20 世纪 初萌芽 ,到 1919 年发展到 34 户 ,染料业从洋广杂 货业中分离出来、成为新的业体 ;无线电行、化工 原料行、仪器行等新型商号相继出现 ;古老的饮食 等服务业产生了西菜馆业、理发、西法洗染业、大 旅馆、盆堂浴等新行业。它们同民国以前原有的 酒莱馆、剃头铺、浣沙妇、客栈、池堂浴相比 ,无论 是规模、设备和服务上 ,都已不可同日而语。 贸易的不断扩大 ,也促使一向发展迟缓的农副土 特产品商业化和发展。1914 年汉口有商业、服务 业共 168 个自然行业、13 ,003 户 ,到 1918 年 ,发 展到 171 个自然行业、17183 户。④ 三、金融业的发展和内陆金融中心地位的保 持。随着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和资金融通量的增 加 ,金融业也兴旺起来并进入鼎盛期。1912 年 , 黄陂实业银行、鄂州兴业银行在汉口设立总行。 到 1920 年 ,先后在汉口开业的本国银行达到 30 余家 ,至 1926 年 ,发展到 52 家。外国银行也有所 增加 ,到 1924 年初 ,总数达 18 家。至 1925 年 ,武 汉人口尚不足百万 ,而银行和钱庄数却达 183 家 之多 ,且业务范围也不断扩大。⑤ 该时期 ,武汉金 融业务涉及区域很广 ,汉口中国银行在鄂、川、湘、 陕、豫、赣、黔、晋八省都设有分行、办事处、收兑 处、寄庄等 31 处 ,“指挥调拨 ,兼顾并筹 ,悉由汉中 行主持。”⑥汉口交通银行也曾在九江、长沙、开封 等地设有支行。汉口的金融行情 ,固然受上海影 响 ,但可左右湖北及湖南、河南、四川等相邻省的 金融市场 ,仍然保持着我国内地的金融中心的 地位。 武汉这一时期经济的深化发展 ,得益于相对 宽松的大环境。首先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 , 实现了政治的基本转型 ,给私人资本尤其是 中小资本开办企业解除了一系列制度上的障碍。 辛亥革命后 ,中央政府加强了经济制度建设 ,1912 到 1916 年间的湖北军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 政府 ,尽管更迭频繁 ,但都推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政 策和法律法规 ,保持了政策上的连续性、稳定性。 这有利于恢复发展生产和保护实业 ,对经济的发 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 ,进入民国之后 , “提倡实业 ,振兴国货之声浪 ,高唱入云”, ⑦买办 资本、官僚资本和商业资本纷纷向工业投资 ,民族 产业资本增长迅速。武汉经济的发展正是在这样 一种宽松和有利的国内环境下取得的。其次 ,第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欧美各国工厂的突然倒闭与 工商业产品的锐减 ,减轻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压力 , 同时 ,交战国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也推动了中国民 族工业的发展。从全国范围看 ,“自辛亥革命迄 1920 年 ,外国在华投资因欧战影响进入颓势 ,增 长率仅有 4. 5 % ,官僚资本的增长率更跌为 3. 8 % ,唯有民族产业资本的增长保持两位数 ,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 :《武汉市志 ·工业志》上 册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9 页。 徐凯希、田锡富主编 :《外国列强与近代湖北社会》,湖北 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207 页。 曹兆祥主编 :《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第 1 辑 ,湖 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 1984 年内部发行 ,第 117 页。 皮明庥 :《近代武汉城市史》,第 388 —389 页。 皮明庥 :《近代武汉城市史》,第 402 —403 页。 路天虹主编 :《武汉经济要览》,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85 年内部发行 ,第 114 —115 页。 《湖北实业月刊》第 1 卷第 20 号 ,湖北实业厅 1924 年印 行 ,第 99 页。 民国档案 200814 61　　　 10. 5 %。① 而众所周知 ,一战期间 ,民族产业主要 以面粉业和花纱布业的发展为龙头 ,且武汉的商 业腹地和周边原料区域正好盛产棉花和米麦等 , 这无疑有利于武汉经济的发展。事实上也是这 样 ,上海、天津等沿海的许多厂商 ,纷纷来武汉开 设分销店或经理部 ,收购原料 ,推销产品 ,武汉的 民族工业这一时期获得了较为丰厚利润。 三、武汉经济地位的持续下滑及其原因 武汉经济地位的下降始于 1918 年。有统计 显示 :1910 —1917 年 ,汉口直接对外贸易额仅次 于上海 ,居全国对外贸易大埠的第 2 位 ; 1918 年 开始地位下降 ,由上年的第 2 位退居第 3 位 ; 1919 —1920 年再退至第 4 位 ;1921 —1922 年退到 第 5 位 ;1923 年降到第 7 位 ;1924 —1925 年恢复 到第 5 位 ; 1928 —1929 年再降到第 7 位 ;此后至 1937 年 ,一直处于第 7 至第 10 位之间。② 武汉经济地位下降 ,首先表现在对外贸易额 逐年减少 ,入超急增。1912 —1937 年 ,汉口直接 对外贸易进出口净值 137 ,139 万关两 ,入超货值 51 ,651 万关两 ,平均每年入超货值 1985. 58 万关 两。其中 ,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 10 年间入 超额最大。③ 虽然自 1928 年起 ,武汉对外贸易有 所复苏 ,但已不复往日的繁华。“1928 年上年本 埠多故 ,商业凋敝 ,财政紊乱之余 ,今年尚如此优 越 ,殊出意外。在最佳年份 ,该埠 (汉口)税收不过 550 万两有奇 ,上年降至不及 300 万两 ,本年乃有 510 万两。贸易估值共有 37 , 750 万两。⋯⋯。 至于恢复旧观 ,虽未完全达到 ,而进步亦属不 少”。④ 即使进步不少 ,也是处于完全不能和以前 相比的境地。以非鼎盛时期的 1922 年为例 ,汉口 直接对外贸易总额仍为 6 ,426 万关两 ,其中 ,外国 货直接进口值 4 ,791 万关两 ,土货出口值为 1 , 635 万关两 ,到 1930 年 ,汉口直接对外贸易总额 仅为 4 ,529 万关两 ,其中外国货物直接进口额为 2 ,664 万关两 ,土货出口额为 1 ,865 万关两 ,只是 土货出口略有增长。1930 年以后 ,对外贸易继续 下降 ,由 1928 年的 1. 22 亿元下降至 1936 年的 0. 47 亿元 ;对外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1936 年逆 差额高达 2 ,100 万元 ,数倍于 1929 年的逆差额。 与之相对应 ,对外贸易地位也进一步下降 ,在全国 各大主要商埠中由 1929 年的第 4 位降至 1936 年 的第 5 位 ;主要商品 (如棉花、茶叶、生丝、桐油、蛋 品、猪鬃、竺麻等) 出口数量均呈下降趋势。1932 年汉口输出茶叶数量不及 1928 年的 1/ 3 ,其中砖 茶一项 ,1936 年的输出额仅及 1928 年的 35. 2 %。 蚕丝生产的命运与茶叶相同 ,由于日本政府提供 无息贷款 ,鼓励日本丝商扩大国外市场 ,中国生丝 销路一落千丈 ,海外市场几于尽失 ,汉口等地的生 丝输出亦随之急剧衰落。武汉华资工厂纷纷减 产、停工 ,以致倒闭。⑤ 工业方面 ,19 世纪 20 年代后 ,由于省内市场 萧条 ,外省市场萎缩 ,加上省内金融业实行紧缩政 策 ,极少放款 ,全省工业大受影响。“各业工厂中 , 出品减少者 ,占 98 %。”作为全省支柱工业的棉纺 工业 ,武汉 5 家华资纱厂所开纱锭数 ,1931 年比 1929 年减少 147 %。湖北“纱锭总数 ,占全国百分 之七强 ,布机占全国百分之八强。自 1932 年起 , 因受世界不景气之影响 ,又加以国内天灾 , ⋯⋯以 致农村破产 ,购买力大减。各纱厂纱布滞销 ,随时 有减工之举。”⑥到 1933 年 5 月 ,武汉五大面粉厂 仅有三家开工 ,其中金龙、五丰两厂处于勉强维持 状态。福新五厂虽与上海各厂同时接受美麦借款 救济 ,但仍有停顿之虞。至于其他各类工厂企业、 情况也大致如此。据 1933 年实业部调查 ,针织厂 停产 50 家 ,碾米厂减少 40 % ,肠衣厂停业 3 家 , 肥皂厂停业 6 家。⑦ 金融方面 ,武汉原来是华中的金融中心 ,正因 为如此 ,很多币种涌入 ,加上地方军阀滥发票据 , 市面币种混杂。庞杂的货币使武汉金融市场十分 混乱 ,中外金融机构则混水摸鱼 ,利用时局变化 , 大肆进行金融投机 ,从中渔利。控制省官钱局和 制币局的直系军阀 ,也利用权力垄断武汉的金融 市场。为筹措军费 ,除敲诈商民 ,增加捐税外 ,还 大量发行各种官票、兑换劵以及铜币 ,导致武汉市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李纳森 :《武昌首义与武汉城市现代化》,《湖北社会科 学》,2001 年第 10 期。 曹兆祥主编 :《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第 2 辑 ,第 351 页。 皮明庥 :《近代武汉城市史》,第 393 —394 页。 曹兆祥主编 :《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第 2 辑 ,第 328 页。 徐凯希、田锡富主编 :《外国列强与近代湖北社会》,第 247 页。 《汉口商业月刊》,第 2 卷第 6 期 ,第 70 页。 徐凯希、田锡富主编 :《外国列强与近代湖北社会》,第 244 页。 62　　　 20081 4 民国档案 面货币流通数量远超货币周转需要 ,通货膨胀严 重 , ①内陆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复再有。1928 年 , 仅汉口一地即有钱庄 149 家 ,到 1935 年时 ,仅剩 下 60 家 ,其中资本额下降者又有 32 家。1935 年 汉口钱庄每期收解款数为 600 万元 ,仅为 1931 年 前每期 1 ,600 万元的 36 %。② 上述武汉经济发展的状况 ,与清末和民国初 年相比 ,可谓一落千丈。曾经繁华和蒸蒸日上的 武汉经济 ,在 1920 年后的十多年 ,持续下滑。然 而 ,同一时期 ,广州、天津等城市的经济却得到了 长足的发展 ,将武汉抛在身后。 究其原因 ,政局动荡、战争频仍是造成这种变 化的首要因素。武汉地处南北要冲 ,政治、经济和 军事上均居重要战略位置。北洋军阀混战时期 , 湖北为直系军阀所控制。1917 年秋冬之际 ,北京 政府对南方诸省用兵 ,武汉贸易为之停滞。1920 年 ,直皖战争 ,使汉口、九江、芜湖、镇江等长江中 下游等商业大埠的贸品受到严重影响。1921 年 秋 ,湘鄂战争阻断长江中游的航运和粤汉铁路交 通 ,使云、贵、川、陕、湘依赖汉口中转的货物不能 流通。1923 年 ,因长沙战火及北洋军与川军在万 县、重庆一带混战 ,湘汉、川汉之间的商务先后停 顿。1924 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京汉铁路无 法正常运营 ,武汉与陕南、河南的商路受阻 ,以汉 口为分销中心的陕西煤、河南芝麻等重要货物不 能抵汉 ,对武汉市场造成多方面的影响。同年 ,东 南战火又起 ,上海金融恐慌 ,武汉银根随之紧缩 , 市场资金周转失灵。1925 年和 1926 年春 ,湘、 豫、鄂战云弥漫 ,京汉、粤汉铁路切断 ,武汉商业素 与三省休戚相关 ,大批货物滞留产地 ,汉口货源短 缺 ,市场波动。③ 尤有甚者 ,军阀对经济的摧残 , 远不只是战争 ,巧取豪夺、摊派、兵灾等对武汉经 济亦造成了很大伤害。1921 年湘鄂之战 ,王占元 发行国库金券 ,仅从汉口商人身上就榨取 200 万 元。同年 ,钟祥、宜昌、沙市、武昌等地连续发生兵 变 10 余起 ,给湖北、武汉人民带来巨人的生命和 财产损失。宜昌兵变后 ,王占元用“保商安民”的 借口在武汉、宜昌加重捐税 ,并要挟武昌、汉口两 商会借款 100 万元充垫军饷。1925 年 10 月 ,吴 佩孚在汉筹建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部 ,向武汉 两商会“借款”100 万元 ,名曰“借”款 ,实为强索。 1926 年 ,北伐军攻占岳州 ,直系军退据湖北 ,作负 隅顽抗之举 ,省公署以“军事紧急 ,需费浩繁 ,若非 筹备大宗款项 ,殊不足以利戎机而应军需”为由 , 再次向汉口总商会借大洋 250 万元。 北伐军占领武汉后 ,武汉国民政府成立。随 着北伐的继续推进 ,军费开支不断膨胀。同时 ,政 府党政机关 ,群众团体运动支出剧增 ,使得通货膨 胀严重 ,物价飞涨。1927 年 ,武汉国民政府颁布 《集中现金条例》。④ 由于政策制定的方向性错误 与经济整合能力的低下⑤,加剧了武汉地区的纸 币贬值和物价上涨。上海银行公会宣布停止与武 汉的金融往来后 ,更使武汉经济引起连锁的恶性 反应。1926 年 ———1927 年间 ,银行先后歇业的有 工商、农商、华丰、中国棉业、汉口商业等银行。汉 口中央银行也于 1927 年 11 月停业清理。至于钱 庄 ,“向业亏损 ,共计不少千余万元 ,以致相率停 业”。⑥ 到 1927 年 10 月 ,武汉钱庄除元和、新记、 正泰、有德、同丰、同业信记、瑞恰几家勉强支持 外 ,其余均告收歇。武汉地区工业 ,也因武汉国民 政府的经济困难 ,汉口经济秩序紊乱 ,受到打击 , 陷入停滞。⑦ 贸易方面 ,同样荆榛满目 ,势如严 冬。1926 年 ,“因避乱迁居本埠租界内外者 ,势如 蜂集 ,食物价格飞涨几于未之前闻 ,冬季商业 ,以 内争延长 ,而同时工潮也多纠纷 ,故影响更为深 切 ,盖战祸不因攻克武昌而告终。”⑧江汉关 1927 年贸易中记载 :“本关年贸易总额 ,及征收课 税锐减 , ⋯⋯。本年贸易总额 , 共估值关平银 253 ,722 ,725 两 ,较去年 348 ,570 ,991 两 ,只约三 分之二。贸易情形 ,去年冬季已呈衰象 ,今春更继 续下降。”现金集中期间 ,“贸易衰落 ,一蹶不振 矣”,“现金绝迹 ,金融状况 ,混乱异常 ,外埠贸易断 绝 ,各处汇兑不通”。秋末 ,政府撤销现金集中禁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张通宝 :《湖北近代货币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版 ,第 38 —49 页。 徐凯希、田锡富主编 :《外国列强与近代湖北社会》,第 246 页。 皮明庥 :《近代武汉城市史》,第 389 页。 冯莜才 :《自杀抑他杀—1927 武汉国民政府集中现金条 例的颁布与实施》,《近代史研究》2003 年第 4 期。 黄家猛 :《武汉国民政府经济政策失败的原因新探》,《江 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 3 期。 武汉金融志编纂委员会编 :《武汉钱庄史料》,中国银行 武汉市分行 1985 年印行 ,第 97 页。 曹兆祥主编 :《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第 1 辑 ,第 206 页。 曹兆祥主编 :《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第 1 辑 ,第 279 页。 民国档案 200814 63　　　 令之一部分 ,贸易“气象稍转。但该季商业情形 , 恢复甚缓。”①1927 年以后 ,武汉地区又经历了蒋 桂战争。而周边地区湘鄂西、湘赣、鄂豫皖革命根 据地的存在 ,国民政府对其进行军事“围剿”长达 六年多。长时间战事 ,严重破坏了武汉经济赖以 发展的商业腹地的经济状况 ,也破坏了连接湘、 鄂、川、陕、贵、豫的商业转运通道 ,使长期以来以 进出口商品聚散地而著称的武汉经济 ,死水一潭 , 毫无生机。 其次 ,交通格局的改变使得武汉传统商品集 散地的地位削弱 ,从而降低其在全国的经济地位。 历史上 ,武汉背靠江汉平原 ,陆路贯通南北 ,水路 则长江、汉水联通湘、桂、川、陕、豫 ,可谓水陆两 便。开埠初期 ,沪川直航没有开通 ,稍后 ,卢汉铁 路沟通华中与华北交通运输 ,以武汉作为终点站 , 促使华北南部 (河南省)迅速卷入汉口商业圈。武 汉作为沪川之间的中转地 ,发挥着物资中转的功 能 ,在土产原料的汇集和洋货的向内地流转中都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从武汉早期的商贸 物品结构中 ,也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但是 ,随着 重庆、万州、宜昌等长江上游城市的开埠 ,川沪直 航的开通 ,上游地区的物产直运上海 ,严重消减了 武汉的货物转运量。迨到粤汉铁路通车 ,武汉由 终点站变作过境站 ,使长江以南地区与广州的经 济联系加强 ,削弱了武汉的商业中心地位。相比 之下 ,沿海港口城市如天津、大连、广州、青岛等却 因其便捷的海运优势 ,后来居上。 当然 ,还有一些因素影响着武汉经济的发展。 比如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外国资本的重新 涌入 ,挤压了中国民族企业的发展空间 ,造成武汉 棉纺和面粉业发展的受挫 ; 1934 年底至 1935 年 币制改革前的白银危机 ,带来了武汉金融市场的 白银严重外流 ,进一步破坏了武汉的金融基础 ;30 年代前后 ,长江流域水旱灾害频仍 ;凡此都严重影 响着武汉经济的发展。但是 ,相比于政局变动和 交通格局的变化这两个因素给武汉造成的影响来 说 ,以上种种 ,应该说是居次要地位的。 结论 作为第一批开埠的内陆城市 ,武汉以其历史 所形成的独特商业优势地位和地方政府大力兴办 实业的举措 ,近代经济发展迅速 ,在中国近代化早 期 ,成为内陆城市经济发展的代表 ,奠定了它在全 国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但随着近代化进程的 进一步扩展 ,后发达国家在近代化过程中所碰到 的政治和经济整合的结构性矛盾 ,使得内陆城市 比沿海城市所遇到的经济发展困难更多 ,而所受 到的打压也更为沉重。在所有影响因素中 ,政局、 政府以及经济中结构调整的因素 ,是最为重要的。 武汉经济的由盛到衰 ,以及在全国经济地位的下 滑 ,十分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而武汉经济地位 的变化折射出半殖民地经济体系中内陆城市经济 转型的普遍问题。 [廖建夏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 社会学学院讲师 邮编 :530006 ] [责任编辑 :蒋 　梅 ] ①　曹兆祥主编 :《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第 2 辑 ,第 327 页。 《国民政府考试院研究》出版 浙江大学历史系肖如平著《国民政府考试院研究》一书 ,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该书以 20 世纪上半叶国民政府考试院为考察对象 ,以考试院行使考试权和推行考铨行政为切 入点 ,通过对考试院的理论渊源、组织职权、人员构成、考铨行政等方面的考察 ,论述了考试院 的制度变迁与实际运作 ,五院制体制下考试院的职权与地位 ,考试院与其他院部之间的关系 , 分析了考试院在制度方面的创新 ,制度设计与实际运作之间的内在矛盾以及考试权独立的困 境 ,并对国民政府考试院的绩效做了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