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尼斯比特等人的研究看认知心理学的发展

从尼斯比特等人的研究看认知心理学的发展 关键词:文化心理学;尼斯比特;认知心理学;信息加工 　　摘要:建立在信息加工范式基础之上的现代认知心理学,把人的认知过程比作是信息加工过程,这种简单地把人类心理进行自然化处理的方式受到了文化心理学的批判,特别是尼斯比特等人用实验证据证明了文化对认知产生的影响,即不同文化背景的思维方式对人们的认知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现代认知心理学要走出困境。必须对当前主流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各心理学科之间进行整合,以谋求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统一、研究方法的互惠和心理学科之间的互动。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08)06-0071-05 　　 　　自20世纪60年代以信息加工理论为基础的现代认知心理学产生以来,一直存在着一个普遍性假设,即认为所有正常成人的认知过程都是一致的。然而这种观点却受到了当今文化心理学的批判,尤其是尼斯比特(Nisbett)等人更是摆脱了仅仅用哲学的、思辨性的和经验反思的方法去研究,而是进行了巧妙的实验性,在一系列经过严格控制的实验基础上定义和阐述了文化对认知的影响。 　　 　　本文在总结尼斯比特等人在文化心理学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后认为,现代认知心理学要走出困境,就必须要对当前主流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各心理学科进行适当的整合。 　　 　　一、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局限性 　　 　　英国18世纪和19世纪的经验主义哲学家(包括洛克、休谟和穆勒),在关于认知过程的文章中似乎一致认为所有正常成人的认知过程都是一致的。这种普适性假设被20世纪主流心理学所接受。如皮亚杰学派、中期的学习理论和现代认知科学。随着现代认知心理学的产生,这种普适性假设因为与计算机的类比明显或不明显地得到了强化。大脑与硬件等同,推理规则和数据加工过程与软件等同,而信念和行为就等同于输出(当然,输出会根据给定不同个体或团体可能的不同的输入而大有不同)。对于人类来说,“基本”的加工,比如分类、学习、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以及因果推理,被认为是相同的。 　　由于现代认知心理学采用的信息加工范式在研究人类认知时过于依赖认知系统与信息加工系统的类比,研究内容基本上局限于认知结构与过程而不涉及文化、情感、价值等内容,所以它陷入了对毫无生气的“箭框模型”的构建。同时,由于认知心理学模仿与采纳的是自然主义的科学观,对人类心理作了自然化的处理,因此,在对待文化研究的问上,认知心理学就有以下一些特点:一是研究发现的心理机制被认为是属于一般普遍规律而非特定环境及历史背景下的人类心理;二是揭示普遍规律的主要工具是实验程序,正像物理学的真空管一样;三是这些普遍规律不仅跨情境适用,而且跨种族适用。这使得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为无文化的研究,或者成为伪文化的研究。这是认知心理学的文化盲区在自身研究体系上的体现。 　　金(kim u)和伯里(Berry J)认为,认知心理学“严格地依附于自然科学传统,阻碍了心理学作为科学的发展”。美国心理学家格根(Gergen K)指出了其自然主义模式的弊端,认为“人的心理不同于自然科学所研究的物质,随时间、地点、文化、历史的不同而不同”。 　　 　　二、文化对认知影响的科学证据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当代心理学的文化转向,认知心理学的信息加工范式受到了文化心理学的批判,尤其是近年来在东西方文化差异方面研究所取得的进展,使过去四十多年来一直被奉为认知心理学领域的绝对真理的观点受到了挑战。学者们用无可辩驳的实验证据证明了文化对认知产生影响。 　　最早从认知模式分析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源于美国密歇根州大学的尼斯比特等人的工作。他们从东西方文化的不同起源出发,认为基于不同历史传统和地域文化的东西方人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尼斯比特等人在文献(3]中,系统地总结了以往关于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研究结果,提出了一套解释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理论。该文认为,文化差异不仅影响了人们关于世界的信念,而且也影响着人们的形而上学观念、知识论系统,甚至认知过程特性。 　　尼斯比特引证了历史学家、科学哲学家和人种学者的观点,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发展有着各自的轨迹:西方文明建立在古希腊的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分析思维为特征;而以中国为代的东方文化则建立在深受儒教和道教影响的东方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辩证和整体思维为主要特征。塑造了古代中国和古希腊文明特点的社会心理因素差异导致的东西方认知方式的不同,现在依然存在于当今东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中。为了弄清楚东西方思维方式的特性,尼斯比特和同事将认知心理学研究中的一套著名方法引入了社会心理学研究范畴。用一系列实验证明了东西方认知方式的差异。尼斯比特认为,美国人喜欢对事物进行逻辑分解,注重将事物归类,然后寻找事物应该遵循的规律;而东亚人的哲学强调整体性,会将各种事物联系起来。因此东方人更趋向于准确地注意并记住背景细节的变化,而美国人则习惯于对一个场景所表现的中心事物保持更多的关注。 为了考察东西方注意和感知模式的不同,尼斯比特等人在实验中,向日本人和美国人两类被试呈现真实的活鱼和其他水中生物等,且要求他们报告其之所见。美国被试的第一个人报告内容大部分都聚焦于鱼(“有一条鲑鱼向右游”)。但是日本被试的第一个人的报告内容大部分都涉及到背景元素(“有一个湖或者说是池塘”)。尽管美国人和日本人都对处在焦点上的鱼做了细节性的描述,但是日本人却比美国人多做了70%的对于环境背景方面的描述。并且日本人更多提到了鱼和其他环境中的物体之间的关系(“那条鱼游过了灰色的水藻”)。在接下来的一个认知任务中,日本人的成绩受到鱼和错误背景搭配的影响,说明他们对客体的知觉已经和客体出现的环境“捆绑”在一起了。美国人的认知任务中却没有这种影响。 　　在最近的一次研究中,尼斯比特等人又考察了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视觉认知过程,同样发现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该实验中,研究人员让25名欧裔美国学生和27名中国研究生(在中国出生并接受了大学教育)用一种内置了眼部运动追踪器的设备,以每幅3秒的速度观察了36张图片。就像下面这幅老虎的图片一样,所有的图片都是由一个显著的前景物体和现实背景构成的。研究人员发现,与中国学生相比,美国学生会更迅速并且更长时间地放大前景中的显著物体。与此相反的是,中国学生在注视前景物体之前,会花更多的时间留意图片的背景,并且之后聚焦前景物体的时间也短得多。图1(a)为中国学生的眼部运动路线,图1(b)为美国学生的眼部运动路线。 　　实验证明,中国人与美国人看世界的角度是不同的。美国人在看图像时专注于位于中心的物体,中国人则更倾向于把图像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 研究者认为,这种视觉习惯反映出东西方文化更深层次的差异:东方人看事物更整体化,注重事物间的联系;美国人的世界观则更加个人主义和以目标为导向并且更加务实。由此,尼斯比特认为,东方文化中的人在看问题时所采取的认知取向是整体性的,强调事物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相反,西方文化中的人则用分析式(Analytic)的方式处理问题,强调事物自身的特性。 　　在另一项研究中,尼斯比特等人发现在作决策的过程中,西方人重原则,东方人重“中庸”,这一点似乎也能影响到他们的选择。 　　尼斯比特等人研究了东亚和欧裔的美国消费者的选择行为。他们要求被试对A、B、C产品进行选择,这三个方面包含两个维度。A比B和c在某个维度上都要更好,c比A和B在另一个维度上都要更好,而B则处在两个维度的中间。一般来说,在一系列的选择过程中,在实验条件下美国人和东亚人都会选择中间的产品B。但是在实验条件下,研究者要求被试对他们的选择给出理由,实验者预期美国被试会寻找一个简单的规则来解释他们的选择(比如,内存比硬盘空间更重要),而东亚被试会寻找一种妥协的方式来进行解释(例如,内存和硬盘空间都很重要)。他们的预期也得到了实验的支持。美国人在实验条件下,倾向于选择具有极端特点的对象,并且他们给出的理由都提及一些简单的规则,而具有亚洲文化背景的被试则倾向于选择处于中间的对象。被试所给出的理由与他们的选择都是一致的:美国人给出以规则为基本的理由,而东亚人则更可能会给出以妥协为原则的理由。 　　尼斯比特通过一系列的实验系统地研究了文化对东西方人的认知模式的影响,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这在心理学界引起了对东西方文化及其影响的深入思考,随后John Gahrieli教授等人的研究进一步说明了文化差异对脑功能的影响。 　　既然尼斯比特等人的心理学的研究已经发现美国文化强调个人价值,善于从环境中看到事物的独立性,而东亚文化则强调集体,更容易看到事物与环境的相关性,那么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会体现在大脑活动的类型上吗? 　　由John Gabrieli教授负责的研究,让10位最近进入美国的东亚人和10位美国人站到机能性磁共振成像仪(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上,并快速地做出视觉判断。FMRI能够对神经活动引起的血流变化情况进行绘图,通过这种血流变化图像,我们可以看出东西方文化在人的大脑中的差异。 　　研究人员给被试展示一系列由方框内线条所组成的视觉刺激,然后让他们与前一个看到的图像进行比较。在一些实验组,让被试判断,不必考虑周围的方框,线条是否一样长(不考虑周围的环境,对独立的个体做出绝对的判断);在另外的实验组,让被试判断,不考虑方框的大小,线条与方框的比例是否一样(对独立的物体做出相对的判断)。 　　在之前一个类似的行为研究中发现,美国人能够做出更精确的绝对判断,而东亚人则更擅长相对判断。而在这次研究中,由于任务非常简单,所以两组人的表现没有差异。 但是在执行这些任务时,这两组人员的大脑活动类型有明显的不同。当进行对他们来说难度高些的相对判断时,美国人激活了与注意力集中相关的脑区域;与此相反,东亚人需要更多地运用大脑的注意力来做出绝对判断。 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越是坚持自身文化的人,上述这些状况就更明显。为了确定文化的认知,他们用问卷调查来分析不同文化的人对社会关系的侧重点和评价,例如,个人如何对待家庭其他成员的失败?在两个小组的调查中发现:具有更强的各自文化认知的人,也具有更强的文化特异的大脑活动类型。 　　 　　三、对认知心理学发展的启示 　　 　　通过以上一系列心理学实验所揭示出来的东方思维方式与西方思维方式的显著差异,让我们看到了人类的认知并不是都一样的,不同文化背景的思维方式对人们的认知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 　　既然信息加工的认知模式受到了以上文化心理学实验证据的困扰,那是不是说认知心理学已失去其存在价值或作用而应予以摒弃呢?当然不是。以上所提供的证据虽然表明一些认知过程是受到文化影响的,但某些研究所提供的证据表明某些认知内容可能并不受文化影响。如在物理学的理论研究方面,有些人似乎天生就具有这方面的才能。此外还有:杂食性的哺乳动物都能将特殊味道的食物和胃肠道疾病联系起来。这些都是有机体的生物学构造所给予的特征。因此,可以这样说,一些非常重要的认知内容可能是具有普适性的,并且其中的一部分是由生物性决定的,另外一些重要的认知过程是可变的。事实上,认知心理学所遇到的问题也正是目前它所代表的主流科学心理学所遇到的问题,因此,要走出困境,必须从以下几点对当前主流心理学进行整合。 　　1　谋求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统一 　　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原本是统一的,但长期以来,由于科学观的不同导致了原本统一的心理学研究对象的人为分裂。主流科学心理学以实证外观的方式对独立于研究者之外的心理现象进行研究,认知心理学就是这样。而传统人文心理学则以内省内观的方式对依赖于研究者的内部心理生活进行研究,二者均看到了人的心理的一个侧面而忽视了另一侧面。因此,心理学家不仅要研究具有自然属性的心理现象,还必须透过心理现象以揭示其所体现的深层心理意;不仅要研究心理生活,还要研究其提升状态具有自然属性的心理现象,这样才能使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真正复归到其应然的统一状态。 　　2　谋求研究方法的互惠 　　研究方法的互补互惠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应该的。我们看到人文科学研究越来越多地运用统计法、概率法以及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发展起来的抽象模式,而很多专门用于人文科学的技术和方法也已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得到应用,并在自然科学技术一直不能彻底解决的问题上提供了意外的解决方法。比如信息论从热力学得到了它的形式启示之后,反过来又影响到热力学的解释;再如被纽曼和莫尔根斯坦按经济计量学的需要而调整的“博弈”或决策论,不仅对研究人类的行为作用很大,而且在自然科学中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些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方法互惠互补的成功例证说明:任何科学的研究,其方法都应是多样化的,单一的研究方法必然会限制科学的发展。尼斯比特等人在文化心理学上的所取得的成果就说明了这点。 　　3　谋求心理学科之间的互谅互动 　　斯诺在题为《两种文化》的著名演讲中对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家对立的原因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由于自然科学家对人文科学的轻视而造成的人文知识欠缺以及人文科学家对自然科学的淡漠而造成的科学知识的无知必然导致其相互攻击和分裂,而这种分裂必然使其无法在同一水平上对同一问题进行共同的探讨,并因此而加剧其分裂。长期以来,科学心理学与人文心理学各自怀抱其自以为是的科学观,而固守其特有的研究领域,进行着“井水不犯河水”的研究,虽然研究结果丰硕却无济于心理学的统一。若以其原有的研究价值取向为,科学心理学与人文心理学均无法实现其探求人的心理活动规律的共同目的。因此,科学心理学家关注人文心理学就是在拯救其自身,而出于同样的目的,人文心理学家也必须涉足科学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因为科学的终极关怀是人文的,而真正的人文精神也一定是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