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治寓言的「无间道系列」(1)

作为政治寓言的「无间道系列」(1) 《无间道》(Infernal Affairs)在亚洲金融风暴后的香港取得空前的成功，不但有人视之为走向没落低迷的香港电影新希望所在，甚至罕有地受到特区首长公开赞誉。然而，具讽剌意义的是，《无间道》却可能是香港电影历史上最强烈的政治寓言。　　我试图以政治寓言的角度阅读“无间道”系列，在另文曾仔细追索过香港电影中“卧底”题材的次类型(sub-genre)自八十年代的发展，[1] 也会在本文展示 “无间道”系列各集之间的内在联系。我认为“无间道”系列的吸引力，在于它能在香港卧底电影的传统上创新，而在各集之间，也互有连系地发展出一种新的叙事风格，切中香港历史现实和当下处境，对时间、记忆、身份等三个深具香港当下文化政治意义的问题，作出别具新意的介入。　　毫无疑问，过去二十多年以来，香港深受九七问题的左右，这个问题既是政治性，也是文化性的。甚至虽然“后九七”的说法已渐渐在这几年浮现，[2] 二零零四年的“爱国论”争议及人大释法，却又随即激发出 “二零零四才是一九九七”的惊叹，[3] 可见 “九七”其实并未随主权移交中国而离香港远去。九七之前，海外和香港的文化评论，出现了不少争论，辩说香港是否一种混杂的文化形态。这些争论虽有助厘清一些事实，但其局限是把香港的文化问题，收窄为对香港文化身份属性的检验。然而，当代文化研究正好要指出，文化属性的争论不可能抽离在不断变动中的具体政治处境。文化身份并非静态的文化特质，它同时是文化认同的定位、政治身份的选择、政治位置的占取并谋求确认的问题。所以，当这些九七文化争论还在空泛地捕捉香港人是如何混同中西，且内在矛盾之际，香港人更切身地从每日生活和政坛政治变化所感受到的，更是活灵活现、目不暇给的政治“变脸”活剧，及种种关于转换身份和政治效忠的游戏。这种活生生的文化政治，更能剌激香港文化创作人的思绪。　　占据香港电影创作人心目中一个重要地位的，当然是香港人的身份政治，以及和身份政治相互紧扣的几个课题，其一是时间，其二是记忆。九七前后不少电影以人文体验的切身角度去探讨时间经历、时间意识，其实它们都可阅作为对“九七大限”那种被动时间观的反抗。从大部分香港人亲身感到的文化经验来说，一百五十多年的香港，有着繁杂多样的种种“过去”(pasts)，并无清晰线索，然而九七“回归”，却逼着所有人去面对和接受一个一统版本的历史命运\。在“线性历史观”下所描画的“历史”长河上，香港完成了政治“回归”，但这却非意味为人们找到了一个原乡式的“归宿”。相反地，九七年的时间“大限”，毋宁是一个逼在每个人面前，要作的存在选择。无论是走还是留，都要同时整理过去，为自己选择未来。也正因九七是这样一个具存有论意义上的选择(ontological choice)，它也是一个叫每个人都重整记忆，清理旧帐的大决算，彷如一个让每个人“重新做人”的生死大关。　　然而，正由于各人身处位置不同，经验不同，在一连串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怨情仇面前，并没有一个放诸天下而皆合乎道义的公式，让人整理自己的“过去”，因而产生各式各样的焦虑和响应方法。有人寻回过去失落了身份的回忆，有人力挽狂澜，在即将消逝的“现在”，保存这个即将失去的身份的回忆，也有人以为自己欠缺的，就是自己失去了的，对这一切都声称曾经拥有，保留或运\用追究、索偿的“权利”。于是，香港在过渡期末的电影，就出现了多种关于“过去”记忆的题材，其中包括 “恢复记忆”和“失忆”这两种主题，一些叙述关于失忆之后找寻那失落了的“记忆”的故事，另一些则讲述如何为了逃避痛苦而选择“失忆”，分别展示对九七的记忆政治的不同取态。[4]《无间道》是关于卧底的电影，编导们对卧底题材有崭新的演绎，但它同时是属于那一系列探索时间和记忆问题的九七电影。　　记忆的政治与时间的暴力：《无间道I》(2002)　　与八十年代开始把卧底写成悲剧人物的传统不同的是，《无间道》把卧底的形像和可写的角度大大开阔，卧底不再单指警方派到匪帮的卧底，也包括匪帮派进警队的长期卧底。于是，卧底就成了一种更有广泛意含的“身份错置”的象征。第一集的《无间道》，把卧底探员陈永仁和卧底匪徒刘健明两人的身份错置，编写成两人你死我活的斗争，而这也是环绕身份的记忆的斗争。因为当刘健明正要利用自己的假身份(也就是在警队的职权)，追查谁是破坏匪帮的卧底探员之时，匪帮首领韩琛，却派人把陈的上司黄志诚\打死了。但黄却是惟一能证明陈乃卧底探员的人，掌握着关于陈的身份的全部记忆。这“身份”的机密记忆，只剩下刘健明可以替陈恢复，但陈后来偶然知道，这个事业上正如日方中的刘，其实正是潜伏在警察内部的卧底，两人的对决就不可避免。　　卧底如何回复真正的身份，是香港卧底电影的经典结构。对“真正身份”的执着，是港式卧底悲剧的基本原素。但《无间道》并没有停留在重复这个悲剧故事，而是要讨论一个更深入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才能“重新做人”。“重新做人”不一定是回复原来身份，但“重新做人”的历程一定要求每一个人处理好自己的“过去”，那些只能透过记忆、记录、而留存的“过去”。对记忆的所有权，变成对身份的所有权，个中包括对他人的记忆、他人的身份的所有权。对于卧底探员来说，“重新做人”就是回复“真”身份，也就是恢复记忆，制止自己继续在身份迷失的苦海中流放，终结那在善恶边缘的危险徘徊。他需要的是名实相符的“回归”，重获警察这个国家机器的确认。相反，对于一个潜伏在法治文明世界的匪徒，想“重新做人”的话就要为自己“洗底”，洗刷掉自己的记忆，也抹去甚至消灭他人对自己的任何记忆。　　《无间道》片中经常朗日高照的天台，是卧底任务的指派、争吵和斗争的主要舞台，暗示见不得光的卧底身份，将要在炙热伤人的阳光下暴露，过去在暗室进行的勾结、交易，将要成为过去。然而，对“过去”的拥有权，仍然是善恶斗争的关键。就如陈永仁在阳光普照的天台上，不肯和刘健明达成交易，让双方都有做“好人”的机会，是因为他自豪地坚持自己“真正”的身份，道：“我是警察！”，刘的回答却是：“谁知道？”　　九七年“重新做人”的暴力性格和政治本质，就在于时间的无上律令，逼令对“过去”进行整理和清算。而香港的“过去”，洽巧就是那种充满含混，充满暗室交易，充满身份错置，见不得光的勾结游戏(collaboration)。[5] 那是一种关于时间的暴力，或更正确的说，是一种历史主义时间排序的暴力(violence of historicist temporalization)。《无间道》对法理身份和法理的时间的讽喻，表现在陈和刘相争不下的悲剧。正因为委身于法理秩序和法理身份的陈永仁，否决了让刘和平地“重新做人”的选择，拒绝继续玩“勾结”游戏，它所换来的，却是杀身之祸。[6] 然而，消灭记忆的需要，也成为这个杀手(另一个匪帮潜伏在警队的卧底)被刘健明杀死的原因，因为这个匪帮“兄弟”，也保留了刘健明真正身份的记忆。为彻底完成为自己“洗底”的工作，以终结他长期为匪帮卧底的痛苦，继续当一个成功地活在法理社会秩序下的警察，他把“兄弟”也杀掉。从电梯暗室中善恶无间(无差别)的地狱深渊中，进行过以暴力完成的身份抉择(重新做人)后走出来的，是手持警察身份证的“好”警察刘健明。　　无间地狱的“史诗”：《无间道II》(2003)　　《无间道I》以天台和电梯的空间辩证，讲述一个发生于回归之后六年关于卧底身份和记忆的传奇故事。然而，《无间道II》却进一步把这传奇的叙事的时间也颠覆掉。它是《无间道I》的前传，说的是一九九一年开始直至一九九七的事(如电影的宣传口号谓，是关于“一个传奇的诞生”)。出人意表地，观众\在《无间道I》知觉到的善恶分野，在此集中被回溯式的叙事时间重新打乱和问题化。在第一集中与黑帮相斗，最后被杀的正直督察黄志诚\，原来曾透过勾结黑社会内部分势力，把黑帮龙头首领杀掉。事变触发了黑帮家族底下的五大头目，产生脱离龙头控制的背叛之心。家族第二代倪永孝施计对他们继续牵制，并准备将他们歼灭，警匪双方向对方派长期卧底的，亦在这时开始。奇情之处是，卧底探员其实是黑社会新龙头倪永孝的同父异母兄弟。这个大家族权斗的故事，包含各条支线，探讨夫妻间的情爱忠诚\和同事朋友间的兄弟情谊。关键人物是前头目手下的“忠臣”韩琛，他被追杀至泰国不死，后答应回港以污点证人身份，指控发动帮会内部血腥清洗的倪永孝。　　影片以九七过渡为背境，片中几个人物亦都面临“重新做人”的抉择：倪永孝发展“正行”生意，甚至在政界穿梭，靠拢“亲中”力量，令他有可能得以放弃黑道事业，变为“正当商人”；督察黄志诚\要面对如何洗刷他被揭发策划谋\杀，和引致好友同事死亡的悔疚；韩琛要以污点证人身份指控倪家，求取“重新做好人”的机会；而卧底探员陈永仁则努力搜集黑社会的犯罪证据，以助瓦解这个他在血缘上从属的黑社会家族，以和它割断关系。然而，韩要报复妻子被杀之仇的欲望，打乱了警察部署好，以法律制裁倪永孝的计划(因而浪费了卧底陈永仁仔细搜集编排，曾说“绝不能把日子弄错”的证据)。结果，督察黄志诚\被韩琛设巧计亲手杀了倪永孝，国家机器只成了被复仇欲望愚弄的工具。与韩同伙的泰国歹徒，亦在夏威夷把倪全家杀死，利用和收编了原来单纯的为爱复仇之心。杀人和罪恶的无间断伸延，于闪念中或有从善之心的韩琛，亦在无间地狱的犯罪之路上越走越远，一切善行恶行的精密平衡和计算，最后都全部失控。因为，在私人恩怨、个体身份选择背后的，是跨境跨地争夺利益，重划地盘的野心。黑道“全球化”的逻辑，无情地嘲弄了“现代”的法理公义及“前现代”的恩怨情仇。　　这种对黑社会家族故事接近史诗式的描述，令不少人将《无间道II》比拟为《教父》 (Godfather)。不过，我以为只有从政治寓言的角度，才可以解读出这两集《无间道》电影的有机统一，及有别于一般黑道影片之处。故事中倪氏家族衰亡，充满内忧外患，权斗不断，一边是常抱异心的分离主义者，一边是意欲一统天下的野心家。传统价值的忠诚和忠贞，与不规矩的贪念欲望流动，出现无休止的较量。如果这个故事，可以被读成中国近代史(或华人家族式社会)的某一种缩影的话，那陈永仁这个“同父异母”的卧底角色，就更可堪玩味。他的身份悲剧，在于他决意“做好人”(不单只是一个能完成任务的警察)，与自身家族的罪恶、传统和恩怨告别，并因此而向现代法理秩序致敬效忠。但是，他的唯一机会，却是要接受任务，潜伏在家族之内，当一个随时被揭发向另一种、另一套价值效忠的“叛徒”。而当《无间道II》细诉了陈的过去身世，揭露了他的上司其实正是他的杀父仇人，情节之反讽诡异，一如香港的真实历史。如果鸦片战争之耻可以比作杀父之仇，那帮助为中华民族文化注入现代法理价值，于香港人而言就有如一秘密任务，甚或会招来杀身之祸。 　　二十年来，活在种种“亲英”还是“亲中”的拉扯角力当中的香港人，在陈永仁身上，难以不会阅读出一种集体经验。当陈决意下大决心“做好人”，选择继续秉承警察职志，完成卧底任务，却只能在暗角向在警校提掳教育他的殉职教官致敬。这一幕就更折射出香港人对自己的“过去”当中，殖民性(coloniality)与现代性(modernity)交缠的复杂体认。不过，陈一心以为可以耐心的收集黑帮犯罪证据，以求一个历史和法律裁决，为实现现代理性公正的梦想而努力。可是，在更大的复仇欲望和权术诡诈共同鼓起的窜流暗涌下，他的努力最终尽付流水，甚至付出生命。因为他要寻回“真实自我”(authentic self)，取回“过去”的“真实”记忆(authentic memory)，收集“真实”的历史证据，将之交付公义裁决，实际上是有点过份纯真率直，却又非常危险和具威胁性。　　身份错乱与左右逢源：《无间道III》(2003)　　如果说首两集《无间道》的卧底群像，铺开了一个交错的香港殖民历史时空下，香港人主体性问题，在心理上和道德选择上的焦虑困局，那不应忽略的是，“无间道系列”并没有以自怜、自伤的态度去看待香港人的所谓双重身份、双重效忠、身份迷失等问题。相反地，“无间道系列”中一、二、三集的编排，并非单纯以一个线性时序交待事件，而是以不断回溯来重写上一二集的角色，打开观众观赏和评价的可商议空间。这一种不断重写的叙事策略，我以为特别适合探讨香港的身份政治，因为香港的双重身份问题，正好并非一个单声独白的故事可以道尽，而是有多重书写甚至多重解读的可能。第二集改写了督察黄志诚在第一集的一贯正直形象，掏出他的污点，以探讨他的歉疚。这集也改写了韩琛，他不是生性歹毒，而是如常人一般，在忠诚、恩义、情爱之间纠缠挣扎。结果他舍善道而行恶道也是形格势禁，在矛盾的道德原则下驱使的结果。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美国电影里的中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