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9襄樊之役与关羽失荆州

A19襄樊之役与关羽失荆州 三国时期，关羽失荆州，败走麦城。致使诸葛亮《隆中对》规划的横跨荆、益，分兵北上，统一中国的战略宏图化为泡影，“天下之终归于曹氏”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对此，历来史家评论颇多，一般多责备“关羽大意失荆州”。笔者认为，将荆州之失归之于关羽的疏忽大意，实是皮相之见。其实失荆州的原因远非如此简单，它是刘备集团在军事、政治、外交、战略、战术、用人等一系列问题上措置失当而造成的。其中既有关羽本人的责任，亦有刘备、诸葛亮的失策。本文就此作较完整、系统的研讨，以求正于方家。 　　1.襄樊之役时机、战略、战术问题 　　关羽发动襄樊之战，虽然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但它的直接后果是导致荆州丢失，关羽全军覆没。故在论述关羽失荆州问题时，不能不涉及发动襄樊之役的时机、战略、战术诸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形势对蜀汉发动襄樊之役是有利的，时机是可以的，关羽的指挥也是成功的”。荆州之失，“主要的不是发动时机和关羽指挥不当”。《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3～15页，1984（3）。笔者认为，这个论断是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兹举三点看法，与上述观点商榷。 　　其一，关羽北伐曹魏的时机并未成熟。 　　北伐曹魏，匡复汉室，是诸葛亮一以贯之的思想，但北伐要有充分的条件，还要看准时机。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北伐的条件是“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这是诸葛亮分析了当时整个形势而得出的结论。因为曹操其时已占有天下之半，“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如果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充足的兵力和财力，以及外部条件的配合，确实是“不可与争锋的”。 　　但是，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关羽举兵北伐的条件如何呢？笔者认为，无论从主客观各方面来看，都不符合《隆中对》规定的北伐时机和条件，兹据史实分析如下。 　　刘备从公元211年入川，取雒城，破成都，到公元219年从曹操手中夺得汉中，虽初步实现跨有荆、益的战略目标，但经前后九年的浴血奋战，士卒疲惫，亟须休整恢复，积蓄力量。且荆、益内部问题尚多，内政尚未修理，西南少数民族亦未宾服。后来荆州将士对关羽的背叛以及南中地区的高定、雍闿、孟获等大姓、夷帅的称兵作乱就是明证，而且其时孙、刘联盟已濒临破裂，江东孙权为了夺取荆州，早在公元217年，就向曹操请降，操亦“报使修好，誓重结婚”《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关羽北伐时，孙、曹实际上已结成暂时的联盟，为着各自的利益同时觊觎荆州。 　　关羽北伐时，也并不具备“天下有变”的有利形势。公元218年，曹魏内部有过两次小骚乱，许都太医令吉本和少府耿纪、司直韦晃发动反曹政变，可惜力量太小，旋被曹操镇压。接着曹魏宛城守将侯音起兵，“执太守东里衮，与吏民共反，与关羽连和”。《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在洛阳的曹操急遣大将曹仁率诸军围宛，关羽军未能及时赶到，次年一月城破，侯音被杀。可见关羽北攻襄樊时，曹魏内部的叛乱已被平定，统治已得到加强和巩固，已不存在“天下有变”的机会了。由此可见，关羽此时此刻只能根据诸葛亮的北拒方针，采取守势，以待条件具备、时机成熟方可出兵北伐，不顾形势，轻举妄动，贸然进兵则非败不可。 　　笔者认为，要实现《隆中对》这样重大的战略决策，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奏效，而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刘备据巴蜀后，应由主要对外征战、扩大地盘，转为安定内部、增强国力，以待“天下有变”，再大规模出兵，北定中原。此时对内应以发展经济、屯田积谷为主，让蜀中人民在战乱之后，有一定的喘息和恢复发展生产的机会，以便为北伐打下坚实的基础。历史上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以后，再灭掉吴国，就是一个成功的典范，这对刘备集团应该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蜀汉对外应以守为主，伺机蚕食雍州、凉州，同时对孙权要加强联盟，至少也要使之中立，不能站在曹操一边。假如关羽北伐能与东吴同步俱进，孙权是腾不出手来争夺荆州的，如果未能与东吴协同步调，就不易轻出，按兵守土，荆州是断不会丢失的。 其二，关羽孤军北伐，在战略上是严重失误。 　　按《隆中对》拟定的战略，刘备集团在跨有荆、益之后，待时机成熟，荆州军北攻宛、洛，逐鹿中原，益州主力由刘备率领出秦川、取关中，东西呼应，以强大的钳形攻势夹击曹魏。但关羽北伐时，益州主力军竟按兵不动，这就违背了诸葛亮的隆中决策，使荆州军变成一支孤军。且关羽所部兵力严重不足，仅“号有三万人”《三国志》卷五十五《甘宁传》。。我们认为，战争的胜负虽不能以兵力多寡决定，但兵力对比之于战争，在一定条件下是起主导作用的。关羽以区区三万之众，既须留重兵于后方江陵、公安等基地，防守荆州，又要攻取曹魏军事重镇襄樊，真乃捉襟见肘，其艰难自不待言。由于关羽兵微将寡，故久攻樊城不克，及至曹操统率大军屯驻摩陂，调遣徐晃、徐商、吕建、殷署、朱盖等各路援军至樊城时，关羽面临强敌，兵力更显单薄。当时关羽所部，与孙权西线兵力之比是一比二，同曹魏襄樊守将曹仁的兵力大体相当，但当曹操进驻摩陂、徐晃兵援樊城后，又陡然变化为一比三。曹、孙合流，南北夹击，关羽就处于一比五左右的绝对劣势。 　　从军事实力、将帅配备、地理形势来看，益、荆二军是蜀汉政权中主力军和偏师的关系，益州军起着主导作用。荆州军的作战乃至生存，都需要益州主力的配合和支持，而关羽征讨襄樊之举正是在没有益州军支援下的单独行动，面对曹、孙两大强敌焉能不败。 　　论者皆谓吕蒙偷袭荆州，致使关羽军败身亡。其实即使东吴不背盟图羽，单凭关羽这支偏师亦很难攻取襄樊，而在曹操遣徐晃配合樊城曹仁夹击关羽之际，羽军已面临覆灭的危险。史载“羽乘船临城，立围数重，外内断绝”《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献帝建安廿四年”。。但智勇双全的曹魏大将徐晃竟能攻入重围，破羽围堑鹿角十重，迫使荆州军撤襄樊之围而返师南逃。只因曹操欲“使两贼（指孙权、关羽）相对衔持，坐待其弊”同上。，才下令停止追歼羽军。故胡三省评曰：“晃营破羽围如此而不能制，使吕蒙不袭取江陵，羽亦必为操所破，而操假手于蒙者，欲使两寇自弊，而坐收渔人、田父之功也。”同上。王夫之亦认为：“关羽之覆于吕蒙，固意外之变也，然使无吕蒙之中扰，羽即前而与操相当，羽能制操之死命乎？以制曹仁而有余，以敌操而固不足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两人所见略同，确是中的之论。 　　论者又谓关羽麻痹轻敌，尽撤荆州守兵以攻樊城，遂造成后方空虚，给孙权以可乘之机。其实这也需要分析，关羽抽调荆州守兵，固然是他对东吴偷袭荆州的可能性估计不足。但如果不是樊城前线形势艰危，亟须增兵，他又何必动用看守老家的部队呢？关羽南征北战数十年，虽称不上足智多谋，但亦并非一勇之夫，焉能虑不及此，他之所以出此下策，其实亦有难言之隐。 　　那么，为何会造成荆州兵力如此空虚的局面呢？笔者认为这是刘备违背了诸葛亮、庞统的战略部署而造成的恶果。刘备集团在占领荆州之后，必须分兵取蜀，“以定大事”。按照诸葛亮的军事意图，由刘备率军袭取益州，开辟新的基地。但必须留下重兵驻守荆州，即确保这块战略要地，又预伏以后北伐的兵力。所以在同刘备分兵时，刘备只带走黄忠、魏延等将领，诸葛亮自己则亲自镇守荆州，并留下关羽、张飞、赵云等大将。 　　因益州牧刘璋暗弱无能，故庞统认为可用奇兵袭取巴蜀，他先劝刘备趁与刘璋在涪城会合之机，一举擒璋，以收兵不血刃而定益州之功，但刘备不从，以致错失良机。继而庞统又在刘备进讨张鲁时，建议他“阴选精兵，昼夜兼道，径袭成都”。因为“璋既不武，又素无预备”，这样也能达到“大军卒至，一举便定”《三国志》卷三十七《庞统传》。的目的，可惜又遭刘备拒绝，失去两次绝好的轻取益州的机会。最后刘备还得同刘璋兵戎相见，但由于时机延宕，益州人马已作了充分准备，结果进攻受挫，军师庞统也在攻打雒城的血战中中箭身亡，此时刘备兵力受到损失，进退失据，不得不再次调荆州兵入川。 倘若刘备听庞统的谋划，用奇兵巧袭益州，则不仅壮大了入川这支军事力量，而且也使荆州军根本不用分兵入川，可惜由于刘备的迂腐固执，把第一步棋走死了，就迫使荆州大部分兵力西进，虽然救活了益州危局，却造成荆州军势单力孤的险境。但如果刘备对荆州局势有清醒的认识，收川后能及时调整战略部署，亡羊补牢，大局仍可挽回。因为在刘备取巴蜀、定汉中后，势力达到鼎盛，益州蜀军总兵力估计已达十五万左右《夷陵之战确系以少胜多》一文对刘备收川后的兵力作了估算，笔者十分认同。此文载《北京师院学报》，1980（2）。，刘备完全可以分出一部分兵力，派张飞或赵云还师荆州，以实江陵之虚。倘若荆州军能增加到七八万左右，蜀国主要五员大将中能有两员或三员一起镇守荆州，再派法正这样的智囊为“谋主”，则荆州之守亦可稳如泰山，确保无虞了。正如后来孙吴镇守荆州的大将陆抗所言：“使臣所部足满八万，信其赏罚，虽韩、白复生，无所展巧。”《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附其子《陆抗传》。可是，刘备对于荆州地区复杂的矛盾、紧张的风云，似乎无所觉察，既没有给关羽增添一兵一卒，也未向荆州加派二三猛将或谋士。相反，刘备还从荆州抽走了孟达，使其攻取房陵、上庸，这样荆州兵力更为空虚。更为失计的是，刘备明知关羽兵力不足，还要令他举兵北伐，关羽孤军悬远，且又倾巢北上襄樊，势必造成“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之势。 　　襄樊之役打响后，吴、魏双方的使者往来不绝，密谋夹击关羽，可谓紧锣密鼓，配合默契。而蜀中的刘备对此却一无所闻，对关羽亦未作任何具体的军事、后勤、外交的支援。更使人费解的是，当曹操亲率大军屯驻摩陂，并不断调兵遣将增援樊城时，如此规模巨大的军事行动，蜀汉方面竟丝毫没有采取任何军事对策。最后，当关羽处境危急，面临全军覆没之际，蜀中的援军却迟迟不至，这就引起了后人的议论纷纷。章太炎甚至推论，这是因为诸葛亮怕刘备死后无法控制关羽，故效法萧何杀韩信的伎俩，宁愿丢失荆州，也要假手吴军将他除掉。此说自然不足为据，章太炎后来又改变了看法，说是责任在于刘备，因为“当是时，政在先主，武侯徒以抚民划策见任，未能一切领录。其任武侯又不如关羽旧人保信，荆州之败，始于娆吴，终于失援，则先主偏袒疏慢为之”《章太炎全集》，第三卷，6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可见，这均因刘备的固执专断与疏慢轻敌，而造成一连串失计，从而夭折了隆中路线。 　　其三，关羽指挥不当，使蜀军由主动陷入被动，终至地失人亡。 　　关羽首战于禁告捷，使蜀军处于主动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关羽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误认为固守樊城的曹仁已成瓮中之鳖，“有必破之势”，因而不是集中兵力迅速歼灭曹仁主力于樊城，反而分兵南下，渡过汉水，“遣别将围魏将吕常于襄阳”，《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献帝建安廿四年”。并派遣游军进至许都附近的郏县。使本来力量就不雄厚的蜀军更加分散，结果是樊城攻不克，襄阳也打不下，关羽军在这两座坚城下耗费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士卒疲惫，士气低落。而曹操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得以派出大量部队，增援樊城。孙权也利用这段时间，完成了联络曹操，运送兵员、粮草，进占江陵、公安的准备工作。当蜀军面临腹背受敌的巨大危险时，关羽“自恃二城守固”，居然置之不理，继续围攻襄樊，致使后方基地很快丢失。 　　如果说，关羽的第一个失误还有因孙、曹勾结，偷袭荆州这样难以逆料的客观因素，那么，他的第二个失误则是无法原谅的。因为关羽在八月“汉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三国志》卷三十七《庞统传》。的有利条件下都没有攻破襄樊，到了十月旱季，就更没有取胜的希望了。而且魏将徐晃率援兵已到达樊城附近，“晃营距羽围三丈所，作地道及箭飞书与（曹）仁，消息数通，围里闻之，志气百倍”，《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献帝建安廿四年”。更加坚定了守城魏军的信心，也使双方的力量发生了有利于魏军而不利于蜀军的变化。因而，关羽继续围攻襄樊是毫无战术价值的，况且曹操已将孙权“讨羽自效”、偷袭荆州的透露给关羽，关羽如迅速返师回救，则荆州可保，蜀军可全。可惜关羽“犹豫不能去”，致使蜀军不仅受挫于徐晃，而且延误了回救南郡的时机。 关羽所犯的第三个致命错误，是得知荆州失陷的消息后，不顾一切，冀图夺回南郡。江陵、公安并非蜀军战败而丢失，而是傅士仁、糜芳二将投降所致，东吴大军兵不血刃而得二城，其兵力未损一兵一卒，士气正旺，且据城为守，关羽以人心惶惶、疲惫不堪之师进击吴军，岂有得胜之理。更为愚蠢的是，关羽在行军退还江陵的途中，还“数使人与吕蒙相闻”，责问其违背同盟。吕蒙乘机展开攻心战术，厚待使者，并使其“周游城中，家家致问”，使者回营，私相传闻，“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致使关羽军心被彻底瓦解，“吏士无斗心”同上。，及至关羽醒悟，吴军已合围了前来自投罗网的蜀军。关羽慌乱中败退麦城，为时已晚，只得束手被擒。如果关羽不去复夺南郡，而是向西与驻守在上庸的蜀将刘封、孟达会合，则尚可保存相当数量的有生力量，关羽父子也不至于成为潘璋、马忠的刀下之鬼。可见，所谓“关羽的指挥也是成功的”的论断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事实上，正是由于关羽在指挥襄樊之役时不断失误，才步入了失败的泥潭。 　　2.强权外交，导致孙刘联盟破裂 　　敌国政治集团的斗争，着重军事自不待言，然而外交亦不容忽视。如果说军事是流血的政治的话，那么外交则是不流血的军事。敌国相争，争取奥援，无疑加强自身的力量。关羽失荆州，败死临沮，固然因素很多，然而其中刘备、关羽重军事而轻外交，导致孙刘联盟破裂，化友为敌，则是一大原因。 　　联孙抗曹，这是诸葛亮《隆中对》路线的外交策略。是时天下未定，群雄逐鹿，曹操集团在实力上明显占有优势，对刘备、孙权集团都造成严重威胁。孙刘相对弱小，利在结盟，共为唇齿，方能与曹操抗衡，一旦天下有变，两国可同心协力北伐中原，刘备集团从汉中、江陵两个方向同时出师，孙权则由合肥方向北伐中原，曹操集团就会三面受敌，首尾不能相顾，这是诸葛亮所设想的消灭曹操集团的最佳。反之“不交吴，则内掣于吴而北伐不振”，因此联吴抗魏是诸葛亮外交战略的核心。但刘备却对此不以为然，他并不理解诸葛亮的苦心孤诣，反而怀疑诸葛亮“交吴之深，而并疑其与子瑜之合”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由于刘备一味奉行强权外交，不把盟友放在眼里，故赤壁之战后，孙刘联盟一步步走向破裂，最后两家反目成仇。 　　建安十六年，孙权曾向刘备提出东吴打算攻打益州，刘备不允，声称：“备与（刘）璋托为宗室，冀凭英灵，以匡汉朝”《三国志》卷五十四《鲁肃传》。，“汝欲取蜀，吾当被发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注引《献帝春秋》。。但不久刘备单独入川攻取益州，孙权闻之，大骂刘备：“猾虏乃敢挟诈。”《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一气之下，召回其妹。刘备遂放妻回吴，而派张飞、赵云截江夺回阿斗。这就明，孙权已不再相信“枭雄”刘备，刘备为了自身的利益，也顾不上秦晋之好了。 　　裂痕在双方利益发生矛盾的催化作用下，继续扩大。建安十九年，刘备定益州，孙权认为，既然刘备已得益州，就应还荆州予孙吴，即派诸葛瑾索讨荆州之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声称：“吾方图凉州，凉州定，乃尽以荆州与吴耳。”这分明是赖账，孙权不由愤愤地说：“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虚辞引岁。”同上。由于谈判不成，孙权只好诉诸武力，东吴大将吕蒙奉命领兵二万，夺取三郡。刘备闻之，引兵五万，从益州下公安，令关羽引兵下益阳，双方剑拔弩张，眼看就要火并。幸而曹操趁刘备主力东下之机，率兵进入汉中，刘备益州初定，唯恐有失，被迫承认既成事实。结果吴、蜀二国中分荆州，以湘水为界，长沙、江夏、桂阳东属；南郡、零陵、武陵西属。蜀国反而丢失了战略要地江夏郡，把荆州南郡暴露给东吴，这就为日后吕蒙袭取江陵敞开了大门。所以廖立批评到，刘备不从张鲁手中夺取汉中，“走与吴人争南三郡，卒以三郡与吴人，徒劳役吏士，无益而还”《三国志》卷四十《廖立传》。。 孙刘结盟后，双方矛盾的焦点是荆州的归属问题，因为荆州不仅是军事要冲，蜀国北伐的战略基地，它对于吴国来说，还是上流门户，东吴屏障。孙权占据荆州，就可全据长江与曹操抗衡，故东吴必然用全力来争。不过，我们分析三国鼎立形成时期的各种偶然和必然因素，都是“人谋”的得失在起决定性作用。因此，某些所谓的历史必然，例如吴、蜀争夺荆州的历史悲剧是否也有可能用“人谋”来消解呢？笔者认为，如果刘备具有战略眼光，外交上灵活一些，主动归还荆州南三郡，以延迟吴国对荆州的进攻。吴、蜀矛盾的爆发不至于如此之速，即使爆发也不至于如此之剧，形势发展可能又是另一番模样。这一假设有无可能性呢？回答是肯定的。赤壁之战后，孙权审时度势，把南郡借给刘备，树操之敌，自己却腾出手来巩固江东。以后仅向刘备讨还南三郡，极有分寸。如果刘备也像孙权那样豁达一些，审时度势，主动把南三郡还给孙权，孙权则可能与蜀并力北图曹操，共伐襄阳，如此则曹魏危矣。可惜刘备见不及此，他在攻取益州后，不把盟友放在眼里，一味奉行强权外交，寸土不让，以兵戎相争，终于导致同盟的破裂，促使孙权下决心用武力夺回荆州。 　　和刘备相比，关羽更是刚愎自用，既不懂政治，也不懂外交。刘备西入蜀，留下关羽镇守荆州，后来的事实证明，关羽根本没有执行诸葛亮“结好孙权”的战略方针，而依仗自己有“绝伦逸群”的武力可以定天下。 　　对东吴，关羽是骄横无礼，擅启衅端，关羽镇守的江陵与东吴鲁肃屯兵的陆口为“邻界”，“疆场纷错”，关羽不但不能与近邻鲁肃搞好关系，反而“数生狐疑”，在边界制造摩擦，幸赖鲁肃能识大体，顾大局，“常以欢好抚之”《三国志》卷五十四《鲁肃传》。，事态才未进一步恶化。公元215年，孙权因索讨荆州之南三郡不成，“遂置南三郡长吏”，但不料“关羽尽逐之”《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这就激起了东吴将士的敌忾。当时鲁肃屯兵益阳和关羽对峙，在约关羽“单刀赴会”中，气愤地呵责关羽道：“今已藉手于西州矣，又欲翦并荆州之土，斯盖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领人物之主乎！肃闻贪而弃义，必为祸阶。吾子属当重任，曾不能明道处分，以义辅时，而负恃弱众以图力争，师曲为老，将何济济？”《三国志》卷五十四《鲁肃传》注引《吴书》。可见，力主孙刘联盟的鲁肃到这时也无法容忍了。再如吴主孙权曾遣使为媒，欲求关羽之女为子媳，这无疑是带政治目的的联姻活动，无论于公于私，关羽都应允诺，至少也应以礼婉言谢绝，可他不但不允婚，还把孙权臭骂了一顿，这就等于示东吴以断交。 　　另据《三国志·关羽传》注引《典略》载，关羽围曹仁于樊城时，孙权曾遣使见关羽，表示愿意出兵相助，但“羽忿其淹迟，又自已得于禁等，乃骂曰：‘狢子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权闻之，知其轻己。伪手书以谢羽，许以自往。”《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注引《典略》。所谓“狢子”，这是中原人轻视江东人的侮辱性的语言。《魏书·僭晋司马睿传》说：“中原冠带呼江东之人皆为‘狢子’，若狐狢类云。”即在中原人士的眼里，江东人是不齿于人类的。《世说新语·惑溺》也记有这样一个故事，孙权的后代孙秀降晋之后，娶中原人为妻，其妻曾骂孙秀为“狢子”，“秀大不平，遂不复入”。说明这种侮辱性的语言，即使在夫妻之间也可以引起“不平”（愤慨不满）。关羽不但辱骂孙权为“狢子”，还露骨地表示，对曹操的战争胜利之后，将移师灭吴，完全将《隆中对》中“结好孙权”的置诸脑后。 　　关羽不仅如此说，而且还与东吴轻开衅端，他擒获于禁后，由于俘获了许多魏兵，时值淫雨大水，粮食异常匮乏，关羽便擅自派兵夺取东吴湘关的粮米。关羽如此骄狂无礼，这当然大大刺伤了东吴君臣的自尊心。无怪乎陆逊说：“羽矜其骁气，陵轹于人。”《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吕蒙也认为：“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复，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于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三国志》卷五十四《吕蒙传》。力谏孙权攻取荆州，“全据长江”。孙权也因此下了决心，与曹操联合，出奇兵偷袭江陵，关羽腹背受敌，当然必败无疑。 王夫之评论荆襄之战时说：“吴、蜀之好不终，关羽以死，荆州以失，曹操以乘二国之离，无忌而急于篡，关羽安能逃其责哉。”又云：“（赤壁之战）资孙氏以破曹，羽不能有功，而功出于亮。……羽于是以忌诸葛者忌肃，因之忌吴，而葛、肃之成谋，遂为之灭裂而不可复收。”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虽然王氏此论亦有偏颇之处，但细思之亦未尝全无道理。 　　3.刘备、诸葛亮用人之失 　　三国时期，刘备虽不失为一个善于招贤纳士、举才用人的人主，但他在用人问题上也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亲亲疏疏”。这主要表现在他对义弟关羽“私其旧，骄其勇”宠信太过，后世史家甚至认为刘备待关羽之信胜于对诸葛亮之诚。刘备让关羽独当一面、镇守荆州，是他在用人问题上的严重失误。荆州不仅是军事上的要冲，刘备集团北伐中原的战略基地，还是孙、刘、曹三家各种矛盾的交叉点，因此刘备集团用谁来镇守荆州事关全局。关羽虽然资兼文武，骁勇绝伦，但他性情孤傲，气量狭小，缺乏战略头脑，不具备处理好各种错综复杂矛盾的政治素质。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这个统率荆州大军的上将之责，诸葛亮并无意于关羽，其实他是愿意自己承担这副重担的，关羽则不过是诸葛亮帐前一员大将而已。笔者认为，如让诸葛亮统率关羽、张飞等大将驻守荆州，不但荆州决然丢失不了，而且以后北伐曹魏这支军队承担起主力作用是无疑的。诚然，后来由于蜀中军事变化，诸葛亮自己西征入川，但留下关羽镇守荆州亦非他本意，实际出于刘备内定。 　　有的论者认为，刘备因攻蜀受挫，不得已调诸葛亮入川，留关羽守荆州实出于无奈。其实此论并不令人信服，从当时刘备收川的形势来看，即使在庞统死后，如果留诸葛亮守荆州，而调关羽领兵入川，以刘备之雄才，关羽之勇略，再加上谋士法正的智计，应该说对付昏庸无能的刘璋还是绰绰有余的，实在没有调诸葛亮入川的必要。正如王夫之所言：“为先主计，莫如留武侯率云与飞以守江陵，而北攻襄、邓，取蜀之事，先主以自任有余，而不必武侯也。然而终用羽者，以同起之恩私，矜其勇而见可任，而不知其忮吴怒吴，激孙权之降操。”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事实证明，留关羽守荆州铸成大错，给蜀汉统一大业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王夫之据此批评刘备道：“关羽，可用之材也，失其可用卒至于败亡，昭烈之骄之也、私之也，非将将之道也。”同上。其实王夫之此论亦有偏颇之处，关羽败亡，固然有刘备对其“骄之”、“私之”、一味宠信姑息的因素，但作为军师的诸葛亮亦不能说没有一点责任。刘备安排关羽镇守荆州，鉴于刘、关之交关系密切，诸葛亮似有难言苦衷，自然不便阻挠，但如何教育、指导好关羽，使其扬长避短，坚定地贯彻联吴抗魏的方针，就是诸葛亮的责任了。据史而言，诸葛亮离荆入蜀之际，并没有帮助关羽出谋划策，亦未提及荆州固守的战略方针（《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对关羽所言“北据曹操，东和孙权”八字，乃罗贯中虚构）。这对作为军师，又曾经作为荆州主帅的诸葛亮来说是一种失职。 　　再如，诸葛亮对关羽的骄横，不仅不加任何抑止，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建安十九年，刘备平益州，西凉马超来投，这是一个东汉末年就颇具声望的虎将，刘备得之喜出望外，即封其为平西将军，位同关羽。远在荆州的关羽闻之极为不满，当即写信给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布）、彭（越）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尤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诸葛亮明白无误地告诉关羽，你是天下第一，无人能与你媲美。关羽阅信后，洋洋自得，将信遍示宾客。不管诸葛亮当时是如何考虑的，这封信给关羽骄火加油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致使关羽的头脑越来越热，最终因骄而坑害了自己，丢失了荆州。俗语“骄兵必败”，诸葛亮是深知其理的，他在《将骄吝》一文中，曾尖锐地指出：“将不可骄，骄则失礼，失礼则人离，人离则众叛。”《诸葛亮集》卷四《将骄吝》。深明此理的诸葛亮为何在明知关羽骄横、不可一世的情况下不去加以制止呢？笔者认为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碍于刘备的面子，二是怕刺伤关羽的自尊心。 综上所述，荆州的惨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并非单纯军事的原因或个人的失着。如要分清责任，恐怕刘备、关羽、诸葛亮都不能辞其咎。但由于刘备作为一国之主，总揽蜀汉政权的军事、政治、外交、用人之权，故荆州之失，他是要负首要责任的。关羽虽不失为可用之将才但并非帅才，他镇守荆州，攻打襄樊时，屡屡失误，且性格“刚而自矜”，“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三国志》卷三十六《张飞传》。故陈寿说他“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评曰。。 　　王夫之认为诸葛亮《隆中对》的两路北伐颠倒了军事上的奇正关系，是难以实行的。不少先生也表示赞同。我并不以为然，我认为诸葛亮的隆中对策在战略上是完全正确的，绝不能把失荆州的原因归之于《隆中对》。诸葛亮的失误是未能教育帮助好关羽，同时对东吴偷袭荆州的可能性估计不足，未能及时提醒刘备，对东吴加强防范。总之，把失荆州的原因找出来，不仅分清了历史上刘备、关羽、诸葛亮的责任问题，更可以使今人从中汲取一些有益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