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雷海宗的资料

雷海宗：一个学术史的解读 作者： 张国刚 历史上有那么多的巧合。 1902年—— 雷海宗出生那一年，梁启超提出“新史学”； 2002年，雷海宗冥诞一百年，也正是中国历史学界以明确的理念追求史学的近代化道路一个世纪。 近代历史学的各种思想和主张，你方唱罢我登场，令人目不暇接，但就其特征总体而言，可以大而化之地归为两个面相： 1．基于史料进行历史重建，或者说恢复历史的面貌。这种工作的基本思路是寻求证据、寻求确定性，因此搜集、整理、解说、连缀史料构成主要任务。它体现了历史学的科学性质，也可以说是非人化特征。 2．以某种观念为依托，对历史进行阐释。这项工作在既有的材料范围下进行，不关心材料本身的问题，而关心历史研究对人类和社会各方面所(已经、正在或即将)遭遇问题的解答。这体现历史哲学的特质和历史的人文主义性质。 对于以雷海宗为代的战国策学派的文化形态史观就应该放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去思考。 一、历史研究中的科学关怀和哲学人文关怀 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需要规则化、系统化与可操作化，因此要运用科学的方法。但人文关怀是历史存在的根本。这两方面是健全的历史学必须同时具备的。中国历史学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开始，侧重于人文关怀。从欧洲史学的传统来看，历史研究中的科学关怀和哲学人文关怀都是近代历史学发展中的基本时代特征。寻求证据和史实的确定性并非十九世纪兰克史学和实证主义史学的首创，事实上应追溯到十七、十八世纪之交史学开始学科化的时代。历史的哲学关怀和解释功能自然受近代哲学之兴起嬗变的影响。而且这两个面相并非井水河水互不干犯，而恰恰是有所交错，互相启发与纠正。比如欧洲在十七、十八世纪之交开始重视证据批判，其背后有对绝对理性真理的信奉与追求为支撑，理性真理在启蒙时代被认为是解释一切现象和问题的法门。反过来，史料方面的突破可以影响某种历史解释理论的产生或存亡。一句话，历史学家可能因为缺乏证据而陷于片面，也可能因为个人的价值取向或兴趣而约束证据。如果将十七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作为一个时间整体来考虑，就会看到西方史学的总体进程中，科学关怀与哲学人文关怀并行不悖且处于守衡状态，尽管在某一短时段里，对两方面的侧重性互有消长。了解欧洲近代史学这一传统，再反观中国近代史学界，不难发现它恰恰难以在科学关怀与哲学人文关怀中保持平衡。 傅斯年主政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代表的史料学派是中国史学科学性特征的集中体现，虽然史语所中有个别人有意识注意历史研究的理论性与观念性，但总体而言对此是相当忽视的。史料学派对中国新史学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的辉煌贡献，此处不论。需要指出的是，史料学派的功与过都在于对史学研究科学性的强调。一个学派以科学化道路为圭臬本是很正常的事，关键在于史料学派借“集团研究”的强力在当时的史学界具有压倒性优势，加之傅斯年提倡的史料研究方法与中国旧有的史料研究方法多衔接相通之处，从学术渊源和学术心理上讲都更容易有号召力。然而以史语所的人力、物力、号召力优势，却没有鼓励和正面提倡完整的历史学观念，致使原本就有理论缺位、哲学缺位之失的中国学术界更加一边倒，不能不说是个遗憾。而史语所的基本态度又深受傅斯年个人认识的影响，他曾说：“果然我们同人中也有些在别处发挥历史哲学或语言泛想，这些都仅可以当作私人的事，不是研究的工作”(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发刊之旨趣》)。在这个背景下看，无论唯物史观，还是文化形态史现。或者其它什么理论形态的史学，它们的出现与发展都具有重大学术史意义，这，不仅仅是对史料学派重局部微观而忽视整体宏观、碎化历史的纠偏，还是驱使中国史学界向健康、完善的生态发展的动力。注意一个小小的细节，以文化形态史观为基本指导的战国策派，其五位核心人物中(林同济、雷海宗、陈铨、何永估、贺麟)，有三位拥有哲学博士学位(雷、陈、贺)，这与傅斯年西游求学时广泛涉猎实验科学恰成对照。本来他们对学术发展具有互补性，可惜历史没有赋予战国策派足够的时间与机遇，也可以说历史对于让近代中国学术界充分接受思想启蒙的时间太过吝惜。 二、雷海宗形态史观要素的学术史意义 对于战国策派学者视野的思想史意义，本文不加讨论，而只想从雷海宗的治史观念中挑选一些内容说明其对中国近现代学术史发展的重要价值。 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引进西方学术的概念、范式、理论、、规则来组织和定位中国文化的内容，揭示中国文化的问题。而混乱也就常常发生在西方概念的理解与搬用上，，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则结合西方学术成就和本土文化经验进行有价值的创新就无从谈起。雷海宗便敏锐地认识到这一问题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堪为后人的表率。 雷海宗认为，历史是多元的，是在不同的时间与不同的地域各个独立产生与自由发展的，具有各自的独立性和特殊性。认清各个文化的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实际上就是断代；丽认清文化的时间范围必须以划分文化的空间范围为前提，认清文化的空间范围就是划分各个文化的区域。断代必须以每个独立的文化为对象，而不能把不同的个体混为一谈，因为文化是个别的、多元性的。 他指出中国史学界无论研究西洋史还是中国史，各种名义都不严正。基于他上述观念，基本的“正名”就是正时间之名和空间之名，即确定历史研究的时间范围和地域范围，正是在这两点上，中国学界多不求甚解，照搬西方概念。首先看断代问题，欧洲上古、中古、近代的中统分期法原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上古指古希腊罗马，即所谓经典时代，经典时代与文艺复兴时代之间被认为是野蛮人人侵的黑暗时代，称为中古。显然这种划分虽然也体现了欧洲文明的重大变局，但感情因素强于理性因素，思想性质高过学术眼光。随着十九世纪考古发现揭示出希腊之前还有与欧洲文明密切相关的漫长历史(近东地区的历史》，这种分期法在欧洲学术界已经显出不足，尤其令治通史者进退窘迫，但不管怎么说，就狭义的欧洲文明而论还能讲得通。然而“西洋人这种不加深思的行动，到中国也就成了金科玉律，我们也就无条件地认‘西洋上古’为一个神怪小说中无所不包的乾坤如意袋。西洋人自己既然如此看法，我们也随着附和，还有可说；但摹仿西洋，把中国史也分为三段，就未免自扰了”(雷海宗：《断代问题与中国史的分期》，《伯伦史学集》，中华局2002年版，页135)。“十九世纪西学东渐以后，国人见西洋史分为三段，于是就把中国史也尔样划分。……参考西洋的先例，以先秦时代为上古，秦汉至五代为中古，宋以下为近代。再完备的就以宋为近古，元、明、清为近代，近百年为现代。此外大同小异的分期法，更不知有多少。……西洋史的三段分法，若把希腊以前除外，还勉强可通；至于中国史的三段分法或五六段分法，却极难说得圆满”(同上)。这两段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欧洲的“上古、中古、近古”概念有自身的文化和历史含义及限制，中国人不去深入了解这概念的来源，不去思考支持历史断代的观念与标准，而只求在时段上与欧洲的三段论法相匹配，可以说是强以中国文化就西方框架，对于中国：学术独立与创新而言，有害无益。，因此，当雷海宗提出中国文化的”两周”、“三周”，其意义就不只在于确立研究范围，而体现出深一层次的引进西学，体现出把握西方观念中具有普遍意义的要质后对中国历史进行宏观思考的努力。 再来看关于“西洋史”的概念辨析。“世界史”、“外国史”和“西洋史”是中国人常用的名词，但对这些概念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中国人大多不甚了了。而就在这几个概念的混淆与不求甚解中，包含着中国学术界概念意识的缺乏，可以说引进了名讨，但没有引进概念。欧洲的“世界史”(world history)概念原是启蒙时代为标示与中世纪以来的“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概念之不同而提出的，后来可以混同使用。“普遍史”是以基督教神学为指导的历史观念，它的普遍性只存在于《圣经》历史所能被覆的范围，事实上无论从文化观念还是地理范围上讲都是很狭小的。“世界史”则是欧洲人发现并承认基督教文明以外的众多文明之后提出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下，欧洲、中国、近东；中东、美洲、非洲各区域的历史都以相对独立的形态统合在“世界史”之下，尽管欧洲人书写的“世界史”长期以欧洲历史为中心。然而“世界史”到了中国，却奇怪地等同于“外国史”，仿佛中国人主动自外于世界。这是概念传播中的变形失真问题，究其实还是学术引进过程中粗疏生硬弊病所致。雷海宗则凭借自己的西方史学造诣指出这种看似小节实则大过的问题。“世界史”等同于“外国史”，这在中国范围内约定俗成，也就不论了，因为对中国人不至于造成所指混乱。然而“西洋史”到底何指，这关系到“西洋史”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欧美人用“西洋”一词(The West或the Occi-dent)，意义已经非常含混，雷海宗将其分为泛义、广义与狭义三种意义。狭义的西洋专指中古以下的欧西，即波兰以西的地方，近四百年来又包括新大陆，也就是说指以日耳曼民族为主所创造的文化，东欧不包括在此范围。广义的西洋是在欧西之外加上古希腊罗马，在谈论思想学术文艺发展的作品中多使用这层意义。泛义的西洋则是在广义的西洋之外再加上中东伊斯兰教地区和近东地区的古代文化(古埃及、巴比伦)，这样的泛指比较少用(同上，页137-139)。中国人有关“西”的概念也是逐渐发展变化的，到二十世纪上半叶，日常说“西洋”大半是指狭义的西洋(欧西+北美)，倒也不会有误会。但对历史研究而言，若只是空泛地使用“西洋”一词，则与学术研究的严谨要求相去甚远，可以说是研究西方历史的门径都未把握。厘清“西洋”一词的不同含义，实则是了解欧西文化与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阿拉伯文化间的关系。这六种文化各有独立形态，有亲疏不等的联系却不能混为一体。 要而言之，雷海宗强调“正名”的四种价值，直指中国近现代史学学科建设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这一问题在今天依然存在，雷海宗的论述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三、文化形态史观与学术研究的多元化要求 二十到四十年代史料学振占据史坛的中心位置之外，还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派。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固然也是对史料学派的纠偏。而文化形态史观与之并不矛盾。如果以某种理论为唯一合理的解释而排斥其它史学指导理论的存在，则有违学术研究的多元化生态。事实证明，多元化不仅是自然界各物种发展和进步的原动力，也是人类社会繁荣发展的动力，学术研究也不能逃脱这一法则。无论西方的文化形态史观还是林同济、雷海宗的文化形态史观，其理论缺陷我们姑且存而不论，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一种历史解释和历史认识方式。就这种性质而言，它与唯物史观属于同类。而且这两种史观都是试图对整部文明史进行宏观解析从而找出历史的发展规律，两种理论都体现出强调本体论的哲学思路。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以经济的变迁作为探讨历史变迁的主线索。文化形态史观则将这一基础性位置赋予“文化”这个要素，它以文明共时态的演变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力求通过比较各个共时态的文明及其特点而找出文化发展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从时间上看，中国的唯物史观历史学派比战国策派出现得早，因此战国策派的异军突起以及与唯物史观和史料学派一度的共存，正是当时开放性学术氛围的一个反映。总之，文化形态史观存在的合理性就在于它是一个多元化的学术环境下应该有的内容。 此外，正如史料学派的产生与发展从一个侧面暗示出各门社会科学在中国有了一定基础。因为史料学派的宗旨之一就是最广泛地吸收运用各门科学提供的方法和工具，因此它的成熟在理论上应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充分发展为前提，但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下，史料学派、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几乎同时起步，因此史语所的研究对一些社会科学反而具有一定奠基意义。文化形态史观在中国出现与立足并有所成就，也是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和思想的了解吸收达到一定程度的体现。如果说，陈寅恪的文化史观着重从历史个案研究中提炼出自己的理论，那么雷海宗的文化形态史观则主要是气势如虹地提出了历史发展的宏观架构，他们都应该属于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具有开创性意义。 （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雷海宗 王敦书 内容提要 　　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是中外驰名的历史学家，一生在高等学校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博闻强记、自成体系、贯通古今中外著称，名列《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雷海宗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生涯，随着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中国国家社会性质的根本变革，总起来说可分为解放前和解放后两大阶段，而前一阶段又可以1937年为界，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其学术观点和学术成就主要有这样四个特点：⑴学识渊博，中西融汇，古今贯通；⑵以一定的哲学观点解释历史，自成体系；⑶热爱祖国，积极弘扬中华文化；⑷追求真理，锐意创新，勇于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雷海宗毕生忠诚于教育事业，身教言教，爱护学生，桃李满天下。不少知名学者皆出自他的门墙，至今仍深深怀念他。 　　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是扬名中外的历史学家，一生在高等学校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晚年是天津市南开大学的名教授，以博闻强记、自成体系、贯通古今中外著称，名列《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专设条目。 　　少 年 壮 志 远 游 异 国 讲 学 宁 汉 声 名 鹊 起 　　1902年，雷海宗生于河北省永清县，出身于具有书香门第气息的中农家庭，父亲雷鸣夏为当地基督教中华圣公会牧师。雷海宗勤奋好学，自幼在旧学和新学两方面都打下了相当扎实的基础。1917年，入北京崇德中学，1919年转入清华学堂高等科学习。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雷海宗树立起强烈的爱国思想和献身科学的志向。1922年清华毕业后，公费留美，在芝加哥大学主修历史学，副科学习哲学。1924年，入该校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深造，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杜尔阁的政治思想》。192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深受导师美国著名史学家詹姆斯·汤普逊的器重，时年二十五岁。与外国学生相比，中国留学生自然以中国学问见长，雷海宗以纯外国历史为研究对象而获得优秀成绩，这是难能可贵的。六十年后，雷海宗的同窗好友、前南开大学秘书长、天津市图书馆馆长黄钰生教授回忆道，美国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发达，男女社交公开，血气方刚的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后，难免受到影响，卷入较多的活动。但雷海宗专心读书，毫不旁骛，并规劝其他留学生当抓住难得的机会，利用大好的条件，努力学习，不要受外界的干扰。黄老感慨而深情地称雷海宗是他的诤友。 　　《杜尔阁的政治思想》是雷海宗所写的第一部学术论著，充分显示出一个青年史家的横溢才华和卓越见识。论文用英语写成，未发表，共分导言，杜尔阁——行政官和哲学家，杜尔阁的政治思想（一）、（二），以及结论五个部分。雷海宗以1913－1923年最新出版的居斯塔夫·舍尔主编的《杜尔阁著作集》（原文为法文）为根据，参阅大量史料和有关专著，对杜尔阁的一生、时代背景、思想渊源，特别是由政治实践和改革着眼，对杜尔阁的政治思想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做出了中肯的评价。他认为杜尔阁是18世纪启蒙时代的产儿，重理性和人道主义精神，比较温和现实，并受重农主义影响，是一个具有哲学头脑的实际政治家，相信人类趋于完善的可能性和历史不断发展的进步性，以改革旧、促进人类精神进展为己任。他的理想和改革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旧制度、旧势力根本抵触，遇到了以法国王后为首的贵族朝臣特权集团的反对，终于失败。 　　1927年，雷海宗返国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副教授、教授和系主任，兼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发表《评汉译〈世界史纲〉》、《克罗奇的史学论——历史与记事》和《孔子以前的哲学》等文章。雷海宗在美国专攻世界史，返国在中央大学不仅讲授西洋史，迅又研究和讲授中国史，以身体力行其史学家应贯通中外、改造中国传统史学的主张。但是，其中也有一段小插曲。据当时中央大学历史系学生、已故著名史家蒋孟引回忆： 　　雷海宗先生，一代英才，学贯中西，但在中央大学时，只是一个刚从国外回来的青年，讲授的又是外国史，有些冬烘先生妒火中烧，竟胡说他中国史学问不够，中文水平不高。这当然不是雷先生所能容忍的。所以随即大写中国史文章，并讲授中国史，无不大得好评，誉满全国，这远非冬烘先生之流所能望其项背。[1] 《评汉译〈世界史纲〉》一文最先刊载于1928年3月4日《时事新报》，后又转登于中央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主办的《史学》第1期（1930年）。雷海宗在文中认为，时间上和空间上人类史都不是一息相通的，人类史实际是好几个文化区域各各独自的发展演变，因此世界通史根本无法写出，若勉强写成，要么是“一部结构精密不合事实的小说”，或者是“前后不相连贯的数本民族专门史勉强合成的一本所谓世界通史”。由此出发，他批评《史纲》是威尔斯“鼓吹世界大同的一本小说杰作”，而作为世界通史，“此书本身无史学价值，我们不可把它当作史书介绍与比较易欺的国人”。[2] 　　《克罗奇的史学论——历史与记事》亦刊登于《史学》第1期，该文实际为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克罗奇的名著《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第1章《历史与记事》的翻译。雷海宗在译文前说明，“克氏的议论虽不免有过度处，但以大体言之，他的学说颇足以调剂我们中国传统史学偏于‘记事’的弊病”。他觉得“中国真正史学不发达”，因而介绍克氏的史学理论，以促进中国史学的发展。 　　《孔子以前的哲学》发表于《金陵学报》第2卷第1期（1932年），是一篇功力深厚、具有开拓性质的长篇学术论文。雷海宗对《尚书》与《周易》中的有关篇章（《周书》、《虞书》和《彖传》、《象传》、《系辞传》）的思想与年代进行了分析考订，然后据以勾勒探讨西周时代初兴的哲学和春秋时代发展了的哲学，最后得出结论： 　　　　孔子是史官思想的承继者，所以他言必称尧舜（《虞书》）、周公（《周书》）。他是专注意治国之道的，与《尚书》的作者一样。老子或《老子》的作者是筮人思想的承继者，他是偏重玄学的。后日中国哲学界最占势力的儒道二家是直接由孔子与老子传下来的，间接由无数无名的史官与筮人传下来的。 应该指出，雷海宗不仅密切注意国内学者的研究状况，而且吸取西方汉学家的研究方法与成果。他特别提出法国学者马斯伯劳“1927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史》是一本空前杰作”，“本文得此书暗示的帮助很多”。[3] 　　1931年，雷海宗转任武汉大学史学系和哲学系合聘教授，发表《殷周年代考》一文，载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2卷第1期（1931年）。他采取了新的研究方法，吸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根据温带人类的生理和平均寿命来推断殷周的年代。他提出“按温带人类生理，普通四世当合百年。中国古今朝代，皆不逃此原则”的观点，先对已确知的中国历朝各世君主在位的总年代做出统计，以证明“四世当合百年”，亦即“每世平均二十五年”的看法基本无误，然后根据已知周代君主的世数而推定周室元年当为公元前1027年的说法，并进一步推断盘庚迁殷适为公元前1300年，汤定中原当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4] 　　雷海宗在武汉大学讲授欧洲通史。武汉大学图书馆善本室现藏其《欧洲通史》（二）一课的铅印详细提纲，由之可看出雷海宗在世界史方面的渊博学识和深湛造诣。该提纲共三百页（六百面），分四十九章，每章末开列外文参考书目，合计约三百余种。《欧洲通史》（二）包括时间约从公元5世纪到20世纪初，雷海宗将其分为：（1）黑暗时代（西洋文化酝酿时期，476－911）；（2）封建时代（“中古”、“中世纪”时代，911－1517），其中又分为封建文化之极盛（911－1321）和封建文化之破裂（1321－1517）两个阶段；（3）旧制度时代（1517－1815），其中又分为旧制度及其文化之成立（1517－1648）、旧制度之极盛（1648－1789）和旧制度之末运（1789－1815）三个阶段；（4）欧美文明时代（1815以下）。全部提纲体系完整，层次鲜明，子目详尽细致，覆盖面极广而条理一目了然。其特点在于：（1）打破国别界限和王朝体系，以全局的眼光，抓住重大的历史事件和社会变革来讲述整个欧洲、特别是西欧的历史；（2）着重探讨阐发西方宗教、哲学、科学、文学和社会科学的嬗变发展和各个流派，19世纪尤详。整个提纲实际是一部绝好的西洋文化史，内容极其丰富，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可惜只是一部提纲，未能窥其全貌，但已足以启人深思，仔细玩味。[5] 　　重 返 清 华 独 树 一 帜 坚 决 抗 日 誉 满 中 华 　　1928年，清华学堂完成了从八年制留美预备学校改为四年制正规大学的体制转变。1929年春，蒋廷黻离开南开大学，被聘为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蒋廷黻在美国留学长达11年之久，精通中外历史，掌握多门社会科学专业知识，担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职务后，励精图治，大刀阔斧地推行“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综合与考据并重”的方针，力求使清华历史系与国际一流大学接轨。为此，他在1932年聘请雷海宗返回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 　　1932年秋，年方而立的雷海宗一领青衫，文雅朴素地回到了阔别十年的清华园。当时历史系的学生赵亚芬在五十多年后生动地描写了雷海宗给予她的最初印象。她回忆道： 　　　　那是在1932年秋季开学前，我回到清华园，系里的同学告诉我说，我系新来了一位教西史的教授雷海宗先生。有一天我去图书馆，走在大礼堂前面草坪旁的行人道上，身旁的同学轻声对我说：‘迎面来的就是那位新教授。’我抬头仔细端详一眼，只见走来的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年纪大约三十以上，头上平顶头，身穿一件褪色的旧蓝布长衫，足着一双尖口布鞋。我心里想这位新教授不带丝毫洋气，真像一位乡村塾师。我没有把我的想法告诉在身旁的同学，而且五十多年来，我从来没敢说出这一深藏在心底的秘密。因为，我以后上过雷师的课后，我对他的敬佩与景仰，更使我羞于将这种幼稚想法启齿告人了。[6] 然而，许亚芬能看到雷海宗的外表，却无法深知他当时的内心。雷海宗是怀着欢欣鼓舞之情重返母校的，但还有严肃庄重的另一面，那就是决心与蒋廷黻相配合，开拓创新，努力建设独具特色的清华历史学系。1935年后，蒋廷黻离教从政，赴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任职。雷海宗独挑重担，继任清华大学历史学系主任，直到1949年。清华历史学系的发展与建树，是和雷海宗的贡献分不开的。 　　雷海宗到清华后，重点从事中国史的教学和研究。他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中国通史”课程，并编选大量史料，以《中国通史选读》为名，作为铅印讲义发给学生，共7册43章769节930页（1860面）。全书内容从史前石器时代一直编到溥仪退位，材料选自各方面文献，系统完整，极其丰富。值得注意的是，雷海宗打破了传统的王朝体系，以时代的特征为标准，结合重大历史事件和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与演变，来划分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他还讲授“殷周史”和“秦汉史”两门专门断代史，供历史系高年级同学选修。为了引进西方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介绍外国史学名著，雷海宗又开设“史学方法”一课，采取教师总体指导，学生重点读书定期报告，全班展开讨论的教学方法，使课堂既生动活泼，又深入研讨，学生眼界大开，深有所获。另外，当教外国史的教师休假时，他还不时讲授西洋中古史、近古史等课程以补空缺。 　　在教课之外，雷海宗更潜心进行历史研究。作为一个受到西方教育和学术训练的爱国知识分子，雷海宗的研究方向和志趣在于从宏观的角度，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抓住若干根本性问题，对四千年来中国的传统社会与文化做系统的历史考察与解剖，并落实到中国的现状，找出弊端症结和解决办法。 　　1934年，雷海宗在《清华学报》第9卷第4期发表《皇帝制度之成立》一文，指出在政治制度方面，中国四千年间，国君最初称王，下有诸侯；其后诸侯完全独立，自立称王；最后其中一王盛强，吞并列国，统一天下，改称皇帝，直到近代。皇帝视天下为私产，臣民亦承认天下为皇帝私产。寄生于皇帝私产上的人民则等同于皇帝的奴婢臣妾，丞相与小民在皇帝面前同样的卑微，皇帝制度是全民平等的独裁统治，由皇帝的积极建设和人民的消极拥护所造成。皇帝是唯一维系天下的势力，民众则是一盘散沙。经过辛亥革命，皇帝制度崩溃瓦解。当前的关键应确定一个固定的元首制度。[7] 　　1935年，清华大学为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在《清华学报》外又创办《社会科学》杂志，其创刊号第1卷第1期首篇刊登了雷海宗的力作《中国的兵》长文。该文认为中国春秋时代上等社会全体当兵。战国时代除少数文人外，全体文人当兵，近乎征兵制。汉代通过“更赋”制使上等社会不服兵役，终于实行募兵制，将卫国责任移到职业兵（大部为贫民、流民、外族兵、囚徒）肩上。由军民不分，经军民分立，到军民对立，专靠羌胡兵，这就使国势日衰，社会病弱，中原终于成了汉代那些属国的属国。东汉以下兵的问题总未解决，只有隋及盛唐百年间，曾实行半征兵的府兵制，这也是汉以后中国汉族自治的惟一强盛时代。中国二千年来社会上下各方面的卑鄙黑暗恐怕都是畸形发展文德的产物。只有振兴武德，实行征兵制，叫良民当兵，尤其是一般所谓的“士大夫”都人人知兵，人人当兵，才能使中国自主自立。[8] 　　1936年，雷海宗接连在《社会科学》第1卷第4期和第2卷第1期，发表了《无兵的文化》和《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两篇论文。第一篇文章首先指出，秦以下为静的历史，只有治乱骚动，没有本质的变化。这样一个消极的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没有真正的兵，可称为“无民的文化”，但其轮回起伏，有一定法则。随后，从政治制度的凝结、中央与地方、文官与武官、士大夫与流氓、朝代交替、人口与治乱、中国与外族等七个方面对秦以下中国两千年的历史进行分析探讨。最后，提出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有独特的语言文字，或可解救中国文化不致沦亡。第二篇文章一开头认为日常所谓“西洋史”包括埃及、巴比伦、回教、希腊罗马、中古以下的欧西等五个文化。文化是个别的，断代当以每个独立的文化为对象，不能把几个不同的个体混为一谈而牵强分期。随后，以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为分界点，将中国文化四千年的历史分为古典的中国和综合的中国两大周，并进行了概述。最后，将中国史与世界史相比较，指出其他各个文化都经一周结束，而中国文化的发展却出现了第二周，这在人类史上是特殊的例外，中国是得天独厚，大有可为的。[9] 　　1937年，《社会科学》第2卷第3期和第4期连续刊载了雷海宗的《世袭以外的大位承继法》和《中国的家族制度》两篇文章。前文以罗马帝国的皇帝和回教初期的教主为实例，说明人类史上政治元首亦即政治实权者在世袭以外的继承制度与方法，目的在于给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共和国家之政治实权领袖的更替承袭方式提供参考。后文则论述中国在春秋以上是大家族最盛的时期，战国时代大家族渐衰，但汉代恢复古制，大家族成为社会国家的基础，此后一直维持了两千年。近代以来，大家族制度遭受冲击，小家庭渐兴，如何建立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家族制度，甚为紧要，颇堪玩味。[10] 　　在宏观的综合性的论文外，雷海宗也进行微观的研究，写出考证性的文章。例如，他在1936年《清华学报》第11卷第3期发表《汉武帝建年号始于何年》的文章，将《 史记·封禅书》同《汉书》的《武帝纪》和《郊祀志》中的有关记载列表排比，得出结论：武帝建年号是在当时的三元七年，即有司建议的元狩七年，即武帝最后决定的元鼎元年，即公元前116年。这是中国历史上年号制度创立的一年，值得大书特书。[11] 　　此外，雷海宗还在《清华学报》和《社会科学》各期发表多篇书评，对当时新出版的国内外重要学术著作做出评价。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卢沟桥的炮声将雷海宗从宁静的清华园震醒。不久，北京沦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南迁。雷海宗对日寇侵华义愤填膺，随清华文学院师生经长沙、衡山、蒙自、最后抵达昆明。看到全国军民英勇抗战，浴血杀敌的情景，雷海宗精神振奋，一扫原来对中国的兵所持之悲观看法，在1938年2月13日汉口《扫荡报》发表《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第一句即宣布，“此次抗战不只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大事，甚至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奇迹”。接着热情歌颂“我们此次抗战的英勇，是友邦军事观察家所同声赞许的……我们最好的军队可与古今任何正在盛期的民族军队相比……我们只有募兵，而其效能已几乎与征兵相比，这又是人类历史上稀有的奇事”。随后，列表指出历史上其他民族的文化发展只经过由分裂到统一而后再分裂衰亡的一周过程，而中华民族的文化却经历了二周，其原因在于两千年来中国南方地区的大开发，保持并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元气。也正因此，今日才能如此英勇抗战。“二千年来养成的元气，今日全部拿出，作为民族文化保卫战的力量。此次抗战的英勇，大半在此。”最后，雷海宗期望，通过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文化将结束第二周，揭开第三周的帷幕。[12] 　　1938年底，雷海宗将自《皇帝制度之成立》以下诸文的篇名及次序稍加变更，增加《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一文，合编成《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由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传统文化之评价”，包括“中国的兵”、“中国的家族”、“中国的元首”、“无兵的文化”、“中国文化的两周”五章；下编为“抗战建国中的中国”，仅包括“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二章。最后为附录，即“世袭以外的大位承继法”一文。《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篇幅不大，却是雷海宗的精心杰作，出版后在学术界乃至一般知识分子中产生巨大反响，令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成为20世纪中国的史学名著。 　　在昆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雷海宗主持西南联大历史系行政工作，继续开设“中国通史”等中外历史多门课程。抗日战争后期，美国有关方面曾邀请雷海宗等一批名教授赴美讲学，以促进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改善中国大后方穷教授的清贫生活与工作条件。但雷海宗婉言谢绝，决心坚守岗位，与全国军民一同奋斗，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贡献全部力量。 　　雷海宗将大量的精力投入文章写作。其中有学术论文，如《雅乐与新声：一段音乐革命史》、《全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与中古哲学》、《古代中国外交》、《司马迁的史学》、《中国古代制度》等，分别发表于昆明《中央日报》、《清华学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学报》等报刊杂志。但更多的文章，则是史论结合，古为今用，将古今中外的历史与现状贯通起来，为宣传抗日和进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服务。刊登在昆明《今日评论》1939年第1卷第4期的《君子与伪君子——一个史的观察》和昆明《中央日报》（1942年7月）的《近代战争中的人力与武器》等文就是这样的实例。 　　1940年4月，雷海宗和林同济、陈佺等在昆明创办《战国策》半月刊，先后出版了17期。1941年12月3日又在重庆《大公报》开辟《战国》副刊，至1942年7月为止，共出版了31期。雷海宗在《战国策》和《战国》副刊发表了《张伯伦与楚怀王》、《历史警觉性的时限》、《中外的春秋时代》、《战国时代的怨女旷夫》、《历史形态》、《三个文化体系的形态》、《独具二周的中国文化》等文章。由于创办《战国策》和《战国》副刊，林同济、雷海宗、陈佺等人当时被称为“战国策派”。所谓“战国策派”的基本观点和主要思路，是用“文化形态史观”的理论来考察历史和文化，分析当前的世界形势，认为西方欧美文化现在正处在相当于古代中国的“战国时代”，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战国时代”所独有的国际战争特征的表现，中国面对这样的局势，必须找出应对之策，自主、自立、自强地建国和战胜日本侵略者。 　　此外，雷海宗还积极地为《当代评论》半月刊撰稿。从1941年末到1944年3月，他既为《当代评论》写过多篇社评，如《埃及战争》、《法属非洲——西方的第二战场》、《罗邱会议》、《突尼西亚盟军大捷》、《法国解放委员会与法兰西前途》、《苏捷协定与波兰前途》、《德舰沙恩霍斯特号沉没》、《苏联采用新国歌》、《阿根廷与轴心绝交》等；又在该杂志发表《海战常识与太平洋战争》、《战后世界与战后中国》、《平等的治外法权与不平等的治外法权》、《欧洲战后人的问题》、《战后的苏联》等专门文章；还主持了《世界战局的总检讨》的座谈会，致开幕词和做总结发言，刊载于《当代评论》第3卷第7期。 　　1945年8月15日，日本junguozhuyi宣布无条件投降，雷海宗与全国人民一起以无比喜悦的心情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但是，jiangjieshi阴谋neizhan，反对minzhu，1945年12月1日x inan lian da等校师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一”运动。1946年7月15日，wenyiduo被刺。wenyiduo是雷海宗的同学和好友。他对于闻一多的遇害感到无比悲愤，主动参加五人治丧委员会，并将杀害闻一多的子弹头保留下来，作为怀念亡友和憎恨guomindang杀人凶手的见证。 　　1946年下半年，清华大学在北平复校。从上海乘轮船赴塘沽途中，雷海宗临时肩负起组织数百名同学北上的重任，战胜风浪，克服困难，井井有条地将大队人马带到了北平。复校后，雷海宗仍担任历史学系主任，并在冯友兰赴美讲学期间代理文学院院长之职。他继续讲授中外历史多门课程，并前后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如《历史过去的释义》、《春秋时代的政治与社会》、《东周秦汉间重农抑商的理论与政策》、《史实、现实与意义》、《人生的境界（一）——释大我》等。 　　抗战胜利后，雷海宗继续关心国内外形势和政局的发展，撰写大量时论性文章。1946年，《zhongyanribao》和《guan cha》杂志分别刊载他的《欧美民族主义的前途》和《和平与太平》两篇文章。1947年雷海宗专门在《独立时论集》发表了《航空时代、北极中心与世界大势》、《理想与现实》、《印度还政问题》、《meiguo设国防部》、《两次大战后的世界人心》、《伊朗问题》等文。1948年1月，雷海宗在北京主办《zhoulun》杂志，每周一期，至该年11月19日停刊，共出版了两卷43期。他几乎为每期写一篇以上社论，还先后刊登《如此世界、如何中国》、《副总统问题——一个历史的探讨》、《全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中古哲学中与今日意识中的一个根本问题》、《论老》、《弱国外交与外交人才》、《纽芬兰自动并入加拿大》、《论中国社会的特质》、《锦州——古今的重镇》、《人生的境界（一）——释大我》等专论。此外，他还为天津《yishibao》写专论《论美国在巴拿马受挫》、《美苏两种世界主义比较》、《南斯拉夫gongchandang大会》等文。《天津minguo日报》也曾刊登雷海宗的《促进耕者有其田，开征累进财产税》和《国际和平展望》两篇短文。 　　综上所列，雷海宗自1939年至1948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和时论性文章大致如此。限于篇幅，对各文内容不赘述。其历史观、史学体系和学术成就将在本文第四节中专门论述。至于他在时论性文章中表现出的政治观点，如他在《zhou lun》的《发刊词》中所说：“我们愿意请求社会，不必强要我们追随信仰的潮流……我们的武器是思想，是概念，不是名词，不是kouhao……我们只以科学，客观，冷静自勉。”[13]他对社会主义sulian、国际gongchanzhuyi运动和中国gongchandang缺乏正确认识，但也不完全紧跟meiguo和jiangjieshi guomin dang，基本上属于想走“第san tiao道路”的接受xifang教育的minzhu集体主义者，持中间偏you的立场。 　　　　迎 接 解 放 移 座 南 开 光 明 磊 落 鞠 躬 尽 瘁 　　1948年后期，全国解放的形势日益明朗。尽管有关当局给雷海宗提供机票动员他“南飞”，但他认为国民党大势已去，不得人心。出于对祖国的热爱，雷海宗不愿到失去独立的异国他乡生活，毅然决定留在北平清华园，迎接解放，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关怀教育下，他积极参加土改、抗美援朝和思想改造等运动，转变政治立场和世界观。他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感到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似乎恢复了青年时期的热情，进一步加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决心。 　　解放初，雷海宗在清华任教，讲授世界史，并发表《古今华北气候与农事》的论文。他探讨古书中所见古代华北的气候与农业，指出其后逐渐发生的变化，并对今后华北的气候状况和农业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14] 。1951－1952年间，他在《大公报》、《进步日报》和《历史教学》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性批判文章，对罗马教廷和美帝国主义展开口诛笔伐，并将稿费捐献。这些文章是：《美帝“中国门户开放政策”的背景》、《耶稣会——罗马教廷的别动队》、《耶稣会的别动队活动》、《中国近代史上宗教与梵蒂冈》、《20世纪的罗马教廷与帝国主义》和《近代史上梵蒂冈与世界罗马教》等。 　　1952年秋，雷海宗调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他对南开是有感情的，觉得自己与南开若有缘分。知道调南开的消息后，他曾对清华的邻居张岱年教授说，二十五年前回国时，南开曾向他发过聘书，当时未能成行，而现在终于要去了，看来晚年将在南开度过。 　　到南开后，雷海宗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主要从事世界史学科建设，讲授世界上古史，兼及世界近代史和物质文明史。为了培养青年教师，还特别在家给他们讲中国上古史和专业英语。雷海宗编写的《世界上古史讲义》一书，教育部定为全国高等学校交流讲义，并决定正式铅印出版。在这部著作中，雷海宗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运用丰富的材料，对世界上古史做了系统的阐述。其特色在于有自己的体系，既摆脱了他原来发挥的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史观的框架，也不完全沿用苏联教科书的一般结构。尤其是： 　　第一、把中国史放在世界史之中，打通了中国史和世界史之间的界限。以世界史为背景，概述了上古中国的历史，并通过对比从经济、政治、文化、人民性、民族性各方面说明古代中国在世界历史上所占的地位。强调中国人学习世界史，要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世界。 　　第二、 重视各地区、各种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从总体上来把握世界史。首先，在第五章 “埃及、巴比伦的边区殖民地与边外诸族”中，以埃及、巴比伦与周围地区的交往和文化影响为线索，贯穿叙述那些地区国家的历史，并探讨了世界上古史上第一次和第二次游牧民族大迁徙及其影响。其次，在第十三章“上古中晚期亚欧大陆之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中，集中论述了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600年亚欧大草原的游牧部落与中国、希腊和罗马等地区国家的关系与第三次迁徙。这一部分，以后扩大充实为学术论文，以《上古中晚期亚欧大草原的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为题，在1956年《南开大学学报》发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拓荒意义。[15] 　　第三、 结合奴隶制度和奴隶社会的整个历史，分析了家庭奴隶制和生产奴隶制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奴隶制度，在游牧地区、大陆农业区和邻近海洋地区三种不同地区的发展，认为海洋区是唯一奴隶社会为时较长、奴隶制度发展较高的地区，工商业一直是维持并发展奴隶制度的基础。并就从奴隶社会转入封建社会的总问题提出了上古史上这方面的三个疑难问题：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之间的差别远不如氏族社会与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差别那么巨大；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之间多有交错，各地情况也多歧异；奴隶社会转入封建社会时缺乏生产工具和生产力的明显进步，没有发生新兴阶级打倒旧阶级的革命，各地区转入封建社会时间的迟早亦大不相同。[16] 　　此外，诸如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的重视，将希腊、罗马的历史合起来分章节叙述，具体到关于金属器的使用与作用、希腊哲学的兴起与发展、罗马皇帝制度以及东方宗教与基督教的兴起等问题，也都有创见。 　　1956年，雷海宗在世界上古史课程中对整个体系作了新的调整，将分区教学法改为分段教学法，并对上古时期各阶段社会形态的性质与名称做了新的探讨。1957年，发表了《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的一些问题》一文，载《历史教学》该年第7期。他强调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的作用，认为人类迄今的历史，依生产工具而论，可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和机器时代。从社会性质来说，石器时代属于原始社会，铜器时代属于部民社会，铁器时代包括古典社会和封建社会，机器时代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奴隶制在雅典和罗马的短期特殊发展，只能看作封建社会的变种发展。这种变种，并不限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只要条件合适，也可出现。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属于铜器时代，是普遍于世界的一个大时代，并非亚洲所特有，可考虑使用中国和日本历史上指半自由民身份的“部民”一词来称这个时代为“部民社会”。铁器时代的前一阶段，马克思称为古典社会，“古典时代”的意识是有世界性的。古典社会和封建社会属于同一铁器时代的前后两个阶段，实际都是封建社会而稍有不同。[17] 　　在南开期间，雷海宗还为《历史教学》杂志撰写了一系列比较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教学参考性文章，如《关于世界上古史一些问题及名词的简释》、《世界史上一些论断和概念的商榷》、《欧洲人的“教名”及一般取名的问题》、《读高中课本〈世界近现代史〉上册》、《历法的起源和先秦的历法》、《基督教的宗派及其性质》等。这些文章充分体现了一位史学大师对普通中学历史教学事业的关注，而且在简明扼要的阐述中显示了渊博学识与真知灼见。 　　1957年春，全国开始助党整风运动，知识分子展开了“鸣”、“放”活动。雷海宗在4月间先后参加了两次关于“百家争鸣”的座谈会，主要谈发展社会科学问题。他认为，中国的社会科学，无论是解放前或解放后都很薄弱。社会科学是随资本主义产生而产生的，是到资本主义社会才成为一种严格的真正的科学。中国的社会科学没有资本主义的阶段，因为中国历史上没有经历资本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基础上，用新方法和新观点为无产阶级建立了新的社会科学。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树立的新的社会科学的看法，大家在理论上是一致的，承认马列主义应该发展，可是实际上是停止了发展，还停留在恩格斯死时1895年的地方。1895年以后，列宁、斯大林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但他们主要谈当前革命问题。从了解整理几千年来人类历史经验，建立新的社会科学来说，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教条主义者就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也是经常修改他们的学说，他们注意到当时每一个社会科学部门的发展情况，掌握社会科学研究的材料和成果。可是以后人们就认为他们已解决了一切问题，社会科学不能再发展了。事实上并不如此，1895年以后社会科学上新材料很多，对旧材料有很多新的认识。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1895年到今天六十二年的课补上。这不是那一个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问题，工作艰巨得很。 《人民日报》在1957年4月21日和22日刊载“天津教授们关于‘百家争鸣’的座谈会上发言”（包括雷海宗的发言）时加了编者按和编者注，指出：雷先生认为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这却是违反了事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这是说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而不是说关于个别事实的个别论断。列宁正是在社会科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方面，首先是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等基本理论方面，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也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了新的发展，因而能够在中国实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而雷先生所说的关于六十二年来古代史的发现，却只是涉及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个别论断。[18] 雷海宗在看到《人民日报》的编者注后，给《人民日报》写信说明： 我对于“注”中的话完全同意，我也是认为最近六十二年来，结合革命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地发展的，我只是愿意提出过度忽视了最近六十二年以前的人类历史几千年的经验教训的进一步研究。我的谈话中“1895年以后，列宁、斯大林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但他们主要谈当前革命问题”，下半句就是指的像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一类的理论，上半句“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即指像列宁对于封建社会所下的更清楚的定义之类。这后者只是“个别的”，而不是“主要的”，他们对于过去的人类经验没有时间多去谈论，只能在极“个别的问题上”说几句话，他们谈的有分量的话“主要的”是有关当前革命的问题，而我们一般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所树立的结合过去几千年人类经验的社会科学部分又不肯体会马克思思想的精神实质去进一步深入地研究，使社会科学的这一部分一直处在停滞状态之中。 雷海宗在信中进一步说自己的这个意思，在谈话中没有说清楚，是因为想避免不必要地重复半个月前另一个会上的主旨相同的发言。该发言对这层意思有较清楚的表达： 　　恩格斯死在1895年，到现在已六十二年，在这六十二年之间，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积累了很多的革命经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就中国最近的情形而论，我们党的两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和毛主席方才提出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都是这方面的突出贡献。在这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一直不停地在发展的，新的社会科学是不断地在增加内容的。但社会科学还有另一面。在这另外一面，在不断深入地、日渐具体地总结人类全部历史进程中的经验教训这一方面，这六十年来是几乎完全处在停滞状态之中。[19] 　　5、6月之交，北京大学学生谭天荣曾来南开大学“煽风点火”，访问了雷海宗等三名教授。事后，在南开的大礼堂召开了由三教授谈与谭天荣谈话情况的大会。雷海宗在发言中指出，曾询及谭天荣学习哲学和读黑格尔的著作的情况，劝谭天荣在谈黑格尔的思想时，应多读一点黑格尔的著作。至于中国的情况，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众多，贫困落后，要治理这样的国家，必然会遇到许多困难，出现不少问题。他指着礼堂主席台两侧的两个标语牌说，他相信这两句话，那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他的讲话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6月中旬，全国开始了反youpaidouzheng运动，天津市和南开大学也不例外。但到7月下旬运动初步告一段落放暑假时，雷海宗始终未被触及。直到8月，康生在北京的一次会上点名批判了雷海宗，中共天津市委和南开大学历史系才中断假期，紧急召开了批判雷海宗的会议。 　　1957年秋，雷海宗被错划为“youpai”（1979年得到改正）。此后，他健康急剧恶化，患慢性肾脏炎不治之症，严重贫血，全身浮肿，步履艰难，停止了教学活动。但雷海宗虽身处逆境，仍关心国家大事，精心译注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的有关章节，其译文和注释有许多独创精到之处。此外，亲自指导和校改拙译《李维〈罗马史〉选》，认真负责，关怀备至，使我学到许多东西，终生受用不尽。1961年4月，苏联载人宇宙飞船上天，加加林成为人类第一个宇航员。雷海宗知道这消息后，受到极大鼓舞，心潮澎湃，情不自禁地用英文写下了歌颂人类征服宇宙的这一伟大成就的长诗。雷海宗英文极佳，此诗当为文学精品，并能充分体现他的内心思想与宇宙观。可惜，笔者只在他的案头看到手稿，未能细阅，而此后诗佚人亡了。 　　1961年末，雷海宗被摘掉“youpai”帽子。为了把有限余生和满腹学识献给人民，他马上于1962年克服病痛，毅然乘着三轮车来到教室门口，拖着沉重的步伐重上讲台，精神抖擞地为一百多个学生先后讲授外国史学名著选读和外国史学史两门课程，一直到当年11月难以行动时为止。雷海宗有惊人的记忆力，讲课从不写讲稿，但在讲外国史学史课程时，却以颤抖的手亲笔写下了讲稿，可见他在一生最后时刻时认真的献身精神和负责的教学态度。此时，他还让笔者从南开图书馆借出全套《诸子集成》，显然他还想研究先秦诸子，写有关的著述。可怜他已身心交瘁，油尽灯枯，天不假年。1962年12月25日，雷海宗因患尿毒症和心力衰竭病故，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年六十岁。 　　　 学 贯 中 西 创 建 体 系 热 爱 祖 国 锐 意 创 新 　　以上大致介绍了雷海宗的生平及其重要著述。总起来看，雷海宗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擅长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把握和跨学科研究方法的交叉运用。 　　雷海宗一贯主张，历史学家只有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上才能对人类和各个国家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有总的了解，才能对某些专门领域进行精深的研究，得出真正有意义的认识。他的多方面的著述体现了这一主张。他一生读书孜孜不倦，精通多种外语，不仅贯通古今中外的历史，而且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