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用人智慧

古人的用人智慧 孔子说：“政在得人”，吕不韦说：“舜得皋陶而舜受之，汤得伊尹而有夏民，文王得吕望而服殷商。”然而韩愈却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可见世上缺少的不是千里马，而是伯乐。古人在识人用人方面，有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学习他们的用人智慧，对于我们今天事业的发展是很有裨益的。 一是要有识才之“眼”。我们常说“慧眼识英才”，这就要求“伯乐”们在考察人才时，能够准确地看到人才的过人之处。萧何于万马军中发现了韩信，坚定不移地把他推荐给刘邦，终使刘邦开创了400余年的大汉基业。唐太宗令封德彝举荐贤才，封德彝说：“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遭到了唐太宗的严厉驳斥，“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正是唐太宗不拘一格地广揽和使用天下英才，才使得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贞观之治”。唐朝中后期，许多佞臣举荐的所谓“人才”则使中国的封建盛世成为昨日黄花，“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何如买取猢狲弄，一笑君王便着绯”就是当时用人情况的真实写照。 二是要有举人之“德”。春秋时期的祁黄羊“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所举荐的仇人和自己的儿子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因他深深懂得自己是在为国求才，而不是为了报私仇、避嫌疑。西汉时，与萧何有矛盾而被贬到外地做官的曹参在听到萧何去世的消息后，马上命令仆人收拾行装准备赴京拜相，手下人不解地问：“萧丞相与你有矛盾，怎么会举荐你呢？”曹参说：“此非尔等所知也。”不久，他果然接到了回京拜相的圣旨，因为它深深了解萧何，这个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萧丞相，是不会因小恩怨而误国家大事的。当然曹参也不负重托，在相位上恪尽职守，不改萧何制定的律令，终于成就了大汉盛世。而唐朝的刘仁轨则做得有点过头了，袁异式曾是他的仇人，为了求得宽容大度的好名声，在得志后竟然多次越级提拔不称职的袁异式，当时就有人评论说：“斯所谓矫枉过正矣。”可见，作为伯乐，一定要有博大公正的胸怀，不能因仇、因亲埋没人才，也不能因求名而提拔不称其职的仇人。 三是要有求才之“诚”。大凡人才，必然会存有“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侍”的心理，领导者只有真正礼贤下士才能求得为事业发展尽智尽职的人才。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就有“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是他们共同的心理特点。“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脯”，周公求贤若渴，终于巩固了成周江山；三顾茅庐，刘备求来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孔明。否则，“虽有贤者，而无礼以接之，贤奚由尽忠？犹御之不善，骥不自千里也”。 四是要有用才之“胆”。既然经过考察认定是人才，就应该放手使用，为人才施展才华提供足够大的舞台，彻底摒弃论资排辈、以貌取人等阻碍人才成长的陈规，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在没有遇到“伯乐”之前，姜尚是渭水边上的一个钓叟，韩信是一个甘受胯下之辱的“懦夫”，诸葛亮是隆中的一介山民，如果论资排辈，从最基层的工作做起，逐级提拔，等到他们做到相帅的时候，恐怕周文王、刘邦、刘备的王霸之业也早就泡汤了。 五是要有容人之“量”。“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以全举人，固难物之情也”，如果一味地求全责备，不但不利于人才的成长和才能的发挥，而且会给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诸葛亮一生小心谨慎，事无巨细，用“八观”之法考察人才，常因一着之失痛责手下，“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使得蜀国缺乏人才成长的环境，干部后备力量匮乏，以至出现了“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的严重后果，最终断送了蜀国的事业。而历史上能够不以一时一事之错而求全责备的贤明领导者则深深认识到：“良剑期乎断，不期乎莫邪；良马期乎千里，不期乎骥骜。”“人伤尧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之号，禹以贪位之意，汤武以放弑之谋，五伯以侵夺之事，陈平以盗嫂之污”，但在用人所长，不用人所短的贤明领导者的眼中，只要使用得当，他们都会为自己的事业做出很大的贡献，而这类人才最终也会在实践中逐步改掉自己的缺点，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 由此可见，凡是治世盛世，其前提都是要聚集一大批能够治国安邦的人才。“渭水长空月，四海无遗才”终成贞观盛世，“满朝诸子贵，尽是读书人”终成大宋文德；“朝廷无才相，边关无才将，山林无才盗，陋巷无才偷”，终致大清皇朝寿终正寝。“鹤鸣九皋，声闻于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历代明君贤相“劳于求人，佚于治事”的兴业名言，很值得我们今天的“伯乐”们借鉴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