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何以不可避免_梁立俊

TTHEORETICAL HORIZON 2013.04 托克维尔的《旧与大革命》是一本很值得推 荐和细读的名著，其原因除了它谈论的话题具有强烈 的现实意义之外，还有两个原因使其值得注意：一个 是这本书的名字所暗示的法国旧体制和大革命的逻辑 被很多浅尝辄止的读者所误解，他们肤浅地认为由于 旧体制的腐败，因此导致革命。其实，腐败和革命都 是结果，而非原因。另一个是书中对法国旧体制和大 革命之间历史原因的揭示非常有趣。它与其是政治学 的问题，毋宁是经济学的问题。法国的旧制度产生了 无法解决的代理问题，这是革命的根源。代理问题是 自治机制被破坏后的必然产物，而严重的代理问题使 政治体制完全失效，由此，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危 机。这个时候，路易十六的善政刚刚开始，却引来一 次自我毁灭的大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讨论的主题是：法国大革命为 什么发生？它有什么意义？对于第二个问题，托克维 尔比一般的论者更有远见。一般的论者认为法国大革 命是彻底的破坏，即把旧时代的一切制度皆给摧毁。 但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大革命恰恰相反，它从表面上摧 毁了旧体制的一切表象，但是却完全按照旧体制的模 式，以更激进的形式，重建法国的集权主义制度。这 就是所谓的“红色专政”。这即是说法国大革命的破坏 是成功的，而建设却是一次彻底失败的尝试。后来拿 破仑重建帝制，是对旧制度的隔代否定之否定——拿 破仑重新接续了旧体制的“合理成分”，再后来的法国 第二共和国则是对大革命（法国第一共和国）的隔代 否定之否定——也同时接续了大革命提出的先进思想 和理念。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最有意义的是对法国旧体 制的分析，这个分析也是对大革命之所以爆发的原因 的分析。根据托克维尔的分析，我们发现法国大革命 前存在越来越严重的代理问题。法国至少从路易十四 开始，中央集权主义体制越来越成功，社会各阶层之 间的有机联系被代理关系取代，这样，法国社会从中 央集权的角度来看是越来越有效率了（政权成功），但 是从社会微观治理的角度看，由于社会各阶层的有机 传统关联被割断，社会出现了分化、溃败和互相仇恨 （社会失败）。结果，失控的底层势力借助全社会对中 央集权的普遍仇恨，迅速联合起来，在激进的革命思 想蛊惑下，加上群氓政治的道德缺失，越来越导向暴 力和邪恶。最后的结局是：一场大革命，摧毁了旧制 度，也吃掉了自己的孩子。 大革命前的几个世纪，法国历代国王一直为大革 命（也就是自己的末日）降临做着全面的准备。这个 漫长准备就是社会治理的有机结构被破坏和中央集权 体制全面建立的过程。在此之前，法国是地方自治， 或者中央和地方分权的体制，自上而下是国王统治贵 族，贵族统治农民，和国王倚重教会，教会统治教 大革命何以不可避免 ■梁立俊 【提 要】根据托克维尔对大革命前旧制度演变过程的考察，从代理问题的角度分析旧制度与大革命的 因果关系。法国自路易十四开始加速强化中央集权，这个过程对法国原有的社会治理机制造成全面破坏，此 后王权对社会各个层面的统治不可避免地产生严重的代理问题，结果导致社会矛盾全面激化，从而最终引发 大革命。大革命的爆发正是旧制度的代理问题耗尽了社会所有的良性资源以及路易十六的改革来得太迟、太 慢所致。 【关键词】旧制度 大革命 代理问题 【中图分类号】 D 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47（2013）04-0044-03 民主与法治民主与法治 44 TTHEORETICAL HORIZON 2013.04 民；自下而上则是通过三级会议制度，贵族政治和教 会势力制约国王。这种体制最大的优点是直接统治， （统治有三个涵义，一个是剥削，一个是主持公道，另 一个是救助。比如，对于农民，“统治”一个方面收取 地租，另一个方面在出现争执时，解决纠纷和化解争 端，在遇到灾荒时及时救助。教会的功能类似），不会 出现代理问题，社会结构是一个有机体，所有者直接 “经营”，因而不会出现治理真空的问题。但是，这种 体制对于野心勃勃的国王是一种“制衡”，国王无法为 所欲为。法国从路易十四开始，强力改革这种弱势中 央的体制，试图建立绝对、高效、集中的专制体制。 首先，国王把农民从贵族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让 他们拥有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给予他们 自由，摆脱贵族的盘剥，成为国王的臣民。就事论 事，这似乎是一件进步的事业，但是，解放出来之 后，下一步怎么办最终才决定这件事情的性质。法国 国王把农民解放出来，他们免除了贵族的压榨，但被 投入国王派出的总督及其代理人更为暴虐的统治。总 督治理下的农民需要上缴税赋，负责徭役，其负担比贵 族治理下更甚，而且一旦遇到灾荒等，在贵族体制下， 贵族作为保护者会提供救助，帮助农奴度过难关，但 是，在总督治下，由于代理问题，总督代表国王，他只 是获取了“盘剥”的责任，却放弃了对农民的救助义 务。因此，托克维尔说，摆脱了贵族统治的农民处境更 加悲惨。国王把农民收归治下，但是进行更加残酷的压 榨，如此，国王把解放出来的农民逼到了对立面（根据 托克维尔的解释：旧体制简直就是一所不遗余力培养革 命者的学校），为旧体制的灭亡准备了掘墓人。 其次，国王褫夺贵族、第三等级和教会的权利。 贵族的土地权力被剥夺，他们对农民的人身占有权利 也被剥夺。第三等级是商人以及由此形成的城市自治 组织。国王通过御前会议，把第三等级的参政权利进 行削弱，同时通过总督制度削弱城市的自治能力。国 王对教会既打击又利用，他剥夺了教会的税收权（教 会没有财力赈济底层），但利用教会为自己统治的合法 性提供依据。国王对贵族、第三等级和教会的打击， 表面上是对“旧体制”的“革命”，但是这种革命，一 个方面把这三个等级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同时削弱 了地方自治权利，如此，为代理问题的极端恶化创造 了条件（总督及其代理者毫无顾忌的盘剥农民，导致 无法逆转的腐败问题）。社会有机体被破坏，一旦王朝 遇到革命的威胁，国王的势力无法控制局面，而作为 王朝“中间力量”的三个等级因为与底层的关系被隔 断，无法参与国王制止革命的联合行动。但是，国王 又保存了贵族、教会的种种特权，导致这些社会治理 的有机层最后不但不能成为革命的缓冲地带，他们本 身也沦为革命暴力不堪一击的对象。 《旧制度与大革命》常常被引用的警示是：（法 国）革命没有爆发在专制统治最残酷的时期，而是爆 发在相对比较开明的（路易十六）时期（托克维尔总 结说：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期通常就是 它开始改革的时刻）。路易十六是一个相对开明的君 主，他尊重舆论，放松了对社会的控制，也正在着手 进行改革，但是，恰恰是他的这些“善举”，却得到了 一个“恶报”——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托克维尔的 这个（俗成“托克维尔命题”）造成很多误解。 据此很多论者深为路易十六所惜：既然善政导致革 命，那么，路易十六的最优选择应该是继续强化封建 专制，而不是愚蠢地选择改革。这实际上是因果倒置 的歪曲。路易十六时期是改革和革命赛跑的时期，在 这个赛跑中，革命跑赢了。为什么革命跑赢了呢？一 个原因是不怕洪水滔天的路易十四和横征暴敛的路易 十五，彻底破坏了社会有机体系，耗尽了封建王朝的 气数。另外一个原因是路易十六的改革太慢，或者太 晚，无法满足法国民众对社会变革的期待，正是路易 十六的改革太慢、太晚（路易十六终其一朝都谈论着 手准备改革，而不是实施改革）葬送了自己的江山， 也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路易十四，或更早时期， 法国社会没有避免封建中央集权主义的命运？是什么 原因导致法国的国王们既势如破竹地摧毁了贵族对乡 村的统治，又毫不费力地褫夺了第三等级对城市的治 理权，还轻而易举地逼迫教会成为王权的侍臣？这是 一个比旧制度为什么引发大革命更为重要的一个问 题。这个问题托克维尔没有深究，也被很多当下的论 者当成历史的必然而忽视。但是，英国的案例和美国 的案例说明还有一条从根本上可以避免革命的道路。 比如，在英国，王权、贵族、新兴等级（包括民众势 力）三足鼎立，社会有机体得以保存，英国通过三者 的妥协形成宪政体制（克伦威尔的短暂专制也没有摧 毁英国的贵族传统。英国即使在内战最激励的时候， 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也没有变化，政治治理沿袭旧制并有 民主与法治民主与法治 45 TTHEORETICAL HORIZON 2013.04 效运作）。或者，比如美国，经过一场暴力的反殖民战 争之后，对内放弃暴力，社会各个阶层代表通过政治谈 判，进行顶层设计，创新出一个双层分权的政治体制。 历史证明：这两种自发的，或“杜撰”的体制几个世纪 以来，相对而言仍然是最成功、最有效的政治体制。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一个逻辑上自成体系的论 著，其中充满了先知式的启示。托克维尔对旧制度和 大革命之间的短时段关联做了许多充满智慧的论述， 但是，我们认为：托克维尔忽视了历史的长时段关 联，因此，他没有看到法国中央集权主义的成功与法 国大革命之间的关系。托克维尔也没有往前后延续， 把拿破仑时代和路易十六时代做有机的联想，更没有 把后来的第二共和国看成是对法国大革命的修正。实 际上法国的历史自大革命以后，政治体制呈现出一个 从两级波动向中值收敛的轨迹，也就是说，向宪政式 民主体制渐进趋近。究竟是哪一种力量导致法国的政 治道路经过“恶行”（大革命将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 接着吞噬了自己的“孩子”），最终选择了一条正确的 道路，最后彻底避免了革命，也解决了政治体制中代 理问题的再次发生呢？从上述未解问题看，《旧制度与 大革命》是一本值得肯定，也必须否定，更需要否定 之否定地看待的名著。 （作者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凤 翔 （上接第43页）满意的叙述理路来。[14]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托克维尔晚年的困惑在一定 程度上是由《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成功造成的。 正是他所发现的、法国历史中的这个“连续性”，使自 己跳出了陷许多法国史学家于革命史内的“黑暗”，获 得了一个把握“大革命”的独特视角。正是这一发 现，使托氏这本书得以跻身于世界学术名著之列，成 为他继《论美国的民主》后的另一大学术贡献。这样 的成绩的确是值得骄傲的。不过，实事求是地说，这 一伟大的发现同时也封闭了他对于“长时段”原因作 进一步开掘的可能。因为他除了在中央集权的持续扩 张中找到了“连续性”及其在各个时期的表征外，似 乎看不到那个时代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中央集权扩 张，从而构成“连续性”要求的内涵与表征。正是在 这里，托克维尔表现出了他眼光的局限性。 然而，托克维尔的眼光毕竟还是犀利的，他其实 在讨论中世纪城市衰落的过程中已经触碰到了问题的 真正所在，但或许是由于他那个时代还生活在“进步 主义”的影响之下，对这种衰落似乎持有一种并不足 惜的态度，故而对他所提到的“神秘疾病”没有去深 究；也或许是看到了引发“神秘疾病”的病毒，但认 为它无法成为影响历史“连续性”的长时段要素，形 成一个系统的、有说服力的阐释大革命意义的理论框 架。应该说，托克维尔的局限是一种时代的局限，他 所生活的时代对于大陆启蒙思想虽然已经有所质疑， 但对“理性自负”还没有形成系统概念，因而更谈不 上对之作现象学的溯源与系统性的批判。 不过，托氏的未竟之业也有它的价值：曾经令他 迷惘的问题，多少指点出了我们今天的探索方向。后 发国家如果想让自己的社会转型走出法国式悲剧，就 有必要把托氏留给我们的课题做下去。 注释 [1][2][3][4][5][6][7][9][10][11][12][13]【法】托克维尔：《旧制 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版，第245页；第56 页；第57页；第83页；第68页；第79页；第91页；第35页； 第125页；第132页；第82页；第82页。 [8]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所使用的公民与公民社 会概念与我们今天的理解有一定出入。他将当时相对独立于王权 并享有广泛自治权的各种社会群体总和称之为公民社会，其成员 则为公民。 [14]【法】 F·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孟明译，三联书店2005 年版，第229页。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学流动站博士后；天 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凤 翔 􀤈􀤈􀤈􀤈􀤈􀤈􀤈􀤈􀤈􀤈􀤈􀤈􀤈􀤈􀤈􀤈􀤈􀤈􀤈􀤈􀤈􀤈􀤈􀤈􀤈􀤈􀤈􀤈􀤈􀤈􀤈􀤈􀤈􀤈􀤈􀤈􀤈􀤈􀤈􀤈􀤈􀤈􀤈􀤈􀤈􀤈 民主与法治民主与法治 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