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教育理念

美国大学教育理念 教和学的本质都是最大限度地调动积极性 (2009-01-13 20:48:42) 标签:美国大学 积极性 主动性 教育方式 一言堂 自由讨论 欢迎哲学同仁光临 新一塌糊涂BBS 哲学版，到哲学人的家园来做客～ --------------------- 生动活泼的教学方式 高等教育是我的本行，在美国的大学里学习，最大的感受就是其立足于开发智慧和能力的多样化的教学方式。这也是它与东方传统教育方式的最大区别，即不拘一格的启发式教育，讲究实效，学以致用。 刚到美国学校，就直观地发觉其课堂生动活泼，不存在"一言堂"。无论是中还是大学乃至研究生课堂，自由发言和讨论非常普遍。我在研究生课堂上必须做读书报告，然后由教授和同学一起提意见，开展自由讨论。有一门研究生课要求每人写两篇论文，印发给每个研究生，然后每堂课轮流讨论一篇论文，对论文作者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当堂进行答辩。很少看到教授从头讲到尾而无人提问的课堂。有的整堂课就是一场辩论课，学生们分成若干观点有条不紊地为自己作辩解，看起来很像是一场总统候选人的党内提名辩论会。这种课堂对于我这个初到美国学习的研究生是件难事，因为英语的表达和阅读量毕竟不如美国学生，但教授对我说不能照顾，所以我也硬着头皮作主讲，参与讨论。其结果是在发现问题、寻找资料和从事独立研究上大得益处。我至今保持的独立思考和研究问题的习惯，也与这些基本训练分不开。 这种自由讨论的传统随处可见。任何公开演说或学术会议，都要安排一定的时间给观众提问，有的甚至先讲20分钟，其余一个多小时全部即席回答问题。而且，提问越是热烈，便越说明观众对主讲人感兴趣。有的会议在发言人以外，还故意安排两个以上的评论员，让他们事先阅读论文，准备好评语和问题，以便充分展开讨论。许多优秀的学术著作都是在多次学术讨论的基础上写成的，因而生命力长久不衰，而不是昙花一现的应时之作。 由于课堂表现是本科生和研究生成绩的一部分，学生在课上积极主动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引起争论。讨论的最大好处是启发思考，经过讨论的内容记得牢，用得上。"一言堂"的教育只能培养留声机或背诵教条的书呆子。所以，讨论式教学看起来纷乱不系统，其实效果要好得多。由于文化习惯的不同和环境的差异，我曾经在回国后多次在本科生课堂上鼓励学生讨论，但收效不大。一个原因是学生从小学到中学基本上没有独立思考和讨论的习惯和余地，而社会上对于敢发言者的无形歧视(枪打出头鸟)，加上面子问题(说错了怕别人笑话)，都阻碍我们的学生积极地发言讨论。当然，我的研究生课则已经面貌大变，一来大家都已本科毕业，年龄更大一些，有一定的社会经验，二来人数相对较少，三则是我轮流安排学生主讲，大家都轮到一遍以上，所以面子也拉下来了，能够讨论得起来，有时候还相当热烈。看来我在研究生教育方面的改革是成功的。 的确，把课堂变成自由讨论的场所，以收授业解惑之效，的确需要一种社会性的努力。比如，老师对任何一位学生的任何问题，都应当给予鼓励，决不能以任何方式予以讥笑，对于故意取笑别人的学生也要坚决予以制止。我想，这种氛围对于活跃课堂空气很在帮助，美国的学生从小学起便养成了提问和讨论的习惯，这与老师的积极引导很有关系。 1985年，我曾经应一位小学教师的邻居邀请到其班上为孩子们讲讲中国。这个小学四年级的班级，没有"一"字儿排开的长条桌凳，而是方形桌子，学生围坐在桌旁，行动很随便，可以做小动作，也可以背对老师。我先问学生们对中国知道些什么，结果呼拉拉一片全部举起了手。我简单地介绍了中国，请学生提问，各个种族的孩子们非常踊跃地提出了各类问题，毫不拘束，有的问中国的孩子怎么上课，有的问我的英语在哪儿学的，无所不包。孩子们竭力地表现自己所懂得的东西，有的说知道长江黄河，有的说知道中国人口世界最多，等等。 这是我第一次亲身感受其小学课堂的生动活跃，与我小时候即接受的那种双手背在后面，认真听老师讲课，听话才是好学生的观念很不相同。学校教育采用自由讨论和启发式，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想像力和创造性，使之主动地学习。美国学校的教学形式多种多样，允许实验和创新，不拘泥于一种方式。像其政治上的地方分权体制一样，教育也是地方的事情，公立中小学全部由州和县政府管理，而实际上是多种形式自由发展，并不存在整齐划一的，也不存在全国统一的教科书，而是任学校和教师选择。其主旨是防止只灌输一种思想或观念，以便无形中压制多元化的自由发展。 1996年春，我们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安排下，参观了美国纽约市的一所实验学校。其女校长是教育学博士，对现代教育很有研究。在区教育委员的支持下，她招聘了各地最好的老师(大多具有研究生学历)从事教学实验。这个学校不使用统一的教科书，而是由教师选择一些材料，复印给学生。我们参观的小学四年级英语课上，老师选择了当天的《纽约时报》一篇有意义的文章，复印后发给学生，让他们自由阅读、讨论。这篇文章批评了美国在社会福利方面的一些问题，并且提出了改进的建议。学生们居然很有兴致地对这一问题发表各自的看法，有赞成作者观点，也有反对的，而且都提出了自己的理由。我为小学生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而感到吃惊，有点像我们常说的"小大人"。当然，学生们在和我们自由交谈时，仍不失其天真幼稚。 这种没有固定教科书的教学成果究竟如何，我们就此向女校长提出了若干疑问。她回答说，本校学生的成绩比一般学校还好，因为教师乐于实验，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更强。该校位于纽约市的东欧移民区，我们看到不少来自东欧的孩子，有的来美国时间不长，但他们在这所学校里很快便能适应这种灵活的教学，英语也讲得很流利。为了让学生对自然界的生物有真切的感受，这个学校的教室里居然还养了兔子和蛇，学生下课后可以随便去逗一逗它们。而其手工课和游戏课更是学生自由想像的天地。 我在哈佛大学教育系还听过一位教育改革家讲他主持的一项更为大胆的教学改革。他在一个公立学校征得周围居民的同意之后，进行了课堂上没有老师上课的改革实验，所有课程均由学生自己上课，其他学生听课并开展热烈的讨论。甚至连外语课也是如此，因为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一些学生的外语能力天生就从父母学得，所以也可以得心应手地教外语。科学课程更是如此，学生大量自己上课并辅导同学。尽管一些人对这种过于大胆的实验表示怀疑，但这位主持人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统计数字，指出他的这所学校的学生成绩和水平要高于周围的同类学校。我想，这一改革的最大好处是学生必须既当学生又当教师，自己备课讲课对有关知识的理解是最深刻的，终身难忘。其次是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他们不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主动地挖掘知识，从事创造活动。 一些中小学生已经学会写作研究性的文章或论文，自己到图书馆找材料，引经据典，写上洋洋洒洒十来页。他们不大看重教师的观点或爱好，而是注意论证自己的观点，言之成理。 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在进入大学以后，很快就能独立地从事研究和写作，自己找题目，主动地发挥。与此相比，东方教育背景下的学生往往考试成绩很好，但写作论文和创造性地研究就差一些。 我曾经这样地问自己:未成年人的教育究竟应以什么为出发点,通过管教塑造一个灵魂，还是顺其自然地按照孩子的天性开发一个人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提出过所谓回忆说，他认为人天生就有各种知识和能力，只是因为遗忘的缘故，需要后天的学习和教育来帮助他们回忆。这种理论尽管没有科学的证据，但从教育的实践来说，启发式教育不就是按照人的天性开发其智慧的潜力吗,而灌注式教育则把人当作一张白纸，拼命地往上面写字，而不管人是不是能够有效地接受这些知识。所以各种题海战术，简单重复背诵标准答案，学生不求甚解，便是这种灌注式教育的必然产物。 进行各种教育改革，需要有关主管部门和社会的理解和支持。美国主管教育的官员不多，而且其工作大多属于协调性质。他们只管寻找公立学校合适的校长(任命权往往在校董事会或理事会)，拨给经费，行使某些监督权，因而比较超脱，有时候还有意识地支持或推动某些改革。而学校的自主权也较大，管理层关系简单，人员精干，往往能够主动挑起改革的担子。除了兼职的理事或监事以外，直接管理人员很少。如上面提到的那位实验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仅此女校长一人而已，其他都是她聘请来的教师，再也没有别的专职行政人员，这样比较简单的关系也让她敢于负责，进行改革。此外，美国社会对于改革的宽容度也大，家长们能够支持各种试验。前面谈到的学生当老师的教学实验便得到了该校所在居民区家长们的支持。因为这是一所公立学校，对纳税人负责，故社区居民对实验有决定权。该区居民经过投票支持了这一改革，从而使学校得以将改革推行下去。 爱心与鼓励 美国教育的另一个特点是爱心与鼓励。除非犯了大错，中小学生在学校里很少受到老师的训斥，相反倒经常得到表扬和鼓励，哪怕是一点小小的进步。 许多从东方社会来的孩子对此的感受最深。这些孩子通常英语较差，发音不准确，刚到学校时不敢说话，也不敢与其他孩子作伴。老师便尽量鼓励他们讲话。有时候偶尔说出一两个英语单词或句子，老师便倍加鼓励，一连说"好"。时间长了，孩子们便大起了胆子，较快地与同学打成一片。 老师平常很少训斥学生，遇到做错了事，只要不是大错，也以引导为主，坚持说服教育，讲道理，而不是简单地惩罚。像抄写同样的课文几十遍或长期面壁罚站的事绝少发生，因为这种方式违背青少年的心理，往往适得其反，起不到引导其认识错误的目的。在受罚的心情下写字，孩子必然产生对写字的厌恶心理，而不是把它当乐趣，这样长期积累，学习效果只会更坏。体罚则是侵犯人权的表现，学生或家长可以为此而告倒老师。孩子做错了事，教师会找谈心，讲明错在何处。一旦在行动中有改正的迹象，老师便立即予以鼓励，发现其积极的一面，帮助其进步。 学校的品德教育也主要是讲道理，很少强迫学生背诵什么。教师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要遵守公共道德，为什么要爱国，学生可以反驳老师，老师并不压制不同观点，而是允许大家自由讨论。比如在讲到学生为何要遵守公共秩序时，老师会说，因为每个人都在社会中生存， 有了秩序才能大家生活得方便，个人受到一定的约束，但又从秩序中获得了好处。其他如人道主义、乐于助人等等，都是从自由讨论中让学生接受这些道理。 这种讲道理的教育方式在家庭也是一样。我在几个美国家庭小住过一段时间，其十几岁的子女大多喜欢与父母争论，对于自己不喜欢或不能同意的事，不会盲从，而总是问上一个为什么，家长也无法强制他们接受一个未经论证的原则。这一点让老一辈有点看不惯，比如一个商人的父亲从远道来看儿子，过圣诞节，发觉15岁的孙子老是反驳其父的话，便不大高兴。老人在说到此事时，还很幽默地跟我说:"欢迎到美国来"。可见这种开放式的社会风气也是逐步形成的，老一代对子女的教育看来还没有如今这么宽松。当然，不同家庭背景的人也不大一样，一般来说，受过较好教育的家长对子女比较宽松，不大责骂，而蓝领工人对待子女的责骂要多一些。我在哈佛大学作访问研究时，所住的房屋之间比较挨近，窗户对面一家即是蓝领工人的一对白人，看起来教育程度不太高，责骂孩子的声音也时不时从对面窗户传来。 但美国社会总的气氛是对子女比较宽松，以爱心和鼓励教育孩子。教师的职业训练要求必须正面鼓励，而不是把学生当敌人，整学生，尤其反对粗暴的训斥。教师上课讲粗话或者恶意挖苦打击学生，是违反其职业道德的，严重者将不能继续任教。少年的心灵如同含苞欲放的花朵，需要爱心浇灌，才更美丽。当然，美国社会问题复杂多样，特别是单亲家庭较多，家庭暴力也时有发生，难免给孩子心灵蒙上阴影，所以学校教育尽量以爱心予以补偿。学校设有心理咨询老师，对心理有压力或发生问题的孩子做耐心的引导，按照青少年心理规律帮助其解决，而不是简单地以某些教条去强制改变。 当然，爱心教育不等于放任自流，也不是不鼓励竞争。学生的成绩仍然表现出较大的差距，教师根据实际成绩打分，一般不徇私情。对学生成绩的评估不是完美主义，非100 分或95分以上才是好学生，考试也往往以5 级或近似的方式计分，学生成绩的差距拉得较大，一般以现有学生之间的相对成绩来定名次，而不是全班一半以上都是优秀。一般来说，优秀者不会超过五分之一，中间者超过半数。中学生毕业前夕要由校长或教师根据其全面成绩和表现写推荐信，不仅指出其各科成绩，而且说出其特长，如是否擅长公关或社会工作，为人处事方式，有什么业余爱好，体育是否突出，等等。写的推荐信比较真实地反映学生情况，而不是全篇好话，这样更有利于大学录取时参考。 鼓励学生自立也是这种爱心教育的一部分。学校要求学生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老师或家长都不得代疱，绝对不可能发生家长代学生到学校打扫卫生的事，因为这将严重违反教育的目的。在家里也是如此，孩子在很小时便独居一室，小学几年级便学会送报纸等等，打点工，为自己挣零花钱。有时候并不是家长付不起这点钱，实在是为了锻炼孩子的自立与竞争能力。我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小住时，看到其上中学的儿子周末即去麦当劳快餐店打工。父母说:"我们坚决不给他零花钱，让他自己去挣，多下来的钱他自己存起来，我们也不干涉他怎样花钱。父母不能包他一生，他将来要到社会上去竞争的。"这代表了大多数家长的态度。 我的外甥女便是这种教育和环境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她在国内上到小学五年级，曾是比较调皮的学生，成绩一般，有时挨老师批评罚站，回家既不做事，也不大听得进家长的话，倔强任性。去加拿大以后，受到老师的鼓励很多，慢慢也学会讲道理，不强制接受什么原则，但一旦与她讲清楚道理，她也会自觉地遵守。她有时去饭馆端盘子，或打其他零工，知道钱来之不易，需要自己去挣，因此也体谅起父母，不大任性了。待我1995年夏天去看望 她时，已经是个很懂道理的大姑娘，5年不见，孩子变化很大。她能够自觉地注意公共卫生，不乱丢纸片，在公共场合小声说话，以防打搅别人。更不愿意在大街上随便吃东西，或者到干净的草地上吃便餐，说是有违公共道德。她完全像个大人一样跟我讨论问题，上至美国和加拿大的政治和教育制度，下至父母和爷爷辈的辛苦，都能讲出道理来，而不是背诵什么教条，真令我刮目相看。看来这种爱心和启发式教育的确有其优点，主要是启发孩子自己去发现和思考问题。 等我于1996年秋回国后，听说她中学毕业时决心考军校，学习电脑科学。为此，她参加了数十天的军训，背着个大背包每天走好些路，只睡几个小时的觉，还要进行翻山过河等训练。一些男孩子因为太苦而中途退出，训练营给他们提供回家的机票。她打电话给父母说，我决心坚持到底，不管有多苦，我也尽量争取不流泪。她深知父母在异国生活不容易，决心依靠自己的努力上大学，很能体贴家长。到了1999底，这个已经成年的姑娘不仅靠自己的辛苦工作和学习即将完成大学本科学业，而且又与一家单位签订了工作合同，这意味着她没有花父母的钱读完了大学，并且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在等着她。相比之下，一些与她同龄的国内中学生则幸运得多，他们不必考虑那么多的生存问题，还要家长连自己上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都包下来。许多大学新生由几个大人护送到校，将一切都安排好。待大学毕业时，又是父母在为他们寻找合适的工作，费尽心思。这当然不是普遍的情况，近年我们也开始鼓励年轻人自立自强的精神，一些人勇敢地离开父母自己闯天下，这是很值得提倡的新风气。 教育务求实效 美国教育深受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是些著名的教育学家，如哈佛大学的詹姆斯便发表过多部教育学名著。我曾在詹姆斯的故居前留影，并到屋里坐了一会儿。他的家族曾捐款给哈佛，哈佛目前仍有一片建筑以其家族命名。杜威也是大教育家，曾经培养过胡适之这样的中国名学者。实用主义哲学在教育上信奉"在干中学习"，提倡教育务求实效，不搞形式主义的花架子，空洞无效的教育只能浪费学生和教师的精力。 美国的教育特别注重实用和效果，注意培养学生的能力和素质，而不是死记硬背。教师很少在上课时不给学生课本或阅读材料，一味地从头讲到尾，然后考试时只让学生背诵自己所讲的内容。在法学院一年级的头一堂课，教授一上来便向学生提问:"某个案子看了没有,有什么体会,"而不是满堂灌注一大堆抽象理论和原则，让学生背得头昏脑胀，不求甚解。许多材料都事先发给学生，教授只是有选择和重点地讲一些突出的问题，加深印象，其他由学生自学。教师的作用是引导和监督学生自己创造性地学习。 商学院的课堂则大多分析典型的案例，经常采用最新的案例，重要的考试也是让学生实际地去考察或调查市场，做一个完整的调查报告，设计一个新公司或商店的书。教材不断地根据形势的发展而更新，没有数年不变的教材。在商学院和法学院，由于工商业和法律实践的日新月异，教材中的一些例子一两年内便陈旧了，教授经常找到最新的材料复印给学生阅读研究。哈佛商学院在讲授对外合资企业课程时，便找到了美国在中国投资公司的最新资料，如福特汽车公司在合资创办北京吉普公司当中发生的冲突，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教材往往以案例为主，不大作脱离实际的长篇抽象理论推演。这种教学方式使得学生毕业后能立即按照课堂上学得的实际本领干起来。 当然，讲求实效的教育并不等于把专业分得很细，或者忽视基础理论。美国大学的专业 划分不是那么细，而且相对稳定。因为许多学生在毕业以后会根据市场需要和自己兴趣的变化而改变专业，教育总有一定的滞后性，谁也不能预料四年以后市场对于人才实际需要的细节。因此，只能大致地安排一些专业，重要的是教给学生研究和适应社会需要的某些方面的技能。工作中遇到新专业或需要，因为有了一定的基础，可以很快地学起来，加以应用。此外，美国用人单位也没有那么狭窄的专业分工意识，比如搞市场分析的，不一定非要这个方向上的研究生不可，甚至数学专业的也行。而哲学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有当教师，做记者的，甚至还有搞推销或房地产生意的。 美国大学并不忽视基础理论教育，只是其教学方式不搞死记硬背，而是进行自由讨论和研究。大学本科主要是通才教育，即为进入就业市场打下基础，研究生教育才分出细一些的专业。所以大学生进校的头两年甚至不分系科专业，只是文理有所侧重，但理科要选修一定的文科学分，文科也要选读理科的学分。比如在一些著名的学院，学生进校时，几乎都要选修哲学、文学、历史、数学、管理学、物理、化学等课程。到三四年级时才重点修一些专业课程，写作专业研究论文。而跨系读研究生的情况非常普遍，法学甚至不招收本科生，全部生源都是文理各个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学电机工程的也可以读法学研究生。这种通才教育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和管理千变万化，只有打下广泛的基础，才能适应变化，研究也才能深入。 熟悉欧洲教育制度的人，对于美国教育的系统性会发生一定的疑问，因为看起来美国教育比较零碎，有时还是跳跃式的，不大讲那么深奥的理论。而在欧洲大陆，教育都要以一大堆的理论先做铺垫。在德国，学经济管理的先在本科学上数年的经济和管理理论，还有心理学、社会学理论等，考试时大多也是背诵理论原则。几年下来，才可接触专业案例和研究。这种重视研究的习惯使得欧洲人在基础理论上长期占优势，早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大多为欧洲人。美国教育注重实际，有利于培养适应性和应用性强的一流人才。所以美国在工程和应用学科方面的人才比欧洲多得多，这也是美国经济近数十年发展远高于欧洲的原因之一。 欧洲大陆与英美教育方式的区别曾经引起较为广泛的讨论。这种区别甚至表现在哲学理论的表述上，如英美哲学以经验主义为主流，讲究逻辑的一致性，读起来明快干脆;而欧洲大陆哲学一般较晦涩难懂，经常造出一些新概念，或者在抽象概念中费力地推演，说了一大堆话，还让人如堕五里云中，不知所云，思维跳跃，也不大讲究逻辑的一致性。有的欧洲大陆哲学家觉得英美哲学太简单，算不上真正的哲学，而英美哲学家则批评大陆哲学何以非要将可以简明表达的思想复杂化。如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即与英美哲学家波普、罗尔斯进行过激烈的论辩，其中虽有观点上的分歧，但也包含了思维风格上的差异。这自然仅仅指一般的情况，因为在这两大哲学内部也存在不同的流派，风格迥异。这里要说明的是美国人的简明与实用思维方式，渗透到其教育中去，有力地促进了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欧洲人从欧洲中心论出发，常常轻视别种文化，对美国文化也常有微词，觉得美国人思想太俗，不深刻，缺乏贵族味，但又不得不对美国经济与政治的强大刮目相看，有时还心怀忌意。看来，中看不中用的现象不仅在商品中存在，在思想和教育上也是如此。有时候很管用的思想和理论并不一定非披着晦涩难懂和华丽词藻的外衣不可。 甚至是中小学教育也能看出这种特点。美国的中小学生课外活动时间很多，学校规定不布置家庭作业，一切作业都在学校完成，因此，就课程的深度和解题能力而言，美国的中小学生不及欧洲和东亚的同龄人，这已经由各种调查所证实。美国的中学生进入大学也不必通过那么严格的入学考试，只要有一般能力测试成绩，加上中学成绩单和教师或校长推荐信，便可入大学学习。然而，美国大学和研究生教育的总体水平仍然相当高，这当中固然有外国 移民或其子女进入大学竞争的原因，但美国出生和成长的孩子在大学和研究生教育中也能取得优异成绩。可见中小学教育的大功课量和严酷并不一定保证高等教育的高水平。美国中小学教育看起来轻松，但它让出一部分时间给学生接触自然和社会，在打工、夏令营、野外活动、体育、开发业余兴趣等方面得到更多的发挥，让孩子充分发展自己的天性，并把别国学生大学毕业以后适应社会的时间部分提到中学，这并不一定就是一种浪费。 此外，二战以后，美国已是获得诺贝尔科学奖和经济学奖最多的国家，远远超过欧洲。这也有必要重新认识美国高等教育的基础研究。尽管其方式与欧洲不同，但越是高层次，便越注意基础理论训练，比如博士资格考试相当严格，其中基础理论的内容占了很大部分，比欧洲的同类考试要求还严。可见基础理论教育存在方式和内容上的差别，美国在基础理论方面的教育也注重实效，而不是死记硬背。 大学文科没有多少靠背功的考试，大多是写论文，但教授对论文的指导很严谨，要求很高，不合格者必须重写。即使是一些笔试，也大多出上十几道题，让学生任选几题，主要考察学生批判分析与论证的能力，考其所知，而不是考其不知，即未作深入研究的题目，更不需要背诵什么标准答案，因为教授不认为各类问题都有标准答案。这也是美国人不采用全国统一的电视教育的原因，怕的是一种思想或流派传播太广太深，以免造成学术思想僵化。 为了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美国大学都规定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专业，发展自己的兴趣。因为兴趣是成功之母，强迫别人学习自己并不喜欢的专业和学问，只能是精力和时间的浪费。大学生和研究生入学以后还可以随时提出转专业，也可以转学校。所以我常看到有同学或朋友转到别的系科或学校去了，也有从别的系科或学校转来的。近年的一个趋势是理工科学生读了两年本科，学了数理化等基础课以后，因感到理工科枯燥，开始转向文科。文科照样欢迎这类学生，因为一些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社会学等，都需要较好的数学等科学基础，转学过来的学生有时候比进校即读文科更有优势。 教育的务实还表现在设置一些实用性强的课程，对学生个别辅导，以提高其应付社会需要的能力。如谈判学、调解学、口才课，都是哈佛法学院的实用课程，由名教授讲解。飞舍尔教授是全国谈判学的权威，不仅发表论文，也写了十来本非常通俗的小册子，成为全国名列前茅的畅销书，一般人都争相阅读。这些书深入浅出地讲解谈判学的基本常识和原理，有的甚至表述成顺口溜，印在小卡片上，便于读者记忆。学生在上谈判学课时，分成了若干小组，各人轮流扮演一个角色，身临其境般地进行模拟谈判。然后由教师辅导组一一进行评论和辅导，以便提高。这些课程被一些人认为不是学问，但的确能够提高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深受欢迎。我发觉在欧洲大陆和东方社会，这些课程便不大受重视，有的干脆就不开。这也反映了美国人务实教育的特点。 美国教育的竞争性很强。大学生和研究生不可能入了学便保证毕业，必须面对竞争，越是名牌大学，学生的淘汰率越高，许多学生因为不能胜任而中途转到差一些的学校，或者是另选别的专业，也有另找工作而放弃学业的。这样的竞争制度使得本科以上的学习必须不断地用功，好学校里不可能随便混日子便可得到文凭。所以美国适龄青年的大学入学率尽管高到百分之三十多，但毕业者不可能这么高，大约有一半左右不能毕业便进入就业市场。尽管如此，大学毕业生在人口中的比例还是相当高的。此外，高淘汰率可以督促学生进校以后认真学习，而不是进了门只要不犯大错，总能混毕业。尤其是名校，不仅入学录取标准高，也坚持淘汰一部分，这样才能保证毕业生的质量。这一点更值得我们思考，我们的大学生中曾 经流行"60分万岁"的口号，不少人混日子思想严重，一些名牌学校也难幸免。其实是可以通过适当提高淘汰率来提高其教学质量的，至少可以督促学生在学习上花更多的时间。一切缺乏竞争的体制都容易导致僵化和死板，毕业生也不例外。 当然，美国教育模式不一定适用于一切国家和文化。但其注重实用和创造性、强调素质培养的基本思路显然值得我们借鉴。我在日本考察其大学教育的一个深刻印象是，日本人虽然在近一百多年里引进了西欧和美国的教育制度，但由于没有认真地考虑其教育理念的根本转变，仍比较注重学生死记硬背，不大鼓励创造性和实用性，因而其大学和研究生教育离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一段距离，许多学者都必须到国外一流大学深造，才能成为出色的教授和研究员。而日本人在基础教育和研究方面更逊色一些。可见现代教育理念是个普遍的问题。 我国的情况与日本基本类似。我们培养的尖子学生在国际奥林匹克比赛中成绩不错，一批留学外国的人才也做出了可观的成绩，包括华裔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但从总体上来看，我国近年留美研究生中学习理工科的，一般考试成绩均名列前茅，但到了做论文的阶段，相当比例的学生成绩平平，难有突破性的创见。当然其中也有少数特别突出的，但比例毕竟不够高。杨振宁博士在谈到此问题时曾指出，大多数留学生都很不错，要是说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大陆学生太看重老师和书上的话，看重标准答案，不大善于提出疑问和找到研究的突破口。这一评论是很有见地的。这说明我们的基础教育过于看重考试和重复死知识，忽视创造性和能力培养，是个突出的缺陷。而更深刻的社会根源则是全社会解放思想还不够，框框和束缚还多。设想一个社会在家庭不容许子女与父母争论，在学校不允许学生开展自由讨论，怎么可能培养一流的创造性人才,可见我们的教育制度同样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革，以适应跨世纪世界大国的客观需要。否则，日本便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我们很可能在经济现代化以后，教育仍然不能培养出更多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工程师、人文社会科学家。此事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正态曲线"与有教无类 美国社会的种族问题表现在各个方面。志士仁人经过数百年的奋斗，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改观，但仍余波未尽。在教育方面，同样存在着争议。 近年一位著名的教育学专家，据称根据其多年的科学研究，写成了以"正态曲线"说明种族与教育关系的书。该书的大意是说，根据对哈佛等大学的学生和世界上若干典型学校学生的长期统计结果，各个种族的智商与能力有所区别。据信，东亚学生的数学能力最强，语言能力略低于白人，而白人的数学能力居第二，语言能力居首。黑人在这两项上的智力商数比白人还要低100 多点。而犹太人虽然没有作为一个单独的种族考虑，但从白人中自称为犹太人的统计数据来看，他们在数学和语言能力上都是最好的。 作者对这一统计结果的结论是，在教育上对某些种族特别照顾并没有必要。因为在教育上给那些平均智商较低的团体多花许多经费，结果还是大部分人不能完成学业，倒不如一视同仁，概不照顾，按照统一的成绩尺度录取学生。这样一来，像哈佛这种大学就不必将亚裔学生的录取分数线提高上百分，将黑人等其他少数民族学生降低上百分了。 这种观点同样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人们认为它所依据的理论是不科学的，因为仅仅以数学和语言的智商测验不能说明人的全部智力因素。许多考试题是根据某些占主导地位的文 化来设计的，黑人并不熟悉这些文化，故得到更低的分数。况且造成黑人成绩较差的原因包括历史、现实经济条件和环境。因此，改变社会条件将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智力和技能。 这样，关于"正态曲线"的理论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教育管理者大多不愿意接受这一理论，除了理论依据的可疑点之外，便是它与普遍人权和平等的理念发生冲突。美国的教育管理者仍愿意继续对那些历史上处于劣势的民族(主要是黑人)采取倒歧视的政策，即与历史上的歧视正好相反，降低其分数线，给他们以适当的照顾。而这就意味着同样情况下的亚裔或白人便少了一些机会。所以实现真的教育平等或使一切人都满意，的确也难。 应当说，在当代，美国的公共教育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仍然尽量做到"有教无类"。例如就义务教育而言，无论孩子的家庭经济条件如何，都可以获得免费教育。学生到学校可以不交一分钱，并获得免费提供的课本、午餐和沐浴。这样教师便没有任何理由歧视任何学生。有的学校甚至还穿上统一的校服，使得同学之间在外表上也没有贫富之分，便于其平等相待。因为不交学费，学生与学校和教师之间没有任何经济上的来往，不存在先入为主的差别。学生之间平等观念的形成对于他们日后成为具有现代意识的公民很有帮助，很难设想在少年时便被同学间的等级观念熏陶的公民能够平等待人。这种由公共税收保证的现代义务教育的优点显而易见。 当然，在一个经济上贫富悬殊的社会不大可能形成彻底的平等观念。以公立中小学教育来说，由于一些低收入家庭的孩子都进入公立学校读书，其纪律和道德观念参差不齐，一些孩子学会了吸毒，少女怀孕率也高，成绩较差，从而导致公立学校的平均成绩下降。为此，一些收入高的家长便把孩子送到需缴付学费的私立学校，这些学校的教学质量高，学生比较文明礼貌，遵守纪律。这样一来，私立学校集中了成绩较好的学生，便又拉开了与公立学校的差距。 无论公立还是私立，接受高等教育需交学费，只是费额有所差别。像哈佛这样的学校则一概收学费，只对部分研究生免收学费或有所减免。尽管如此，教师与学生个人一般不发生经济上的联系，但学生家庭可向学校捐款。由于校友捐款的传统，老校友的子女入本校便有一定的优先权。尽管如此，教授们仍然尽量体现一视同仁的原则，不大徇私情。而且高校都有监事会，学生可以就教授的任何一项决定，包括所打的成绩提出抱怨，请求调查，学校一般都要受理并给予答复。所以，教授如对学生有所偏心或压制，则要冒被学生控告或名誉扫地的危险。 学校尽管不实行师生直接选举校长或董事会的制度，但学校的刊物言论开放，经常发表各种观点，学生对校长、董事会和教授也可提出直直截了当的批评，因而也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例如，杜克大学的学生就在校报上发表批评新校长不重视学生的文章，哈佛大学可以就本校是否该接待某位国家元首展开多种观点的公开辩论，如在接待阿拉法特前就引发了一场争论，有人说他早年曾指挥游击队杀过以色列的犹太人，另一些大学生则反驳说，他是中东和平的关键人物，近年很有诚意地致力于和平，应当请他来演说。其他如大学的管理，学校有哪些不足，是否存在种族歧视，都可以成为校报论坛讨论的对象。这样的自由辩论同样有利于监督学校的管理者和为人师表者，形成"有教无类"的环境。 说到"有教无类"，不能不说说美国校园里的残疾人。按照美国宪法，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实行教育歧视，所以各类人都可以进大学读书。大学不能以年龄的理由拒绝老年人来读 书，在一些校园里可以看到年纪很大的人在读本科，而欧洲一些国家的法律则规定超过一定年龄的老年人入学便一概免费。还能看到各种残疾人，如盲人、聋哑人、坐轮椅的，出现在一般大学的课堂里。哈佛因为有较高的入学分数线和条件，所以残疾人看起来少一些，但也未绝迹。哈佛法学院1995年入学的学生中便有一位姓陈的华裔盲人青年，他每天用电子拐杖到教室上课，使用笔记本多媒体电脑教师所讲的内容，因为电脑可以朗读所记录的内容，他便很容易整理自己的笔记。回宿舍以后，他找来盲文法律书阅读，对于没有印成盲文的书籍或教科书，则请人帮助朗读，他自己整理，参加考试。 为了帮助他克服自卑感，较好地实现自我，院方与学生会特地安排他与另一位女生担任公共聚会的委员，负责安排班级学生在节假日到郊外聚会或游览。我在大课堂开课前看到他与那个女生宣布下次聚会的地点、时间与注意事项。一次还在电梯里遇到这位陈姓盲人学生，看起来他是先天性失明。我们随便谈了起来，他告诉我自己的名字，父母均来自台湾，父亲是个医生。他将来希望到大公司任经济法律顾问。由于美国对残疾人就业有一些优惠条件，我想他或许会如愿以偿。我在帮助他走出电梯以后说:"我很欣赏你所做的努力，祝你成功。"他则深深地说一声:"感谢你的关心。" 美国大学教育系都有特殊教育的专门课程，一些人有志于此，到残疾人学校任教，或者在一般学校专门教残疾学生。在哈佛法学院这样最优秀的学校，也照样招收残疾学生，尽量让他跟正常同学一样学习和生活。这一点的确值得我们借鉴。 大学的自治管理 就综合水平而言，美国大学的教学和研究水平都比较高。美国主要的研究机构，无论是理工科还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都分布于质量好的数百所研究型大学。而独立于大学的专门研究所并不很多，而且除了少数以外，质量也不算很高。诺贝尔科学奖与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大多为大学教授。这种体制保证了大学集中最好的研究专家，他们既搞研究，又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这与前苏联、日本及中国等国的高等教育都不一样，这些国家都有很多配备较好的专门研究机构，其研究质量往往比大学的高。相比之下，大学的研究机构带有辅助的性质，质量不是第一考虑的因素，经费也有限。由于单独研究所在培养研究生方面无法发挥综合优势，因而其教育功能也没有得到很好发挥。比如专门研究所导师不可能正常开各类课程，故培养的研究生往往知识面较窄，思路打不开。 大学的最大优势是综合性，即集中了各学科的优秀教授和学生，让他们互相影响和启发。大学利用其规模优势，可以开展各种社会活动，成为社交和信息中心。这些都是单独的学院或研究所不能取代的。以此来看，我国在50年代初仿效前苏联实行院系调整，将原来的综合性大学改成单科的学院，如工学院、农学院，文科又集中于少数几个综合性大学，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上的一大损失。 作为教学、科研、政治、社会活动和信息中心的美国大学，之所以富有活力和创造性，教育方式务实、全面、求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其自治程度高，并且结合美国文化的特点和传统形成了自身行之有效的管理。 美国大学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董事会、理事会或监事会、监管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在各校的叫法和组成不尽相同，通常由最著名的学者、社会名流或不任现职的政界名人担任，但这 是个独立的权力机构，决定校长的任命和其他重大事宜，监督学校的运作。在此之上便没有其他行政机构管理大学，即使是美国总统、教育部长或州长均不能决定校长的人选和学校的管理，除非学校出现重大的违法案件，那也要由司法程序予以制裁。这种就地自主管理的最大优点是情况了解清楚，监督有力，决策迅速，同时又免受政治和行政部门的直接干扰，即便是州立或市立大学也是如此。像美国的工商企业和媒体一样，这种权力机构有利于大学按照自身的教育方针稳定地办学，自主管理，并且保持各自的特色。比如教会学校的宗教色彩较浓，基本由教会组织或委员会进行管理，侧重于培养神职人员。州立大学主要为本州居民服务，一般与本州社区关系密切，尽管受州政府的某些影响，但基本上也是独立自主运行，其教育方针长期稳定，人员更迭井然有序。 董事会的首要任务是选择好的校长，由校长来决定院系负责人的人选。所以校长是一校之灵魂。美国的大学校长成分复杂，其主要职责是筹集经费，其次才是任命各单位负责人。所以校长不一定是本校的名教授，社会名流或不任现职的政界人物担任校长者屡见不鲜。哈佛的校长有几任都曾是政治名人，杜克大学校长在七、八十年代曾由原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森福德担任，他在连任校长以后宣布退休，但重新竞选代表北卡州的国会参议员，并获得胜利。政界名人和社会名流当校长的好处是利用知名度为学校取得更多的声誉和捐助，而且学校类似于一个政治组织，在管理上有相似之处。也有名诗人、作家，大科学家担任校长的，有时候校长也从本校的著名教授中遴选，如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前任校长、华裔教授田长霖。 相对而言，校长主要管理一个大学，但不一定是某个领域的专家，而各个院系才基本上是教授直接管理，通常院长或系主任都是本院系的著名教授。老院长或系主任到龄退休时，新的负责人或者从本系的名教授中选择，或者向全社会公开招聘。因为院系负责人主要代表本院系的形象，需要名学者来支撑面子。各院系的实际运作则主要由教授组成的各个委员会来管理，系主任有一定的决策权，但重要问题都是集体投票，所以不大可能出现个人专权。从这个意义上说，院系一级才是由教授直接管理，故可称为"教授治校"。除此以外，任何其他政治团体或行政机构都不能决定学校本身的管理，比如美国两党在学校里的活动仅限于社区乃至全国的公职竞选，而不允许为了选择校长和系主任进行政党活动。院系负责人本人可能有自己的政治倾向，但那也只能限于社会公职的竞选投票，不得将自己的政党归属和政治倾向带到学校的管理，以保持学术中立，这正像美国的所有企事业单位都不允许在具体业务和管理上开展政党活动一样。这样做使得管理效率高，人员精干，业务与政治活动明确分开，也有利于大学的所谓学术自由。 美国大学的另一个特点是院系自治程度高，权力下放得彻底。比如各院系均独立工作，自己负责招生、科研，培养各类研究生，各个学院在经济上一般也都独立核算，学校只负责一些共同的事务，如筹建综合型大楼，各类职能部门的行政事务。法学院、商学院不仅基建独立，而且连招聘职工也完全自主。当然有一些事务属于院系与校方协调管理的，比如招聘或晋升教授，通常是院系提议，学校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审查，其目的是保证教授的质量，以防止院系小圈子排斥外来优秀人才或近亲繁殖。 美国大学教授的质量与大学的地位关系较大，当然也有较差的学校出少数名教授的。但总体而言教授处于一个大市场中，由于人才的自由流动，大学可以招聘教授，名牌大学自然在名 声和社会地位上具有吸引力，可向全国乃至世界招收最好的教授，而收入上的差别有时候不 像地位和名望上的差别那么明显。 (转自:士柏咨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