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意义、方法与对象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意义、方法与对象 张一兵、周嘉昕 　　内容摘要：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项紧迫任务，这是由新时期中国社会的结构转型和全球化资本主义发展这一外部条件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形态的建设及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当前遇到的问题所决定的。开展这一研究，我们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在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变迁的基础上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不同思想流派兴衰的内在逻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思潮、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等不同理论动态的性质和价值作出准确的评估，从而揭示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关键词：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 　　作者简介：张一兵，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周嘉昕，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讲师。 　　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言，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不再是什么新的论域。三十年前，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P. Anderson)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文版和徐崇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的出版①，就拉开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术演出的序幕。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思想史研究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成为一种趋势②。但是，在我们看来，今天重新梳理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仍然具有重要的，甚至全新的学术价值。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当前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重新考察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理论意义；接着讨论这一思想史研究本身所需要的理论方法；在此基础上，对相关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 　　一、今天为什么要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 　　不容否认，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一方面表现为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理论视野的开拓，即新的学术资源和理论观点的引入；另一方面，也是更加重要的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创新，这是在对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反思中实现的思想变革，这种方法论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今天，我们有理由认为加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意义。这是由新时期中国社会的结构转型和全球化资本主义发展这一外部条件所决定的；这是由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形态的建设所内在；也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当前的深入发展直接提出的要求。 　　首先，加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这一宏观历史背景客观决定的。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推进，中国正在经历彻底的社会结构转型。与此同时，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出现，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也进入到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在现代化道路上不断改革、发展的中国，不得不直面全球化资本主义这个外部条件③。这样，从内外两个方面来看，进入新世纪以后的中国与三十年前相比发生了许多根本性的变化，我们正在并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享受现代化的成果，同时也会遭遇现代性的诸多困境。 　　正是这种历史的变迁，带来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角色的转变，并对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说，在三十年前“西方马克思主义”刚刚被介绍到中国的时候，很多讨论尚无法同当时的中国现实直接对接，研究主要起到的是开拓理论视野、反思教条体系的作用，而研究者更多是在“隔岸观火”的话④，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和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论题已然开始同我们身边的现实发生了关联——如消费社会中的景观与符码拜物教问题、生态危机问题、市场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及人与社会的无意识心理结构畸变问题等等，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所处的境遇也开始转变为“身在此山中”。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本身构成了我们今天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形态的重要参照和学术资源，另一方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方式也相应地由跟踪、介绍转变为发掘、对话。这就是说，要在回应中国现实问题的基础上，立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在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中实现理论的创新。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性由此凸现。 　　其次，加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是由分析、解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形态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的要求。三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最大成就之一便是走出传统苏联教科书体系的藩篱，尝试创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形态，这是总体研究范式的转变。在此基础上，通过借鉴吸收当今世界上一切有价值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优秀成果，学界还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很多具体问题进行了新的阐发。此外，近十年来，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相关新文献资料的启发和“回到马克思”口号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已经得到了国内学界的普遍关注。在这些令人欣喜的推进背后，我们却也发现某些值得令人再思考的现象。 　　其一，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虽然在观点和体系上已经自觉与斯大林教条主义体系划清了界限，但是在方法论自觉问题上却尚未完全摆脱其潜在影响。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流派的研究中，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明显。这就是在研究中经常出现的“为研究对象所是”的现象。研究者自身虽然为把握研究对象下了很大的工夫，但如果在缺乏充分的方法论反思，就往往会把研究对象的观点奉为圭臬，而不能对其做出全面客观的评价，更谈不上进行科学的批判性反思。与之相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很多具体观点上，如果缺乏充分的思想史梳理，往往就会跟着某种国外的流派和观点走，把一些已经解决了的问题误认为学术的创新点。 　　其二，近年来，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得到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的关注。特别是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启发，有关MEGA的研究更是成为新的理论焦点。这无疑对于提高中国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水平、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们也看到，部分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尽管在文献掌握和资料运用上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但是在观点提炼上却往往给出了有待商榷的结论。更加令人不安的是，甚至有学者将具有特定思想史含义的“马克思学”概念漂洗成一个中性的术语，并提出了建设中国“马克思学”的错误口号。 　　上述种种现象都充分表明：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创新，今天特别需要结合具体的历史情境，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不同流派和观点进行甄别，使之获得准确的历史定位。这内在地指向了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历史演进的系统研究。 　　再者，加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要求是由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自身的发展提出的。进入新千年以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获得了充分的发展，这一方面表现为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承转的概括，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当代国外左派思潮的进一步介绍和研究。我们欣喜地看到，很多基础扎实、外语熟练、视野开阔的青年学者已经自觉地投身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事业中来，并且在文献翻译和学术研究上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也必须承认，在当下的研究中，出现了一种值得关注的倾向。那就是在研究中盲目求新、求异，更多强调理论家个体思想的特殊性，而对理论本身思想背景和效应缺乏热情。这往往会导致研究专有余而通不足，广泛而有效的学术对话不能开展，反过来，对于新思想新倾向的定位又会面临困难。因此，为了推进自身研究顺利、健康的开展，有必要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角度深入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脉络，搭建一个国外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研究共通的理论平台。 　　二、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方法 　　无论是从中国的现代化转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还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自身发展的需要来看，进一步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都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再次重申，在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演进进行研究、书写之前，高度的方法论自觉是更加重要的。毋庸置疑，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是我们进行研究的根本，但是，具体到复杂、微观的思想史研究过程，如何把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落实到位却是需要认真思考的。在我们看来，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就要在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变迁的基础上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不同流派兴衰的内在逻辑，实现历史和逻辑相统一。具体说来，就是以宏观的历史背景为前提，以深入的文本解读为基础，以清晰的理论逻辑为线索。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确立和发展，本身是同它批判的对象——资本主义——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切的。要完整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就必须首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迁，图绘不同的理论观点和流派所依托的宏观历史背景。为了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变迁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的作用，我们曾组织撰写了六卷本的《资本主义理解史》⑤。该书历史地梳理了从马克思恩格斯到第二国际，再到苏俄(联)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当代国外激进思潮的有关资本主义认识，这为相关研究的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提供了积极的参照。 　　尽管仍存在争论，但依照学界的一般共识，自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以来，资本主义发展主要经历了自由(工业)资本主义、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和全球化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等几个阶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外马克思主义也展现出不同的理论形态。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对总体性的强调和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人本主义思潮的出现和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实批判、结构主义对人本主义的理论反拨及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分析、全球化条件下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批判等等。可以说，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长河中，不同的思想浪花，从根本上来讲都是资本主义变迁的回响。 　　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文本的认真研究是三十年来学术研究推进的基本，也是研究从传统的斯大林主义式外在批判走向新时期内在对话的主要途径。同样，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也必须以深入的文本解读为基础。这就是说，严肃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史研究不能简单满足于以宏观历史背景为纲，再到文本中寻找支撑性内容的“原理反注文本”式的研究，而必须深入文本深处，把握思想发展的逻辑。更进一步，将这些逻辑的承接关系理清，再连缀起来，再现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真实进展。所以说，深入的文本解读不仅再现各种思想家和理论流派的真实面貌，而且构成了国外马克思主父思想史写作的直接前提。这一重要性已经为国内学界充分所识。作为其成果，针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经典文本的研究专著和博士论文在今天完全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 　　既然文本研究的直接目标是梳理特定思想家和流派的理论逻辑，那么，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也需要从总体上把握其发展的逻辑线索。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深层要求，也是我们写作自觉坚持的方法论要求和目标。当然，由于地理区位、文化传统的差异，国外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也展现出不同的理论特征，加之不同的理论家的个性和不同的理论流派的独特背景和旨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整体上呈现出多源并流、此起彼伏的样态。所以，在既有研究中，以国别分析为线索、以“人头”梳理为线索、以流派阐释为线索都是行之有效的书写方式。在充分尊重、吸收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纷繁复杂的理论样态中，应该并且可以归纳出一条理论发展的逻辑线索；这条逻辑线索从根本上依赖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迁及其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回应；并且体现在不同理论传统、学术流派的兴替之中。 　　在研究、梳理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发展的过程中，有两个问题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⑥：第一，同一位思想家，其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或不同的著作，可能分属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或者说分属其他思想流派。这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经常性现象，需要我们仔细、小心辨别。比如，卢卡奇(G. Lukács)的思想发展就具有早期的新康德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来的斯大林主义等不同阶段；萨特(J. Sartre)的《辩证理性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而《存在与虚无》则很难被纳入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哈贝马斯(J. Habermas)自身则经历了一个从左派批判理论到现代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而鲍德里亚(J. Baudrillard)，其早期探索本身就游走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思潮之间。第二，在梳理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发展的过程时，必须同时充分注意到两重维度的交织，即理论逻辑在时间上的延伸和空间上的布展。这就会导致，在很多情况下，逻辑线索的梳理往往不能以直接的时间为线索，还必须综合其他各种因素。比如，按照我们的理解，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逻辑的理论回响；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虽然都属于科学主义倾向，但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时间关联；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之后出现的多种当代激进思潮本身更是难以分出时间上的先后。可以想象，如果是在绘制一幅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谱系，这很难是一个纯以时间为线索的平面图，而必须是一个结合空间维度，甚至是由各种超链接连接起来的多维空间。 　　三、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范围：相关概念辨析 　　如上所述，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实际上是由不同的思想流派相互激荡、前后交替构成的。那么，描述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就势必要对各种不同的思想观点和学术流派展开讨论。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对于不同流派内在理论逻辑及其转承的描述就构成了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对于描述那些不同思想流派的相关概念的辨析则是研究的准备工作。在我们的讨论中，涉及的概念有：国外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思潮、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学”。 　　国外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是我们研究的对象，也是上述讨论中外延最大的一个概念。从理论上说，国外马克思主义包括一切中国以外的马克思主义思潮，这会涵盖所有在马克思主义旗号下的理论和实践上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潮。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强调：我们这里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国外的马克思主义”⑦。说来也有趣，2006年10月份，在由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举办的“第二届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上，美国的凯文•安德森(K. Anderson)教授对我们的翻译提出了批评性建议，即国外马克思主义不应该被翻译为“foreign Marxism”而是“international Marxism”。其实，这两个翻译都是不准确的。问题的关键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学界约定俗称的一个概念，现在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所属的一个二级学科的名称，并不存在直接对应的英文术语。况且马克思本来就是国外的，就是国际的，又何必重申“国际马克思主义”呢？ 　　我们之所以强调国外马克思主义不能简单等同于国外的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客观说来，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历史上受到了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很大影响；在斯大林主义的影响下，这种马克思主义成为正统以后具有很强的同质性色彩。所以我们这里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并不包括对苏联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同样不应该包括那些直接模仿、照搬教科书体系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此外，由于第二国际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展开的一个环节，按照约定俗称的观点，我们也不把它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直接对象，而是作为思想前史来对待。 　　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ern Marxism)。这个概念是迄今为止，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过程中影响最大、争论也最多的一个概念，同样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可以说，在上世纪80年代这个概念被介绍到国内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被视同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但正如这个概念的形成史所表明的那样，其本身是有其特定的历史含义的。1930年，柯尔施(K. Korsch)就曾把自己和青年卢卡奇称为“西方共产主义者”，承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马克思主义相对抗这一事实⑧。1955年，梅洛-庞蒂(M. Merleau-Ponty)在《辩证法的历险》中直接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来定义那种源于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与列宁主义相对立，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的理论潮流⑨。1977年，佩里•安德森出版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目的是向英美学者系统介绍并评价这种欧洲大陆出现的特殊的理论形态：既反对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又批判现实资本主义，但同时与工人阶级的实践日益分离，以致“退回到书斋”，即学院化色彩明显⑩。 　　我们是在继承上述观点的意义上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存在着“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等不同的流派。此外，我们还强调：上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逻辑和实践上都走向了终结，这个概念不足以涵盖80年代以来的左派激进思潮。 　　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这个概念本身是一个相对比较含糊的概念，很多学者都用它来界定西方国家出现的那种不同于旧式马克思主义(既包括第二国际也包括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论倾向。最具代表性的是戈尔曼主编的《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和衣俊卿等撰写的《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11)。我们更愿意将这个概念做一个狭义的界定，即上世纪50、60年代出现在东欧的，不同于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代表性流派包括南斯拉夫“实践派”、波兰人道主义者、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等。在逻辑上，新马克思主义可以看做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逻辑的理论回响。 　　“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这是近年来在国内学界并引发热烈讨论的一个概念。对于这个概念的界定虽然仍存在争议，但是在最狭义的层面上，可以确定为由拉克劳(E. Laclau)和墨菲(C. Moffe)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12)所引发的一种特殊的理论思潮，在理论方法上受到了法国后结构主义的直接影响，并且在目前的英美学界备受关注。就“后马克思主义”概念自身而言，其出现可以追溯到丹尼尔•贝尔(D. Bell)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所作的判断，甚至更早。但是，略与其界定不同，我们认为：这个概念及其所指称的学术流派本身仍有待讨论、廓清；我们仍然希望用后马克思思潮来界定包括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在内的那些当代左派激进理论；而对于更早的后马克思主义概念，则需要谨慎对待。 　　后马克思思潮(Post-Marx trend)、后现代马克思主义(Postmodern Marxism)、晚期马克思主义(late Marxism)。这三个概念是我们在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终结之后的当代激进思潮时提出的。这些概念旨在从思想立场、逻辑方法和理论论域三个角度出发，对“众声喧哗”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诸流派进行的界划。不得不承认，这种划分方式仍有待检验。但我们希望能够借助于这些讨论推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化。具体说来： 　　在阿多诺(T. Adorno)《否定的辩证法》之后的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出现了一种否定工业文明以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一切文化形式的激进思潮，其中的主导力量是借后现代思潮重新构建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如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这些观点虽然还自指为马克思主义，但皆已不再从属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力图确证的“本真马克思”和现代性资本主义批判的基本理论意向。另外一批年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早期的德鲁兹(G. Dellueze)、鲍德里亚、晚期德里达(J. Derrida)和齐泽克(S. Zizek)等人，则告别了马克思主义，他们转向一种更加激进的并且是在后现代思潮中直接表现出来的“后马克思思潮”。一方面他们从一个理论或实践断面激烈地批判整个现代性文明，另一方面又小心地与马克思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由于后马克思思潮与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建立在后现代对现代性的超越之上，所以二者有着历史本体论上的一致性。除此之外，还存在一种另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即“晚期马克思主义”，它更接近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的原则和根本点，坚持把物质生产方式作为全部社会存在和运动的本质和基础、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的重要前提之一(13)。 　　西方“马克思学”(Marxology)。这是一个近年来在国内引发激烈争论的概念。围绕这个概念的名与实、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指向，国内学界出现了几次富有成效的争论。就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而言，我们倾向于将其回落到思想史的语境中，定义为1959年由吕贝尔(M. Rubel)所提出、使用的那个有具体所指的概念。即发生在西方学院传统中的，将马克思的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以“科学”或“中立”的态度对待马克思的著作的学术潮流。除吕贝尔外，代表性人物有费切尔(I. Feischer)、巴特摩尔(T. Bottermore)、里希特海姆(G. Lichetheim)、麦克莱伦(D. McLellan)等。作为补充的是，我们虽然不同意将“马克思学”(Marxology)直接等同于“马克思研究”(Marxiam Studies)，但是我们对国内学界重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的做法表示欣慰和赞同。 　　注释 　　①[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有关情况的综述，本人主持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三卷本，江苏人民出版社，即出)导论第二节中有详细的展开，在此恕不赘述。 　　③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很多当代西方左派学者不仅对全球化资本主义，而且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持批判态度，甚至把邓小平与里根、撒切尔并成为新自由主义的三位推动者之一。对此，我们表示坚决的反对。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中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和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内核。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现象层面上，他们指出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认真面对并分析的。参见[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 　　④这里倒有一个典型的例外，就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进行的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这场发源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青年马克思”的争论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引发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反响。 　　⑤参见张一兵主编：《资本主义理解史》(六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⑥在本段的讨论中，我们涉及了若干术语，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思潮、新马克思主义等。尽管学界对于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还存在争论，但为了系统梳理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演进，我们对其分别进行了专门的界定。详见本节第三部分。 　　⑦本文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三卷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即出)导言的部分内容。 　　⑧参见[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72页。 　　⑨参见[法]梅洛-庞蒂：《辩证法的历险》第二章，杨大春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 　　⑩参见[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2-133页。 　　(11)参见[美]罗伯特•戈尔曼：《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赵培杰等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衣俊卿等：《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12)参见[英]拉克劳、墨菲：《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尹树广等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3)参见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附录，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来源：《江苏社会科学》(南京)2011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