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审美迷思：路遥小说的可阐释性与路遥研究

走出审美迷思：路遥小说的可阐释性与路遥研究 走出审美迷思:路遥小说的可阐释性与路遥研究 姜岚 【专题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专 题 号】J3 【复印期号】2011年02期 【原文出处】《文艺理论与批评》(京)2010年5期第91,95页 【英文标题】An Interpretation of Lu Yao’s Novels 【作者简介】姜岚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关 键 词】EE53493UU1748859 路遥?小说描写的是以陕北为中心的乡村与城市相交叉、相关联的生活，时间跨度超过30年，主要人物形象的身份涉及农民、学生、教师、国家干部(包括高级领导)和工人等。其扛鼎之作《平凡的世界》展现的生活画面最宏阔，用心刻画的人物也最多，以至小说几乎成为20世纪70-80年代中国社会改革的全景图，变革时期中国人的命运史。但是，路遥小说世界里的真正主角，还是农村知识青年，?作品着重表现的是他们在困苦人生里的艰难奋争。作家借助这些形象的塑造表达了他内心积郁的强烈的人生感。不必说他的另两部有分量的代表作《在困难的日子里》和《人生》，主人公马建强和高加林都是出身贫寒、遭受困厄的农村青年;就是形象记录十年社会改革发展史的《平凡的世界》，作为主线贯穿的也是农村出身的知识青年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为改变命运而奋斗的人生历程和个人情感生活史。正因此，书中着力刻画的其他重要人物形象，或者是作为这两位主人公的社会关系决定着他们的生存条件，丰富着他们的人生体验，衬托出他们的品性人格，或者成为他们的“愿望对象”，彰显着他们的生存目标与生命价值。难怪作家在书的结尾把他讲述的形形色色的人生故事，归结为“赞美青春和生命的歌”。? 农村知识青年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和他们在苦难中奋斗向上的人生体验，是路遥建造小说艺术世界的动力之源。换一种说法，路遥的艺术创造冲动，来自农村出身的知识者的苦难经历和创伤记忆。路遥英年早逝，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怀着使命感和紧迫感，以牺牲健康为代价写作人生的大书的结果。他之所以以生命为代价?创作规模宏大的小说，是因为他深感人生的不幸、痛苦与磨难以及奋斗的艰辛与成功的喜悦，只有通过文学的精神转换，才能与敬畏命运、热爱人生的芸芸众生共同体味与分享:只要大多数人还要面对生活的艰辛甚或人生的挫折，对苦难的体验和超越就有必要通过文学转化成慰藉沉重人生的心灵滋润剂;只要有人对生活与前途感到迷茫，就需要人生跋涉的过来人告知其生活的道理，得到引领。而无论在什么社会，底层人和青年人都会遇到人生的困境，他们对生存的启悟就怀有期待。路遥深知，他所经历过的苦难和自我人生奋斗的生存感悟，不仅是文学创作的绝好原料，也是有益于普通人应对生存困境的难得的精神资源。路遥的写作伦理就生成于这种人生与文学的互动关系之中。作为一名真正知晓中国农民和底层社会的全部苦痛与不幸的知识分子，路遥只能为普通人、为多数人写作。他采取的创作方法也由此决定:有了现实主义就够了。?他只能选择为人生的文学，而不是纯粹为艺术的文学。可见，路遥将自己定位为现实主义作家，这不单纯是一种文学信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更为宽泛的人文信念。路遥首先不是怀着文学的责任而是社会的责任在写作。这就不难理解路遥的小说为何拥有最多的读者，在文学被边缘化的1990年代以来，他的小说仍成为畅销书，我们也不必为新时期文学里出现的“路遥现象”?感到奇怪。 路遥讲述苦难但并不展览苦难，而是将苦难作为对人生的磨砺让青春生命去同它搏击，从而获取生命的尊严和生存的意义，让生活和人生变得有质量。所以路遥的苦难叙事与反思文学的历史批判和先锋文学的人性审视都有区别。在他的小说世界里，苦难既不是历史向现实索取补偿的资本，也不是人性难以超拔的深渊，而是年轻的人生奋斗者成就自我、升华人格的最好契机，它仿佛是命运加诸精神圣徒?的必须接受的考验。出身于农民家庭的路遥，对贫困、艰辛、挫折、打击、屈辱和痛苦有刻骨铭心的体验，在取得人生的成功后比一般人更懂得苦难的含义和价值，他因此有资格向还在人生的道路上摸索的后来者宣示:遭受困苦不一定是人生的不幸;当然，苦难只把收获交给那些不屈服于命运的坚强性格。在这个意义上，路遥珍视的不是生活中的苦难，而是苦难磨砺出来的生活意志，这正是平凡的世界里不平凡的存在。受过专业文学教育，饱读中外文学名著的路遥，谙悉文学特有的力量，他把从人生奋斗中获得的生存哲理和生活见解，投射进小说人物的命运沉浮中，通过那些与他的人格精神同构对应的典型形象，去诠释社会下层人特别是年轻奋进者渴望得知的人生道理。由于从真实的生活和体验出发，不管路遥抱着什么样的主观意愿进行艺术创造，他的苦难叙事都不能不带有悲剧色彩，这就使得他的小说更能在处于弱势社会地位的普通读者那里引起共鸣。路遥的文学叙事采取的正是读者本位立场，这与他的底层关怀?的人文态度是一致的。他的小说因此在底层社会赢得了热爱，而在高阶文化共同体里受到一些冷落。“期待视野”限制了路遥的创作，可以看作路遥小说评价产生分歧的原因之一。 路遥小说中的苦难，主要是乡村的苦难和主要由乡村出身的人来承受的苦难。由于路遥想要表达的是苦难给予人的悲剧性体验和确证人生价值的意义，因此他的小说在书写这些苦难时并没有深究造成乡村和乡村人苦难的社会根源，尽管他的小说世界里的人生痛苦已经指向了某种社会结构。诚然，他的小说对困厄和打击农村青年奋斗者的力量并不是没有加以暴露和批判，比如致使高加林失去民办教师资格和城里工作的，是大队书记高明楼以权谋私和被他夺爱的张克南的妈妈的借机报复;又如生产队长孙少安，为社员的利益而扩大猪饲料地受到公社组织的批判，是由于“左”倾思想肆虐到农村。有时，路遥在小说里甚至议论到，对于青年人身上出现的人生挫折，“社会也不能回避自己的责任”，进而按捺不住地大声疾呼:“我们应该真正廓清生活中无数不合理的东西，让阳光照亮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使那些正徘徊在生活十字路口的年轻人走向正轨，让他们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让他们的理想得以实现。祖国的未来属于年轻的一代，祖国的未来也得指靠他们～”?然而这里所说的“生活中无数不合理的东西”，其中什么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根本症结，作家还来不及进一步思考，况且，即使作家意识到了，它也不需要在小说叙述里特别说出来。 实际上，在小说写作的1980年代初，路遥未必能够从社会批判的角度进行文学创作。《人生》的出现，已经偏离了当时的文化语境和文学叙事，因为它没有把“新时期”理想化，而是看到了历史变革并没有结束多数人的生存困境，相反由于城乡差别的依然存在，广大的农村青年特别是有文化的青年，他们的人生进取还备受挫折。非常可贵的是，路遥在当时的文学探索潮流之外，开辟了自己的文学思考和艺术表现空间——“城乡交叉地带”。自此，城与乡的矛盾关系成为他小说世界里人生纠葛的制约 性因素得到反复地表现。一直到他“毕其功于一役”?的长篇巨制《平凡的世界》，“城乡交叉地带”都是他苦难叙事里人生故事的基本场域。路遥小说的可阐释性因这一概念的提出而大大增强。路遥自己对“城乡交叉地带”的艺术生发价值有明确的意识。1981年在西安召开的关于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座谈会上，路遥就谈到“交叉地带”(11)一词，“农村和城镇的‘交叉地带’，色彩斑斓，矛盾冲突很有特色，很有意义，值得去表现，我的作品多是写这一带的”，并对所谓“交叉”作了这样的解释:“种种的矛盾，纵横交错，就像一个多棱角的立锥体，有耀眼的光亮面，也有暗影，更多的是一种复杂的相互折射。面对这种状况，不仅要认真熟悉和研究当前农村的具体生活现象，还要把这些生活放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和长远的历史视野之内进行思考。”(12)文学评论界也很快注意到这一概念在路遥创作中的结构性意义。陕西评论家王愚1983年就写作了《在交叉地带耕耘——论路遥》(13)一文，考察和阐述了路遥小说创作以变革时期“城乡交叉”生活为表现领域，“对生活中复杂矛盾状态的把握，逐步深化起来”的过程。1986年第5期的《小说评论》发表了大学生李勇的《路遥论》，文章的第一部分就是“独特的创作敏感区——‘交叉地带’”，主要结合路遥的中篇创作分析了“交叉地带”这个典型环境对典型形象产生的意义。这篇论文后来启发了日本学者安本?实，使他写出了路遥研究中的重要论文《路遥文学中的关键词:交叉地带》，经刘静翻译，发表于《小说评论》1991年第1期。文章超越了对于“交叉地带”所做的创作题材和作品内容性质方面的理解，而第一次从因素上理解路遥小说人物的悲剧性处境，即“封闭式的社会结构”所造成的“农村和城市的矛盾冲突”。2007年11月，延安大学召开“路遥逝世十五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安本?实在会上报告了论文《一个外国人眼里的路遥文学——路遥“交叉地带”的发现》，又提出了新的概念——“农村和城市二元社会结构”，(14)对路遥小说中的“交叉地带”做出了新的解释，也就为路遥小说中的乡村苦难原因的探讨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里，农村和城市被户籍制度划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生存世界，“乡下人”和“城里人”因劳动方式、资源分配和社会保障上的巨大差异而处在一卑一尊的两大社会等级内，而且很少有改变的可能。这两个世界里的人，一个受到国家和体制的保护，一个却被抛弃且要遭受奴役，后者从肉体到精神，终生经受的是难以名状的痛苦，这就是生为农村人的不幸。路遥小说世界里被作家倾注同情的主角，都有着不幸的农村出身。但他们不是一般的农村人，也不是过去的农村人，而是在历史变革时期生活在城乡交叉地带的青年知识者。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横着一条城与乡的界线，但进城读书，已经使他们从精神上突破了这个界限，他们断然拒绝对农民身份的自我认同。可是，在不同于父辈的全新生存理想和无法改变的农民血统之间，那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始终存在，不断刺激着他们奋越的欲望，也不时勾起他们对农民血统的自卑和沮丧。这是不合理的制度安排给底层社会造成的严重的精神后果。因此在路遥的研究中，结合路遥的主要代表作，运用文本分析和社会批评相结合的方法，或可发现路遥小说人生启悟和道德训诫之外的人文意义。而在变革时期社会急剧分层，农村的社会进步和底层人的发展仍然是最让人揪心的时代课题，从一个新的角度探讨社会结构形态与人生形式和生存体验的关系，不失为文学研究从审美迷思中的自赎。根源于同一现实逻辑和作者的思想情感逻辑，不难找到如下的阐释路径:其一，城乡分治下的困厄人生: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为发展工业通过“剪刀差”积累资金给农村造成贫困和实行户籍制度给农村人的职业选择和自由流动造成限制，这可以结合作品分析城乡二元社会里的农村知识青年的生存理想被挫败的人生悲剧;其二，底层青年的自我奋斗:路遥小说反映的在城乡二元社会以户籍制和干部体制为保护，对乡村加以排斥和歧视的背景下，底层青年负重前行的生存形态和殉难人格，这样可以分析城乡关系中“城市”之于乡村人的精神意义，揭示路遥对“历史夹缝中的一代”人格气质的艺术发现;其三，作为对应物的爱情:进而可以讨论路遥小说中由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决定的爱情描写模式，并指出这一模式的功能性意义，肯定路遥对恋爱心理的真实刻画，折射了社会压抑机制下底层人的生命情态，由此还可以论述路遥爱情模式中涉及城乡两个生存世界里的女性，作家进行艺术处理的特点是:城市女性作为乡村青年的愿望对象突出了她们的现代性格，而农村女性则被塑造成民族传统美德的化身。在这样的考察和分析中，路遥小说和路遥研究的现实意义和文学史价值，将得到进一步的显现。 路遥在获得茅盾文学奖时说:“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对中国农村的状况和农民命运的关注尤为深切。不用说，这是一种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关注。”(15)这表明路遥的文学责任感不仅来自一种历史经验，也是对现实作出的积极反应。关注农村和农民意味着关注底层。新世纪底层文学成为热门话题，意味着已逝的路遥以他的底层关怀与现实思考活在当下，同时也意味着路遥关注过的问题有历史的延续性。路遥研究悄然回暖，是现实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呼唤，也说明现实主义文学需要被重新看待，路遥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会在底层这个巨大“中国存在”上得到体现。 注释: ?路遥(1949-1992)，出生于陕西省清涧县石嘴驿镇王家堡村的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7岁时因为家庭生活困难，被过继给在延川县城关乡郭家沟村的伯父。读时取名王卫国。1963年考入延川县立中学学习，1966年参加“红卫兵”运动。1968年9月作为群众组织代表，当选为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不久被宣布停职，回乡务农，担任过民办教师。1970年再到县城，做一些宣传和文艺方面的临时性工作，第一次以“路遥”为笔名在油印小报上发表处女作。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开始公开发表文学作品。大学毕业后，任《陕西文艺》(今为《延河》)编辑。1980年发表《惊心动魄的一幕》，1981年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2年发表中篇小说《人生》，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改编成同名电影后，获“第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在困难的日子里》获“1982年《当代》文学中长篇小说奖”。1988年完成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1991年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1992年11月17日路遥因病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年仅42岁。 ?本文中的“知识青年”专指出身于农村到城里上过中学，后又回到农村的有一定文化知识的青年(在路遥小说中主要是男青年)，而非指“文革”中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从城市去农村插队落户(又称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简称为“知青”)。 ?路遥《平凡的世界》，《路遥文集》第3卷第42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是抱着献身的意志的，在动笔之前，他照例走进毛乌素沙漠进行神圣的“朝拜”，接受“精神的沐浴”，一个强烈的感受是:“在这里，我才清楚地认识到我将要进行的其实是一次命运的‘赌博’(也许这个词不恰当)，而赌注则是自己的青春抑或生命。”见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路遥文集》第5卷第252页。 ?路遥选择现实主义出于一种文学自觉，而不同于一些抱残守缺者在由历史推动的文学变革时代本能地抗拒现代文学思潮。在《早晨从中午开始》里他就表白，“实际上，我并不排斥现代派作品。我细心地阅读和思考现实主义以外的各种流派。其间许多大师的作品我十分崇敬。我的精神常如火如荼地沉浸于从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开始直至欧美及伟大的拉丁美洲当代文学之中，他们极其深刻地影响了我”。只是由于题材表现和接受对象的需要，路遥才选择了现实主义，并且这种选择针对的是“虽然现实主义一直号称是我们当代文学主流，但和新近兴起的现代主义一样处于发展阶段，根本没有成熟到可以不再需要的地步”。他还批评了那些标榜“现实主义”，而“实际上对现实生活做了根本性的歪曲”的“虚假的‘现实主义’”、“假冒现实主义”。(见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路遥文集》第5卷第254、257页)照此看来，路遥选择现实主义是怀有文学责任感的。 ?“路遥现象”是指“一方面是因为学术界、评论界对路遥固执的冷漠，一方面是读者对路遥持续的热情”。参见赵学勇《“路遥现象”与中国当代文坛》，收入《路遥再解读——路遥逝世十五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4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路遥作品中在苦难中追寻的主人公常以“穆斯林”自拟。 ?1983年王愚就在评路遥的文章里说:“他对生活在底层的人民倾注深沉的情愫。”见王愚《在交叉地带耕耘——论路遥》，《当代作家评论》1984年第2期。 ?路遥《人生》，《路遥文集》第4卷第160页。 ?参见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文集》第5卷第326页。 (11)路遥后来还说:“这个词好像是我的发明”。参见路遥《关于〈人生〉和阎纲的通信》，载《作品与争鸣》1982年第2期。收入《路遥文集》第5卷。 (12)晓蓉、李星整理《深入生活，写变革中的农民的面貌和心理——在西安召开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纪要》，载《文艺报》1981年第22期。 (13)王愚《在交叉地带耕耘——论路遥》。 (14),日,安本?实《一个外国人眼里的路遥文学——路遥“交叉地带”的发现》，见《路遥再解读——路遥逝世十五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01页。 (15)路遥《生活大树万古长青》，载《文艺报》1991年4月13日。收入《路遥文集》第5卷。^NU1DA2011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