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证融资风险

信用证融资风险 大宗货物信用证融资风险高 (2012-04-17 15:52:43) 转载? 现行中国外贸体制的一项损漏是，在价格上涨通道下，大宗商品的进口最容易获得银行开具的信用证。在信用证到期支付之前，只要大宗商品到岸，迅速脱手，就实际上形成一大笔信用证贷款，是为外贸套现。外贸套现继续快进快出资本市场和地下金融进行套利。 一方面是市场价格连续暴跌，库存激升，另一方面是贸易商仍在做看上去亏本的买卖:进口锌越多，亏越多。根据实达期货提供的数据，考虑到17%的增值税、3%的进口关税、码头费、海运费、陆路运输费、仓促费、开证费等，目前现货锌的进口成本要高于国内锌价数百元，进口锌铁定是要亏本的。还不仅于此。进口商还会选择以低价迅速出手。 国内用于融资套现的主要品种有铜、锌、PTA、粮油等，其主要特点是国内外市场价格对接、市场化程度高、通常有期货交易且国内有一定需求基础。套现企业通常会根据各品种的市场价格选择在这几个品种中来回互换。 传统上，利用信用证融资的最佳工具是进口铜，这是因为铜单价较大，通常是锌价的四倍，且和国际市场联系最紧密。 在年前，每进口一吨铜贸易商大概要亏损3000多元，亏损比例高达5%。而在之前，进口铜亏损的额度更大，最高甚至达 到7000多元，亏损比例达10%。如果国内铜现货价格下降的特别多，就会导致进口铜的亏损较大，利用铜来融资的行为就会自动中止，转而利用锌等品种来融资。锌进口开始有利可图，说明原本利用铜来融资的群体转向其它品种套利。 合理的信用证套现工具，通常必须国内外市场价格接轨，价格同向变动，有利于控制风险:且有期货交易，利于套期保值，锁定损益;同时此类商品价格需波动较大，利于货币炒作。相比之下，很少有人会想到用铝这样的工具来做融资套现，作为铝生产大国，中国是铝的纯出口国，很难大量进口，国内价格也很难被操纵。另外，国内对许多商品实行了价格管制(例如石油)，导致利用此类商品融资的可能性也不大。此外，利用信用证融资的商品通常还需要具有国内外产品质量相差不大，国内外产品一致，保质期较长，容易运输等特点。所以，综合看来，适合套现的品种就在铜、锌、PTA、粮油等少数几个品种之间。对于融资者来说，通常也需要考虑综合的融资成本。因此，在几种融资工具之间进行反复转换是目前比较常见的操作手法。 利用信用证融资的通常手法: 贸易商一般在伦敦交易所用混合定单买了一吨铜，同一时间在上海交易所做套期保值，锁定铜的差价，这样价格风险就可以规避。 铜从产地启运，从下订单、订购到运到中国上岸一般在一个月后上岸。通常都是一个月之内，等于他在国内拿到铜的现货。 铜的现货和期货是高速流动性的市场，他可以迅速把铜抛售出去，回收货款。与此同时，贸易商都会从银行开180天、六个月的信用证，剩下五个月的时间，这笔铜的货款就等于是他获得的融资。比如说一吨铜6万元，他就等于拿到了一笔6万元的融资，1000吨就是6000万，等到180天期限将满的时候，他拿人民币兑换、购买美元。这六个月时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已经下跌了几个百分点，这样他只要用相对少的人民币本金就可以兑换同样多的美元，并及时偿还开信用证的银行。由于大部分公司国际贸易计价结算货币都用美元，而所开的信用证也是用美元，所以他里面可以获得一笔汇兑的收益。如果信用证再次期满，再开一个信用证，这就成为长期的融资了。 这样一个操作链条，在过去三年人民币汇率持续上涨、国际贵金属产品持续飙升的情况下，几乎万无一失:既可迅速套现(价格总在涨，套现就越容易);又可套汇(汇率生水)。而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资产价格的全面飙升，尤其是世界大难，中国一家独好的现在，让这些短期套现资金有了极佳的游走通道。进入2012年后，由于国家宏观调控的进一步紧缩，江浙沿海的企业遇到新一轮的融资难问。地下金融死灰复燃。外贸领域的套现由此变本加厉。在银根紧缩的大背景下，和高利贷相比，利用信用证融资，不仅成本较低，而且法律风险很小，因而受到许多企业的追捧。 在银根紧缩的大背景下，浙江的民间高利贷已经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按照浙江当地媒体的报道，杭州最新的民间借贷行情 为日息2.5—4‰，这就是说，每借贷1000万，借款人每天需支付2.5—4万元的利息，月利率则高达7.5%—12%，如到期未能还款，逾期部分通常还会按日息0.5%计收罚息。 按照往年的规律，如果民间拆借利率下降的话，融资套现的余地就会小很多，铜和锌的进口量就会大幅减少。 目前信用证融资横行的现状，除了银根紧缩，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些银行为了争取一些业务把关不严，发放信用证额度过多。按照银行有关，信用证交易必须符合单单相符的原则。但比较常见的情形是，许多银行会对一些老客户会放松警惕，放松对单据审批的核实. 从银行的角度来说，对信用证的管理通常非常严格，对于一些中小贸易商来说，第一次去开信用证通常非常困难。而额度较大的信用证，通常都只会开给资质良好的大型外贸公司。而对于国有大型外贸公司来说，为中小企业代理进口货物几乎成为了行业潜规则，许多外贸公司以此为生，加收数额不等的代理费用。 另外近年来，由于银行对大型贸易商授信额度过大，导致许多大型贸易商会选择代理业务。对于小公司来说，选择和大型贸易商合作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减免一定的保证金。对于信用风险较大的中小公司来说，在向银行开立信用证时通常必须交全额保证金。但资质良好的大型贸易公司可以减免甚至全免保证金。在代理盛行的情况下，国有大型贸易公司通常将银行本来承担的风险承担下来。大型贸易公司需要承担起银行本来应该做的审查 对方信用资质的职能。在这种情况下，爆发信用证诈骗的概率就相当高了，尤其是大型外贸公司内部人员和其它公司发生内幕交易的情况下，监管难度就很高。最近在外贸界引起轩然大波的中粮事件便是中小贸易公司诈骗众多国有大型贸易商的典型案例。 利用信用证进行短期融资，转而在地下钱庄以高额利息出借，获取暴利，成了这一轮宏观调控下民间的“新玩法”。以开付3个月远期信用证为例，由于棕榈油进口实际周期一般十几天左右。因此若将油品顺利迈出变现，到还信用证贷款还有近2个多月时间。以月息6%计，收入接近15%，扣除其它成成本及油品折价卖出等因素，收益高达5%左右。2011年初，曾一度高达12%(年息144%)。 这些大型国有外贸企业都拥有较高的综合授信额度，由他们为那些难以在银行申请足量信用证的小企业代理进口——实际上是代开信用证，早已是业内普遍的“业务”。这种代理通常收取0.5%~1%的代理费，有时由代理公司向银行担保，免交部分保证金(银行向开证公司收取，占货款的10%)。 那些已经做过一两笔代理棕榈油进口的企业释放出来的经验是:这种业务优于一般的代理，代理费至少有1%，对方自己承担全部保证金。并且，棕榈油行情不断看涨，是一种不错的进口品种。 这个游戏玩下去的前提有两个: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新兴市场货币升值。大宗商品流动性好，容易出手，如果是期货品种还 可以锁定风险，所以用以开具信用证的通常是大宗商品。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在国内才容易抛售，才容易以好价钱脱手。国际贸易用美元结算，新兴市场货币升值，可以在信用证到期兑付开证行时获得这几个月的汇兑收益，降低这种变相融资的成本。 这个游戏的风险现在大大增加了。大宗商品真实需求旺盛才容易出手。现在大宗商品价格在下跌，并且经济降温，真实需求萎缩或者减速，抛售难度变大。另外，原来人民币单向升值，现在人民币汇率逆转压力日益加大，如果人民币汇率逆转， 要用较多的人民币兑换与原来一样的美元本金，等于无形之中变相融资的利率大幅度提高。 中通建信用证诈骗链 (2012-04-17 15:55:50) 转载? 标签: 分类: 融投资 董跃进 北京市 信用证 讯诚 骗局赏析 财经 以处级职位，挪用公款高达5.8亿余元之巨，董跃进案刷新了北京市挪用公款案的数额纪录。 2011年2月，司法机关对外公布，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现为中国通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通建)原总经理助理兼进出口贸易部总经理董跃进因挪用公款罪、受贿罪被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这并非一起孤案。董跃进的上司、中通建原总经理李瑞(享受局级待遇)因涉嫌受贿13.417万元，已于2010年12月由北京市二分检提起公诉，牵涉董跃进买官之事。而早在六个月前，一桩由董跃进揭发，中通建为受害方的信用证诈骗案中，被告方上海合生源财进出口有限公司(下称合生源财)法定代表人王康已获罪无期。 纵观董跃进案，一场由民营企业、银行、外贸代理公司内部人等搭建的信用证融资骗局逐渐明晰。 买官者入瓮 河北人董跃进1958年出生时正值“大跃进运动”全面展开，因而得名。其为研究生学历，由于妻、子早年已携财物移居美国，他常年独自在国内生活，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裸官”。 据司法材料，2006年五六月间，时任中通建总经理助理兼进出口贸易部总经理的董跃进结识了自称是“中国包装集团公司总经理”的马连龙。实际上，当时马连龙以打牌赌钱为生，常年混迹于工体附近的茶社。但交往之中，能说会道的马连龙博得了董的信任。 在通信建设领域，中通建自有一席之地。作为中国通信建设领域规模最大、具有工程总承包一级资质的大型通信建设综合性企业，中通建主要从事电信基建服务及业务流程外包服务，共设有十个直属业务部门，拥有五家全资子公司、五家控股子公司以及一家参股公司。2008年，其占有国内通信施工市场9,的份额。 在马连龙的穿针引线下，不久，董跃进与王康及上海皓讯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下称上海皓讯)总经理张振涛结识，由此埋下祸根。 王康自称是空军某部驻上海办事处工作人员，主要业务是进口军品，张振涛则自称空军某部“线人”，并以此招摇。两人长期包租声色场所作为办公地点，仅2007年7月张与上海某私人俱乐部签订的，一年包租费就达24万元。 司法机关在办案中发现，掌控上海多家高级会所的张振涛曾多次为董、马安排嫖娼，并诱惑其吸食冰毒。 2007年6月至2008年2月间，为上海皓讯等企业委托开具信用证业务提供帮助后，董、马两人合伙收到张振涛给予的笔记本电脑两台和港币20万元，尝到甜头。 同时，经董、马两人合谋后，在中通建接受合生源财、上海皓讯、中国机电控股有限公司、北京中汇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委托代理进口货物暨开具信用证业务的过程中，要求上述公司将应当直接支付给中通建的货款5.8亿余元，支付到马连龙旗下的北京中润德通讯技术有 限公司(下称中润德)，用于增加该公司银行账户的资金流量，申请银行授信等使用。期间为表感谢，马连龙多次行贿董跃进财物共计91万元。 按照中通建财务规定，超过500万元的划款必须由公司副总经理签字。作为总经理助理，董跃进何以能够如此大手笔调动资金,答案就出自他的顶头上司李瑞。 与董跃进同岁的李瑞为北京人，研究生学历，2004年4月起担任中通建总经理。而董跃进“买官”跨度长达八年，于2000年至2008年间，为职务晋升、工作便利等，先后给予李瑞人民币10万元、美元3000元等财物折合人民币13.417万元。 由于这层“铁杆”关系，使得对上述业务的监管全然失效，董跃进实际拥有了对外签订合同、开具信用证的决定权。 2008年11月7日，李瑞被免职。因涉嫌受贿罪，2010年5月20日李瑞被北京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后于同年底被起诉。 2009年4月17日，董跃进被北京市公安局刑拘。两周后其与马连龙同日被逮捕。此案于2009年11月18日移送审查起诉。其间，因案件重大、复杂，三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各半个月，并二次退侦。 历经长达15个月的羁押后，2010年7月28日，董跃进挪用公款、受贿一案在北京市二中院一审开庭。 信用证融资骗局 随着董、马以及李瑞等人相继落马，一出以合生源财与香港讯城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香港讯诚)间虚假贸易为基础，打通外贸公司中通建进出口代理签字通道的信用证融资骗局逐渐明晰。 王康，现年50岁，江苏南京人，案发前实际控制合生源财并为香港讯诚股东。工商材料显示，合生源财成立于2005年10月，注册资本500万元，张振涛持股40,，王康持股30,;香港讯诚成立于2006年12月，为一空壳公司，由香港公司代理注册，花费仅3000元，持牌人为张振涛，股东为张振涛、王康。 2006年10月16日，中通建与张振涛、王康分别签订委托，委托前者进口电解铜，后者进口军品。协议主要内容是由中通建代理上述两家公司进口货品，对外开具信用证，两家公司先支付信用证金 ,作为保证金，在信用证到期前，须支付剩余证款及代理费，额的20 代理费为开证金额的0.8,。 作为中间人，马连龙于2007年5月16日成立中润德。随后，中润德与合生源财签订协议，由中通建代理开具信用证，中润德收取信用证额度的0.5,的代理费，出口商为香港讯诚。2007年6月，中润德与中通建公司签了一份总的代理协议，每单信用证做完，合生源财将资金还给中通建以后，中通建再给中润德代理费。 公司成立之后，为便于申请授信额度，马连龙还行贿银行工作人员。民生银行贸易金融部北京市场部市场副总监杨苏平于2008年2月收受马给予的贿赂5万元，后被判处缓刑。 为顺利获得信用证资金，张振涛通过香港讯诚在香港采购硬盘，一般货值不到1万港元，由此形成的单据供报关使用。发货完成后，收到单据的王康利用电脑将发票金额修改成数十万美元至200万美元，使之与中通建签订的进出口合同标的一致，然后再将伪造单据交给银行流转，最终骗取资金。 按照进出口贸易的惯例，作为代理进口受委托一方的中通建，应该自己持相关单据到海关提货和验货。但中通建与香港讯诚签订的购销合同中约定了该手续由合生源财负责。这样，王、张二人实现了自己买、自己卖、自己提货的“自给自足”模式，持续行骗套取资金。 2007年11月，危机出现。由于张振涛用骗得的资金大举投资买房、买地、买股票等，因亏损出现资金窟窿，只能通过不断开立信用证，以新还旧，最终露馅。 2008年4月初，中国通信服务有限公司向中国邮电器材公司收购中通建100,股权，财务清算时，巨额资金漏洞浮出水面。 到2008年4月底，董跃进与张、王彻底失去联系。前者经向海关查询发现问题，只得向公司领导报告，案件始发。 2010年6月11日，王康因信用证诈骗罪，被北京市二中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追缴其违法所得、扣押的款项及房屋变价款发还中通建。张振涛业已于同年4月23日，因另一起合同诈骗罪一审获刑13年。 融资“潜规则” 以虚假贸易为名进行信用证融资并非新鲜。从上世纪90年代的南德集团牟其中案，到本世纪初的济南轻骑集团张家岭案等，手法大同小异。 作为国际贸易间的主要支付工具，信用证另有融资功能，并往往为融资压力巨大的中小企业采用。以中通建一案为例，开证方使用虚假合同，利用少量保证金将信用证开出后，便将信用证拿去贴现，进行投资。旧证到期前开出新证，用新证冲销旧证，通过滚动开证的方式长期使用信用证项下资金，相当于一直有一笔流动资金在手，呈现“空手套白狼”方式滚动开证，将使信用证项下资金越来越大，而其中的金融风险也随之递增。 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下发清查利用虚假基础合同开立信用证的通知后，银行为规避风险，会采取诸如提高开证保证金，甚至全额担保等措施，但实践中，对于一些老客户，银行对基础合同的审查较放松。额度较大的信用证，通常都只会开给资质良好的大型外贸公司。 为赚取代理费，后者滥用授信额度为中小企业代理进口货物几乎成为行业“潜规则”。 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司绍寒博士对《财经》记者介绍，代理盛行下，大型贸易公司需要承担本应属于银行的审查对方信用资质的职能，但在内部人员与其它公司发生内幕交易的情况下，监管不易。据了解，相关法规仅有原外经贸部1991年出台的《关于对外贸易代理制的暂行规定》，且已经失效。其中条款亦流于原则，实际操作中难以适作。 纵观董跃进案中利益链条即可知，因为交易各方从中均可获利，信用证融资之门大开:开证的外贸公司中通建可收取1,左右的代理费及20,左右的保证金;开证行在信用证额度范围内，向开证公司收取开证费用;议付行(即对信用证下单据进行贴现的银行)则收取90天的贴现利息和手续费，合计约1,。 然而一旦企业资金链断裂，风险就转嫁给了银行与外贸公司。作为国际贸易支付手段的信用证本身无可厚非，然而当其异化为企业纯粹的融资工具，甚至虚构交易后，即成为一场危险的游戏。司绍寒认为，这背后是民间融资渠道阙如导致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该案中，从2006年12月到2008年1月，中通建共代开信用证57单，价值8.6亿余元，合生源财公司已付5.8亿余元，还有17单2.8亿余元未付。 (本文来源:财经网 作者:饶智 实习生 李湘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