坂田荣男自传

坂田荣男自传1（围棋天地1991年第1期） 刘晓君　编译   　　名誉本因坊坂田荣男是当今日本专业棋界的泰斗，他已70岁，仍活跃在大比赛中，是最年长者；从夺冠数看，他一生夺得六十多个冠军，无人能与之匹敌。尤其是1964年，他戴有七个大赛的桂冠，被称七冠王，他那年的战绩是28胜2败，对手自然均非等闲之辈。如此辉煌的纪录，迄今无人能破。现将这位奇人的自传，节译献给读者。连载一年。 　　——编者 第一章　萌芽 　　出身 　　我认为下棋是自己的天职。下棋以外的职业我是干不了的，无法想象离开棋自己将如何存在。如今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时常想起过去的事情，所以我想在这里回顾一下自己的生涯。 　　我家住在东京市大森区大森6丁目，从幼年到成人我一直是在这里度过的。1920年2月15日，我作为家中的次子出生了。有哥哥繁，姐姐房子后来又有了一个弟弟，不过弟弟出生不久便死了，所以实际上我是三人中最小的一个。 　　我家没有家谱传下来，所以关于坂田家的历史便无从了解了。 　　父亲坂田荣七是一户农家的次子。不过他并没有从事农业，而是作为手艺人安身立业。由于家里贫穷，耕地又少，次子只能离家另谋生路，所以从青年时代起，他便辗转于各地。 　　父亲于1962年77岁时去世了，母亲比父亲早去世二年，当时是74岁。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辞去了工作，用退职金作资本，在大森开了间杂货店。并用他的出生地作店名，叫“播磨屋”。开始是做杂货生意，后来就转到主要是榻榻咪和凉席的买卖了。 　　父亲的棋是在哪里学的我不知道。他不喝酒，却很喜欢争胜负的活动。他经常在家中的二楼上和朋友们下赌彩棋或是玩纸牌。家里本来生意上的客人就不断，所以不乏玩的对手。最使父亲得意的是他从棋正社得到的初段证。他把它装入漂亮的镜框挂在一楼的起居室作为装饰，这个镜框至今还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父亲的棋力大约能相当于现在的三段左右，虽然水平不是太高，但却热衷于下睹棋。 　　我有一个侄子，是哥哥繁的长子。太平洋战争中我们在大森的家被烧毁以后，父亲就和哥哥一家住在北浦和，那时期他就教会了孙子下棋。我的这个侄子现在大约有五、六段的水平，作为业余爱好者棋力还算可以。在我的家族中会下棋的就这么一个侄子了。我自己的孩子没教他们下棋，孩子们对棋也没有兴趣。 　　少年时代 　　1926年我进入大森区立大森第一小学读书。那个时代是从和服转向实行洋服的时代，不过大森地处城市的郊区，所以那里的孩子们几乎还都穿着和服。我也是每天穿着和服，背着肩挎的布制书包去上学的。那时常到和平岛的海里去游泳，由于耳朵进水而得了中耳炎。现在我的右耳有些耳背，大概就是那时留下的后遗症。 　　上小学前，当时京浜公路刚刚建成。我们不知深浅地常到公路上去玩。有一次我被卡车撞伤，我的腿被打上石膏。还算运气，伤很快就好了。不过至今左腿偶尔还有痛的感觉。就在同一条公路上我还被自行车撞过，脸被撞得很重，牙都被撞掉了。 　　现在我的左腿上还有一块伤疤，那是在小学一、二年级时被烫伤的。火盆上药罐里的热水撒到了我的和服上，从膝部往下都烫伤了。从脚指到脚背都烫起了泡，脚指之间都粘住了，实在是伤得不轻。自然学校是不能去了，母亲用马肉、敷布等给我治伤。大约过了一个月左右，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我又能上学了。母亲的慈爱至今仍令我难以忘怀。 　　从孩童时代起直到长大成人，我的内脏从没出过什么毛病，可是由事故造成的外伤却不断。能够保住性命平安地度过少年时代真是运气。 　　受这些交通事故、烫伤之类的影响，我的运动神经也变得迟钝了。我跑得很慢，由于怕做鞍马练习以至于不想去上学。我的体力也比普通的孩子差，所以讨厌运动。由于性格比较懦弱，不善于打架，所以常被附近淘气的孩子欺负。 　　父亲对孩子们的教育根本不管，采取完全放任的态度。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被父亲斥责的事情从未有过，当然挨父亲打的事情就更没有了。父亲自身就没受过什么教育，完全以自然人的态度生活着，所以也不知道该如何教育孩子。母亲对我这个最小的孩子特别疼爱，所以我就在无拘无束中度过了少年时代。 　　和哥哥、姐姐不同，父亲发现我有棋才后真是大喜过望，对我更加宠爱了。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会下棋的呢？ 　　这个问题有点难回答，到底是从几岁开始学下棋的现在我也记不清了。简单地说，是父亲和客人下棋时我在旁边看，在不知不觉中就学会了。当然父亲并没有正经教过我。 　　父亲曾教过比我大八岁的哥哥，之后又教比我大四岁的姐姐。这一来是他在没有棋友时作为一种消遣，二来是想如果哪个孩子有棋的才能就让他成为专业棋手。可是哥哥、姐姐都很令父亲失望，二人都对棋没有兴趣。失望之余父亲似乎又寄希望于我这个小儿子，不过他并没有马上教我。 　　也许父亲在教哥哥、姐姐时我在旁边听过，不过主要还是看父亲下棋时自然学会的。父亲培养儿子下棋的愿望非常强烈，所以我学会了下棋令父亲十分高兴。随着我棋力的提高，父亲开始向众人夸耀我的才能。父亲的朋友们听了却大不以为然，认为这样吹嘘自己的儿子太不谦逊了。父亲的这种毫不掩饰自己的性格对我的影响也很大。 　　在我小学低年级的时候学习成绩还算可以，尤其擅长数学。父亲夸我的脑子好，说我有希望上大学。二、三年级时教我的老师也爱好围棋，有时还和我讨论围棋的问题。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我们更换了老师，这位新来的老师对围棋完全不懂，他把我当成了劣等生。从此我也不怎么学习了，只是专心于下棋。 　　进入增渊先生的门下 　　为了提高棋艺，我开始到山谷站附近的棋馆去下棋。从我家步行到棋馆也就是十分钟左右，每天放学一回家，放下书包，拿上十个或十五个大钱作入门费便直奔棋馆。 　　管理棋馆的老先生对我帮助很大。他大约有五十岁左右，从小孩的眼光看他已经很老了。平时他帮着客人安排下棋的伙伴，如果客人想同他下的话他也陪客人下上几盘。老先生空闲下来时便教我下棋，记得他让我五、六子，这种对局令我受益不浅。 　　在二十年代十几个大钱作为小孩子的零用钱可不是个小数，不过父亲一心要培养我下棋，对这笔钱开支也就在所不惜了。 　　就在这个时候，棋正社的四段棋手井上棋游先生招生教授围棋，父亲便带我去了。此后我就经常去井上棋游先生那里学棋。 　　除了上棋馆和去井上先生那里之外，父亲还带我到他的棋友那里去，让我同大人们下棋。作为小学二、三年级的学生这样沉湎于下棋，学习成绩自然同我的棋力成反比例，不断地下降。此时我已经不喜欢学习了，所以只想早点退学，一头扎进围棋世界去。 　　1929年十岁那年的夏天，我进入增渊辰子先生的门下，作为弟子到她那里去学棋。 　　 　　坂田近照 　　父亲初次带我到先生的道场时，先生让我七子下了一盘棋作为考试。尽管我在棋馆和父亲的棋友中间磨练过，但毕竟还是个小孩子，对棋的认识很浅。开始时我信心十足，觉得让这么多子我决不会输的。可是越走越觉得不对劲儿，和平时下棋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最后我被杀得惨败。这次惨败对我的冲击很大，没想到世上还有棋艺这么高的人。 　　当时增渊先生门下的弟子很多，不过大多英年早逝，最后成大器的不多。 　　一到了星期五，先生家里大人、小孩挤得满满的，好像过节一样热闹。先生和客人下棋，小孩和小孩对局，局后先生给我们复盘讲解，此外还给我们出死活题。有时我们小孩也和客人对局，先生同样给复盘讲评。我们这些孩子时常打闹，玩得很开心，先生看到了也不斥责我们。所以无论是在自己家还是在先生那里我都没有受到过强制性的管教，因此在我身上也从未养成礼仪规范之类的习惯。我在礼仪举止方面的坏名声从那时就开始了。 　　在先生那里学习是家庭式的环境，所以孩子们的情绪都非常好，每周一次的研究日大家都过得很愉快。我入段以后还是经常去道场。晚饭先生给我们吃咖喱饭，若是一般人家，通常是吃荞麦面条之类，先生家是经商出身，所以生活习惯有些洋味道。第一次吃咖喱饭时我还不太习惯，但很快就觉得它很好吃了。吃咖喱饭也成了我们去先生道场的一大乐趣。 　　院生时代 　　由增渊先生介绍，我进日本棋院成了院生。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父亲开始利用我的棋赢钱了。父亲经常和他的棋友们下赌棋，在大森专门有这样的场所。去玩的人中也有棋力很强的，父亲和这样的人下，自然输的时候多。本来父亲就为自己的儿子感到骄傲，于是他常带我到那里去，让我跟赢过他的人下。因为赌金的数额不算小，我不能让父亲受损失，所以必须全力以赴下。 　　白天下上一两盘基本上都是我赢。可是一盘接一盘地下，到了夜里由于对方输了仍不肯罢手，此时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已经顶不住困倦的侵袭，于是便常出现大漏着，所以输的时候也有。 　　随着我棋力的提高，渐渐地就没人跟父亲赌了。关于下赌棋输赢的计算方法，一盘到底是多少钱，父亲没有跟我讲过，所以到现在我也不大清楚。不过父亲输的钱大概都让我给赢回来了。后来下赌棋的事被日本棋院知道了，棋院便通过增渊先生很严厉地转告父亲，以后不许再带我去下赌棋。此事我是在后来先生那里知道的。大概是输给我的人到棋院告状了吧。 　　下这种赌棋大约持续了半年多或是一年左右。这段经历对我后来争胜负的人生来说有着不小的意义。父亲没有教给我下棋的技术，但却通过这件事教给了我“胜负”的意识。 　　以朋斎为目标 　　我作为院生学习是从1930年至1934年也就是我10岁到14岁的五年间。 　　那时的学习方法是以实战为主，然后下过的棋由前辈给复盘指导，自己从中得到启发。我的棋除了老师增渊先生的指导外，还受到过安永一先生的指导，在棋院的少年研究会也得到过秀哉名人的讲评。 　　 　　少年坂田(左前)在少年研究会对局。 　　当时棋院的院生有二十人左右。我对学棋是很认真的，可以说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学习高段棋手的对局，解剖自己下的棋，拼命地研究。棋书我是不大看的，研究秀策、秀荣的棋谱都是我入段以后的事。 　　做记录的工作我不太在行，但小时候自己下过的棋我都认真地装订成册，以作研究的材料，另外它也记录了自己的成长过程。遗憾的是大森的家在战争中被烧毁了，那些棋谱和一些照片也都被烧掉了。 　　藤泽朋斎(库之助)作为院生进日本棋院比我晚一年。虽然他只比我大一岁，但在棋上要比我强二子，我跟本下不过。 　　12岁成为院生的朋斎不仅棋艺好，在礼仪、行为规范方面也堪称院生的楷模。就连秀哉名人也亲切地叫他“库之助”。朋斎过于光彩照人，我们都相形见绌了。 　　我在院生中并不引人注目，没人注意到我的存在。虽然我在学棋上付出了超乎寻常的努力，但仍赶不上朋斎。不仅是我，其它在一起的伙伴们也都无法与成绩出众的朋斎相抗衡。我向来争强好胜，看着如此强劲的朋斎，对自己的前途深感不安。有时竟觉得自己眼前一片黑暗。 　　秀哉名人指导我们时不是按传统的方法同我们下让子棋，而是让院生们下快棋。他讲评时也不具体地讲这手如何、那手如何，只是在关键的地方点一点。让院生们根据自己的能力去理解。他最讨厌迟缓的走法，谁若是走出缓手将要受到严厉的斥责。秀哉名人与之下指导棋盘数量最多的自然是他所喜欢的朋斎，而我就没那么幸运了。 　　朋斎成了全体院生追赶的目标。 　　我深知超越如此强大的对手极不容易，能保住差距不再被拉大就很不错了。   坂田荣男自传2（围棋天地1991年第2期） (2010-10-26 13:13:23) 转载 标签： 杂谈 　　地狱般的入段考试 　　有志成为专业棋手的院生自然都把入段作为最高理想。 　　在我当院生的第三年初次得到参加入段比赛的机会。1932年12岁的我当时实力还不够强，但也参加了第二年可取得初段资格的本年度的大手合选拔赛。我也知道自己的水平还差，头一次参加这种比赛考试可能通不过。果然，比赛结果我因成绩不佳而未能入段。不出大家预料，朋斋以第一名的成绩顺利过关。此外我的同门师兄冢越常康，小泉重朗、松林茂比古等人也通过了选拔赛。第二年春天这几个人作为初段正式参加大手合比赛。我只能以羡慕的眼光目送着他们。 　　14岁入段的朋斋离开了院生的伙伴们，我失去了追赶的目标。当然我的一大障碍也没有了。比我年纪大、棋力强的院生都离开了，来年该轮到我入段了吧。自然学习是不能停止的，我加倍地努力着。 　　过了一年，又迎来了1933年大手合选拔赛。在院生中没有比我强的人了，我期待着能彻底告别院生生活。参加这一比赛的有十几个人，公平地讲这些人中我的实力最强。周围的人也都说：“今年该坂田入段了。”我对此也深信不疑。 　　选拔赛开始了。当时职业棋手的对局已经开始有时间限制了，而院生的比赛仍沿用旧体制，即没有时间限制。所以这个选拔赛的棋相当难下，经常要下个通宵。 　　没想到这个比赛中没有时限成了我入段的一大障碍。“论实力下不过坂田，所以要用别的方法赢他。”有人这样想，于是在院生的伙伴中间有人想出了体力消耗战术。因为没有时间限制，所以一局棋的时间可以无限地拉长。他们看我的年纪最小，没有体力，因此他们把战线拉长，通宵达旦地跟我磨。待我疲劳困倦时再放出胜负手决一死战。我成了众矢之的。 　　我的对手从一开始就不走棋，一手棋想一个小时，仅仅走十几手就到了次日凌晨。彻夜对局后还有下一局在等着，这样我被拖垮了，失去了这次入段的机会。 　　这种体力消耗战被日本棋院知道后也感到很震惊，这不是在赛棋，而是在赛体力。于是从第二年开始院生的比赛也有了时间限制。 　　1934年秋，又迎来了大手合比赛的选拔赛。由于这次比赛有了时间限制，我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水平，顺利通过比赛，终于入段了。这样我于1935年正式成为初段，比自己预想的入段时间晚了一年。此时藤泽朋斋已经是三段了。 　　成为初段后，1935年春我作为职业棋手首次正式参加了大手合比赛。结果取得了6胜2负的成绩，获三等奖，奖金三十日元。这些钱当时对小孩子来说可是个大数目。 第二章　飞翔 　　从初段到四段 　　我成为初段以后，我们这些年青棋手除了春秋各两个月的大手合比赛外，几乎就再没什么棋可下了。当时有一个由《中外商业新报》(后改为《日本产经新闻》)主办的新手淘汰赛，年轻棋手可以参加的棋战也就仅此而已。而且输一盘就淘汰，想下也没棋可下了。所以大家把精力都倾注在大手合比赛上。这和现在比可大不一样了，现在只要一成为初段，就可以参加所有的棋战。 　　另外，在当时的大手合比赛中有升降段的规定，所以升段的道路十分艰难。比如在春季的比赛中成绩好，已经达到了升段分，但如果秋季的比赛成绩不好仍不能升段。因此棋手们在大手合比赛中每一盘都是拼死地争夺。 　　1935年，我以初段的身份参加了大手合比赛。在春秋两季的比赛中都是6胜2败，达到了升段分数。这样，我升入了二段。与此同时，藤泽朋斋已升入四段。 　　入段以后，我以每年一段的速度到1938年升入四段。当时四段是横跨甲、乙两组的等级。强四段以上为甲组进行比赛，其它的四段以下至初段为乙组进行比赛。所以虽然同是四段，但由于在甲、乙不同的组里，实际上有一段之差。 　　我作为乙组的四段时，朋斋是甲组的四段，这等于差了一段。紧接着第二年朋斋就升了五段，这样我又与他差了二段。年轻的时候这二段之差是很难追的，要保住这差距不再扩大，我就得全力以赴了。 　　那个时代大手合比赛的时间限制是，低段者双方各8小时，高段比赛双方各13小时(二日制)。由于低段的比赛一天必须下完，所以双方都用完自己的时间的话，就得下到第二天清晨4点多钟，几乎每局都要下个通宵。即使两三点钟下完棋，再一复盘研究也就天亮了。高段对局是二日制，第二天的比赛要彻夜进行，直到下完为止。对局时间特别长的下三天的先例也有。那个时代对棋手的健康完全不予考虑。 　　成为初段后，从日本棋院能稍微得到些收入。即一段10元钱，初段每月10元，三段就是30元。入段的时候我还不大懂得出去玩，因为还是孩子，所以这笔钱作零用很充裕。有时一个人，有时和朋友一起到茶馆坐坐就感到很惬意了。 　　一直到18岁四段时为止，我的精力全用到棋上了。即使说娱乐一下也只是看看电影，当然这不会影响下棋。此外玩儿的东西我是一概不沾，一心一意地潜心下棋。 　　我玩麻将、台球之类的东西是成为四段以后的事情。像前面说的那样对局、复盘之后已经天亮了，几个人一合计便结伴去了麻将馆。自然那么早的时间还没有开店，我们便敲开门，店主也知道这个时间来的客人，一定是棋院的那伙人。 　　因为是单身，回家也是一个人，所以虽然下了一夜棋头已经昏昏沉沉，还是和大家凑在一起一玩就是一天，有时甚至再打一个通宵。 　　我的麻将水平是最差的了，所以经常被人家抓大头，差不多每次都是我输，而且一输数额就很大。好在我不用养家，从棋院得的工资加上下指导棋的收入也不少，所以输点也不在乎。 　　台球和初恋 　　在离日本棋院不远的赤坂田町有台球，没有麻将的伙伴时就常到那儿去。那个店里有位叫平田修子的店员。修子小姐大约十六七岁，她母亲是个非常漂亮的艺人，受母亲的遗传，她长得也十分漂亮。修子小姐是个很孝顺的女儿，家中弟妹比较多，所以她在外面做工作辛苦。她在我们这些人中间受到很高的评价，大家都很迷恋她。棋士中木谷先生、高川、宫下、朋斋、武田等人对局之后都常到这个店来。 　　后来修子小姐结婚了，战后她在增渊先生在银座经营的“龙冈”店里当了出纳员。也许当时看上去我还像个孩子，修子小姐没有把我当成个交往的对象。我升入四段时已经18岁了，可是除了棋之外对世间的事情完全不懂，像个书呆子似的。对女性也不大清楚，对如何去接近一个人更是一窍不通。不过那时正处于青春时期，对异性的向往已经萌动，所以当时对修子小姐的感情可以算是我的初恋吧。也许我对女性缺少缘份，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更不敢大胆地直接去对她说：“我爱你。”所以这种恋情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只是以我对她的一种憧憬而告终。如果那时我20岁，并且再表现得积极些，或许她能成为我的夫人。这段值得怀念的往事，也算是我青春时代的一页吧。 　　谈打麻将、玩台球这些事情，并不是要给读者留下我20岁之前就开始了游乐的人生这样的印象。其实在对棋的钻研上我是丝毫也不敢放松的。特别是有比我长一岁的朋斋这样的目标，为了能在五段时赶上他，我拼命地努力着。 　　父亲就不喝酒，我在20岁以前也是烟、酒不沾，对女性也没接近过，那时和现在的年青人完全不同。对局以外的空闲时间里，由于经济条件还允许，所以打打麻将、玩玩台球，但对酒色是绝对不沾的。那时候的我是个很正经的青年。 　　我在年青时代并不是一丝不苟的性格，而且还有些任性，所以对出去教棋并不太热心。更主要的是我这个人嘴又不会说，下起棋来又往往把对方杀得惨败，手下决不留情，所以这种活儿也干不长。对我的这种性格不是相当理解的人，决不会常找我下指导棋的。 　　不过，就我这样的性格在成为四段后居然持续教了二年左右的棋。对方是冈田卓雄先生，他是旧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东京支店长。每星期日的晚上我到他家里去下指导棋。冈田先生星期日的白天出去打高尔夫球，晚饭后六七点钟开始跟我下指导棋。我让四子与他对局。每个月四次，月酬金40元。当时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的，月工资比这个数也就稍多一点，所以这个收入对我来说已经相当可观了。 　　这位冈田先生是个很有修养的人，而且度量很大。如前所述我们有时彻夜打麻将，几乎一夜没睡就那样去了冈田先生家。那时候我还年轻，当对方思考时我熬不住就坐着睡着了。现在想起来这对对方是极不礼貌的。对此冈田先生从不说什么，这反倒使我自己感到很不安。冈田先生的度量给我教益不浅，所以在我的生涯中一直忘不了他。 　　甲乙制废除和升入五段 　　我升入四段是在1938年的秋天。到了1939年的春天就修改了大手合比赛的规则，废除了甲组、乙组的制度。甲组、乙组制把四段分别分在甲、乙两个组里，实际上这中间就有一段的差别。这是在日本棋院创建之初，由于当时同是四段有的实力差距很大，所以作为灵活处理，把四段分成上下两个等级。新升段的年青棋手对不能同甲组的棋手比赛也意见很大。特别是乙组的棋手们强烈要求废除甲乙制。 　　在这种形势下甲乙制被废除了。但与此同时也修改了大手合比赛的有关规定。其要点是，首先规定五段以上为高段，四段以下为低段。过去全体棋手每届大手合比赛一律下八局棋，现在改为高段下六局，低段下八局。同时升段的道路也更艰难了，四段以上棋手要四届比赛(每年为春秋二届)胜率都保持在75%以上，五届胜率都保持在70%以上、或六届胜率都在67.5%以上才能升段。三段以下棋手要二届比赛胜率都在75%以上，三届胜率都在70%以上或四届胜率都在67.5%以上才能升段。就是说四段以上棋手即使每届比赛都保持75%以上的高胜率，也得四届(二年)才能升段。另外随着甲乙制的废除，旧甲组的四段以上棋手需要顺序向上提一段。这是作为临时变通，仅限于一次性的放宽这些棋手的升段分数。 　　由于这种改革，包括我在内的旧乙组的四段棋手，过去二届比赛就可升段的，现在要四届(二年)以上才能升段。我们升段的道路更漫长了。 　　1940年秋季的比赛我取得了7胜1和的好成绩，可以升入五段了。回过头来看，到1940年春季的比赛为止，四届比赛我的平均胜率为73%，没有达到升段成绩。这样我又多用了半年时间才升段。 　　从1938年到1940年是围棋界大变化时期。本因坊秀哉名人引退，之后开始了本因坊战。木谷实、吴清源二位前辈在读卖新闻展开了十番棋之战。 　　1937年1月在《日日新闻》上发表了引退宣言的秀哉名人，于1938年6月开始到12月，同在引退挑战者争夺战中获胜的木谷实先生进行了长达6个月的引退棋战。比赛途中秀哉名人因心脏病病倒了，对局有时一天下几手，有时一天仅下一手。川端康成先生为这盘棋写的观战记引起很大反响，连不懂棋的人都争相阅读。对局历经半年，最后木谷先生以五目胜。秀哉名人在这次对局后又过了一年多，于1940年1月在热海去世了。 　　1939年9月开始了木谷、吴的十番棋战。这个比赛一时成了我们的话题。秀哉名人去世后，棋界就成了这二位前辈的天下。十番棋历经二年，一直下到1941年才结束。 　　中国东北旅行 　　1940年，我受南满州铁路的招待，到中国东北地区作了为期一个月的旅行。此行主要目的是为满铁的职员下指导棋。当时只有初段的藤泽秀行以我的助手的形式也一起参加了旅行。 　　那年的2月24日，我们乘火车先到神户，25日在神户乘黑龙丸号船赴大连。在海上航行了三天才抵达大连，不过给我一等船仓的待遇，还算舒适。从大连乘上开往奉天(沈阳)、新京(长春)的火车，那是列国际级的列车，车上备有图书、围棋具、将棋具等娱乐设备，真是奢侈的旅行。 　　我们离开大连，游览了奉天、锦州、抚顺、吉林、新京、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和朝鲜的一些城市，主要是给满铁的职员下指导棋。我们这次旅行所受的待遇对我这个年仅20岁的棋手来说是相当高的。秀行当时只有14岁，又是以我助手的形式同行，所以他同我的待遇不同。乘车、船我都是一等，他乘二、三等。 　　旅行中我们一路为满铁的职员下了大量的指导棋，所以在各地都很受欢迎。招待我们的伙食十分丰盛，品尝了许多我们从未吃过的东西。此外我对中国的戏剧也很感兴趣。 　　经哈尔滨、牡丹江，我们到了此行访问的最后一站罗新。在罗新港秀行乘去新泻的船回国，我一个人乘长途列车去汉城继续旅行。在春季大手合比赛开始之前我才赶回国。 　　 　　增渊门下的纪念照：后排(左一)坂田，前排(中)增渊辰子。   坂田荣男自传3（围棋天地1991年第3期） (2010-10-26 14:02:07) 转载 标签： 杂谈 　　升入五段 　　这里叙述的次序有些颠倒。我低段的时候在大手合比赛中，一直没有机会与藤泽朋斋对局。后来朋斋进入甲组，而我在乙组，就更没有对局的机会了。直到1939年1月，在名古屋我首次与朋斋对阵，他五段对我四段，所以我执黑先行，结果我中盘胜。 　　到了1940年后我又全力投入大手合比赛。前期的成绩是5胜3败，后期7胜1败，终于达到了升入五段的分数。 　　1941年我22岁升入五段。在这一年的春季大手合比赛中，我在先负一局后，又取得五连胜的好成绩。其中包括又胜了朋斋一盘。进入五段我创了一个开门红，5胜1败得82.5的高分。 　　本因坊战从1939年开始创办，当时一届比赛要进行两年。1941年7月，关山利一六段在六番胜负的决赛中战胜加藤信七段，成为首届本因坊。第1届比赛甲组四段以上棋手才有参加资格，作为乙组四段的我没能参加比赛。第2届比赛的预选赛从1941年秋季开始，我在五段级预选赛中获胜后进入六段级的比赛，但马上就输给了细川千仞六段。 　　当时五段就算进入了高段者的行列，随着我在当年春季大手合比赛中取得的好成绩，我的名字开始受人们的注意了。虽然与朋斋仍有一段之差，但我觉得这个少年时代的目标已经进入我的有效射程了。 　　也就是在那个时期，我第一次逛新宿的红灯区是前辈宫下秀洋先生(九段)带我去的。这样放纵了自己，在棋上因此而受到了影响。所以从五段升入六段我用了三年的时间。 　　战争 　　1941年12月，日本以美国、英国为对手发动了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对我们这些只知道棋的人来说完全是一片茫然。开战后约半年，日军击败美、英舰队，同时也攻占了南方诸岛，一时充满了战胜的气氛。可是在大家的周围不断有人应召去当兵，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也越来越紧张，我们这些棋手也有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感。 　　1943年的我在棋上取得了很可观的成绩。 　　《棋道》杂志在这一年举办了由藤泽朋斋、高川格和我参加的三新秀争霸战。当时朋斋和高川是六段，我是五段。比赛结果藤泽一胜三败，高川二胜二败，我三胜一败获得了优胜。和新闻棋战不同，这是由杂志临时组织的比赛，所以没有奖金。我输的一盘是输给了朋斋，因此虽然还不能说我已经超过了他，但起码可以说我已经和他比肩了。在这一年的大手合比赛中，我又达到了升六段的分数，可以说1943年是我青春时代的一个里程碑。 　　我从1941年开始在东京索道社长土持先生那里教棋。每星期日我去位于池上的土持先生家里，给土持等几位棋迷下指导棋。青年时代土持先生对我的帮助很大，那时他是我的后援者之一。 　　随着战争的激化，棋手中也有人被征到了前线或是工厂。我们这些棋手在不断恶化的战争环境中，对于这棋还能否下下去，这个职业还能否继续维持下去，都抱着深深的恐惧感和不安情绪。 　　在我成为六段的1944年6月，终于接到了兵役部门的应征接受军事教育的通知。当时我的体重只有40公斤，体质相当虚弱，对战争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是兵役制度规定只要是健康的男人就有当兵的义务。这样我被硬拉去接受军队教育。 　　我被编入麻布东部十二部队，且被分到重机关枪队。我这连步枪都拿不动的身体怎么能拿得动重机关枪呢？我向上边请求调换一下，但是被拒绝了。教官教我们武器各部件的名称，可是我根本记不住。重机关枪由四个人搬运，仍很重，后来总算能操作了，但动作看上去笨手笨脚的。让我当卫生兵或是看护兵或许我还能干，让我进重机关枪队实在是选错人了。 　　我们这些人属于第二国民兵，都是些身体虚弱的人。班里广播员、歌手等各种职业的人都有，还有大学生。在家的时候自己的事情都是由母亲代做，现在来过这种集体生活实在是不适应。 　　每天的训练相当艰苦，而内务班的工作就更辛苦了。特别是轮到值班的日子，这是最吃力的工作，从厨房到内务班距离虽然不是太远，但把装得满满的一桶饭送过去实在是让人吃不消。我两手拼命地提着桶，踉踉跄跄地把饭送过去。要是把饭撒了可了不得，所以只能竭尽全力地坚持下去。每干一次这种活，我的手腕都像要断了似的。 　　这时战局在不断恶化，就在我们集训结束时，东条内阁集体辞职了。这时B29飞机轰炸东京也越来越频繁了。 　　我随时都有被征召的可能，这时前面提到的土持先生找到我，让我进他的公司上班，这样便可免去被征兵。因为他的公司当时有军需定货，所以在那里工作的人不会被征用，于是我进了东京索道公司当了个事务员。 　　土持先生酷爱围棋，每天公司的工作一结束，他就拉着我一起吃晚饭、然后跟我下指导棋。当时正实行灯火管制，房间的窗帘都要拉严，而且灯光也得用什么东西挡暗一些，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下棋。如中途听到空袭警报，马上就得躲进防空洞。在我漫长的生涯中，可以说土持先生是给我很多照顾的恩人之一。 　　进入1945年，B29对东京的轰炸更厉害了。东京都内下町一带成了一片焦土，我在大森的家也被烧毁了。那是三月的一个夜里，我们全家很狼狈地逃出来，周围一片火海，那一带的房子全被烧光了。之后又过了二个月，在溜池的日本棋院也在空袭中被烧毁了。 　　这次空袭造成的大火使父亲失去了全部财产，我的东西也全被烧光了。我早期的棋谱、照片都被烧掉了。 　　此时战局已进入尾声，1945年4月美军在冲绳登陆，日本败局已定。 　　战争结束的消息我是在土持先生公司里听到的。再也不用为性命担忧了，同时也开始盼着可以下棋的日子。 　　由于战争和战败，此时的日本已陷入极度的混乱，棋手们的梦想根本无法实现。我也只好每天毫无目的地混日子。 第三章　激动 　　重开大手合比赛 　　战争结束了。我们虽然保住了命，但以东京为首的日本主要城市都成了一片废墟，日本国民在严重的粮食危机和通货膨胀中苦苦挣扎。都内各主要国铁车站周围的黑市聚集着各种各样的人，战争孤儿、复员兵、海外归来的人充斥街头，娼妓在大街上纠缠着占领军的大兵，这就是战后日本社会的景象。 　　1945年秋季大手合比赛停赛了，日本棋院召开了三次棋手全体大会。于12月作出了全体棋手自力更生重新发展的决定。1946年1月发表了重新起步的声明。支撑着日本棋院骨架的财界人士在战争中受到了严重打击，已无力再给予支持，所以棋手们除了自力更生摸索新路外别无它途。濑越先生被选为理事长，同时还选出了新的各方面的负责人。战后开始由棋手自己来管理日本棋院的运营，但是仅仅靠没有经济力量的棋手还是干不成事，所以棋院的维持相当艰难。 　　在当时混乱的社会中，没有任何收入的棋手们连日常生活都难以维持。我只好作些类似黑市买卖的生意，卖些什么现在我也记不清了。大多数棋手都无法靠棋吃饭，所以大家干什么的都有，处境很惨。 　　1946年4月，大手合比赛终于又重新开赛了，地点在岩本先生位于目黑的家里，当时岩本先生的家借给了日本棋院作为临时事务所。久别重逢的棋手们有穿军服的，有穿国民服的、有穿和服的，真是千姿百态。还有许多疏散到各地方的棋手未能及时赶回来，所以要恢复往日的盛况还需要些时间。 　　不仅是我一个人，很多人对棋界当时的状况都有一种不满情绪。首先，日本棋院没有自己的本部，一直借岩本先生的家作临时事务所。当时的报纸只有四版，根本没地方登围棋的东西。所以重开新闻棋战的希望也很渺茫。一般的日本人完全丧失了经济能力，日常生活都自顾不暇，所以棋手们下指导棋挣钱的这条路也断绝了。不断飞涨的物价令人不堪重负。 　　那些单身的棋手还能混，可是需要养家的棋手可苦了。面对日本棋院的现状，许多人对萎靡不振的围棋界感到难以忍受，这种不满情绪与日俱增。特别是年青棋手们，大家聚在一起发泄心中的抑郁。终于，大家产生了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要设法振兴围棋界的想法。 　　结成围棋新社 　　战争的败北，迫使日本人的思考方式和生活信条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作为战后的风潮之一，就是反抗旧有的势力圈，建立新的适合青年胃口的团体。在当时荒废的国土上，旧的习惯势力已很难适应年青一代人的需要了。 　　围棋新社的结成，可以说是这种形势下的典型事例之一。当时我们仅集结了八个人，最后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也反映了这八位棋手要建立理想的围棋王国的决心。我们以退出日本棋院的行动来表达对旧势力的反抗，目的是要给不景气的围棋界敲起警钟。 　　在这三年之后发生的关西棋院独立的事件，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东西地方观念的影响等其它原因，再加上棋界复杂的人际关系等问题。 　　为了结成围棋新社，事先作了一些准备工作，找了许多棋手会晤，以求得支持。但具体的谈话内容等我不太清楚，这件工作是儿玉先生具体负责的。不过我知道对高川、朋斋、杉内、秀行等人的劝说工作失败了。如果这些人能参加的话，那新社的实力会大增，日本棋院也就站不住脚了。 　　1947年5月，八位棋手脱离日本棋院。对此我们作了认真的安排，首先向棋院递交了脱离声明。然后去拜访了朝日、每日、读卖各大报的学艺、文化部，以及其它各报的负责人，向他们递交了我们的声明书。第二天的《读卖新闻》以“八名棋手举起了反抗封建的日本棋院的义旗”为标题对此事作了报道。 　　这八位棋手及当时的年龄是，前田陈尔七段、41岁，坂田荣男七段、28岁，梶原武雄五段、25岁，山部俊郎四段、22岁，桑原宗久三段、25岁，儿玉国男三段、27岁，盐入逸造三段、23岁，石毛嘉久夫二段、23岁。 　　围棋新社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把原来每年春秋二次的大手合比赛改为每月一次，取消了时间限制和贴目棋的制度。此外每月三次在骏河台下的俱乐部开设道场，指导广大围棋爱好者。还发放段位证书、出版书刊等。 　　围棋新社的八名棋手向棋院递交了脱离声明后，日本棋院召开了棋士全会，作出了开除这八人的决议，这个决议以24票赞成、3票反对被通过了。 　　现在回过头来冷静地考虑一下，当时脱离棋院的行动在相当程度上是出于一种冲动。新社的结成没有报社，也就是没有宣传机构作后台给予支持，这是最致命的。当时新闻界各报社在战后条件下自身的重建都相当艰难，根本无力它顾。缺少经济援助的围棋新社如果能有一家大报社作后盾的话，就能站住脚了。虽然有许多个人给我们以大力支持，但个人的力量总是很有限。所以说我们这些缺少人生经验的年青人事先的考虑是很不充分的。 　　就在这种情况下，读卖新闻社提出了由吴清源先生和我下三番棋的计划。这当然是对社的好意，对此我们非常高兴。 　　围棋新社的八位棋手中，论实力和段位田先生、我和梶原君三人最高，山部君在八人中最年青。要战胜吴清源先生以此扬名，当时我们的实力还不够，我作为新社的代表棋手对此还是很清楚的。所以那时我对新社在运营、经济等方面的问题一概不过问，只是一心钻研棋艺。　(待续)   坂田荣男自传4（围棋天地1991年第4期） (2010-10-26 14:03:49) 转载 标签： 杂谈 日本棋院的复兴和我的结婚 　　我们跳出日本棋院后，围棋界迅速活跃起来了，棋院开始真正下工夫筹备会馆的建设。就在新社结成二个月后的1947年8月，以津岛寿一为委员长，以鸠山一郎、远山元一等政、财界大人物为主要成员的日本棋院复兴建筑后援会成立了。这一年秋季的大手合比赛被中止，以濑越宪作、岩本熏、村岛义胜、长谷川章等各位前辈棋士为中心展开了募捐活动。 　　复兴资金原计划筹集300万日元，结果最后筹集了约450万日元。由于当时有一个建筑统制令，不能建设新会馆。所以决定把位于港区芝高轮的水产公司的宿舍买下来。1948年4月举行了开院式，并开始了春季大手合比赛。我们这些离开棋院的人当然不能公开到高轮的新会馆去，大家相互间绝口不提此事，但内心很难安稳了。 　　读卖新闻提出由我和吴清源下三番棋是在1948年初。当时的吴先生虽以上一代的大师闻名于此，但在十番棋中战胜桥本(宇)先生后又重新活跃在棋界，恢复了他战前的光辉形象。而且棋艺更加精进。于是他以读卖新闻为活动舞台，号称天下无敌。 　　三番棋从1948年2月进行到5月。由于当时吴先生是八段，我是六段，所以比赛我二盘执黑棋、一盘执白棋。第一局我执黑以1目败北，第二局执白中盘负，第三局执黑又以1目败，我吃了个三连败。由于这个惨败，读卖新闻同新社的联系就此结束了。如果那时我战胜了吴先生的话，就会有其它的对局安排。那样新社和我的命运都会不同，也许就会走上另外一条道路。新社的寿命或许会更长一些。 　　就在下这三番棋的同时，我的婚事被提出来了。对方是蓜岛久子小姐，当时21岁。蓜岛有个舅舅是开棋馆的，我父亲有一次偶然去那里玩，双方谈起了这个话题。 　　相亲时专挑姿色的我一眼就看中了对方，或许年青时的久子的确是个美人吧。对方也没有什么异议，于是就送了彩礼。我又忙于下三番棋。 　　可是，就在我第一局输了之后，对方突然把彩礼退回来了。现在想起来，好像是久子有点嫌弃我。那时作为棋手，经济上并没有保障，生活也决谈不上安逸。 　　第三局在大宫市举行，我对这桩婚事已不抱什么希望了。可是就在比赛刚刚结束的时候，久子的母亲带着她来了，又提出恢复我们的婚约。 　　我们的结婚仪式于5月3日在上野的松坂屋举行。作为棋手的收入我平时随手都用光了，并没什么积蓄。幸好有这三番棋的对局费，每局1万日元，三局3万日元支付了结婚的费用。如果没有这笔钱恐怕结婚仪式都无法举行。新婚旅行我们自带着米去了汤河原温泉。当时粮食极度紧张，如果不自带着米，住旅馆是没有饭食供应的。 　　就在我三番棋败给吴先生之后，劝说围棋新社成员回归日本棋院的活动也展开了。 围棋新社解散 　　全家搬到北浦和后，父亲的买卖也停了，靠变卖东西过活总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在家里开了个小棋馆。家里地方很小，只能摆三面棋盘。父亲的水平也不是很高，所以只能教那些水平较低的人。我结婚之前也在家里教了几个月的棋。 　　结婚后过了一两个月，我们就离开家独立生活了。刚好那时在鹄沼有个人想请我去给他下指导棋，一个月酬金1万日元。在没有对局费收入的当时，这个工作是很吸引人的。 　　我们搬到了鹄沼，租了镇议会事务所的二楼住了下来。可是指导棋只下了二个月对方就不下了，这下我的生活计划全被打乱了，处境十分狼狈。 　　我教棋不能长久，想起来还是我的教法过于生硬。虽然是下指导棋我也不愿意输，总是把对方杀得大败，所以时间长了对手也就觉得没意思了。 　　一失去这份儿工作我可慌了。马上就要有孩子，当时通货膨涨很厉害，物价不断上涨，一没工作生活全无着落了。在当地一些人的帮助下，我在自己住的地方开了个坂田围棋教室。在我的一生中，只有这段生活主要是靠教棋挣钱来维持的，这也是我最艰难的一段生活。 　　围棋新社内部的对局是没有对局费的。没有报社的支持是个大问题，我们下的棋棋迷们看不到，所以大家下起棋来也没情绪。另外新社其它成员的经济状况也都不大妙，大家都感到心中很抑郁。 　　在这期间，梶原在周围一些人的劝说下先返回日本棋院了。尽管我也有了回归棋院的想法，但死也不能一个人先回去，因为我是新社的骨干成员。 　　读卖新闻社为新社成员回归棋院进行斡其周围相关联的复杂关系有深透的了解。定式是千百年来弈棋者在无数计算、分析的基础上的优选，而在其表面的寥寥数子的“下面”，隐藏着无数招法的计算分析、演变。对这种计算与分析的知识掌握、了解得越多，他的棋力就越高。也就是说，在初学者眼中，定式是平面的、表面的，而高级者眼中的定式是立体的。只要初学者的“平面图”上出现了一丝无序、不平衡的闪失，不严密不对称等，高级者的立体结构中就会相应从其某一层的“武库”中调出直接命中目标的激光束。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的考证已众所周知：莱布尼兹在1701年所作的二进制是太极——易经六十四卦的数学翻译，而以二进制为摇篮诞生的电子计算机，已创造出今天人类二分之一以上的文明。太极生两仪，《易》昭示：一阴一阳之谓道。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呢？围棋是太极原理中最简洁最完美的一种现实模型，借助这个工具，可以“判天下之美，析万物之理”(《庄子·天下》)。人若达到了从棋变的神髓里对宇宙事理、物理的通悟，那该是棋的佳境了。旋，木谷先生也为此进行了多方努力，他不愿意看着有才能的年青棋手被置之一边。藤泽朋斋坚决支持木谷先生等人的意见，积极为我们的回归而四处奔走。在他的劝说下，我们同意了重归棋院。那是1949年3月。围棋新社的寿命只有一年零十个月。 东西对立 　　1949年6月，朋斋成为大手合比赛史上的第一位九段。 　　刚刚回到日本棋院的我成绩不太好。在春季大手合比赛中4胜4负，到了秋季则1胜5负，这是我入段以来从未有过的惨败。而朋斋在春季升入九段，这样我又与他差二段了。 　　朋斋升入九段时，桥本先生由于在大手合比赛中和朋斋不在一个组，所以很不服气。他向日本棋院提出要和朋斋对局，棋院当局不想下这种争棋，因此拒绝了桥本先生的请求。此事也反映出，虽然大家同在日本棋院的一个伞下，但分别住在东西部的棋手之间在感情上是有对立情绪的。 　　1949年7月，我的长女爱子出生了。此时我们在鹄沼有了自己的家，虽然是租的地，但这个三间的小住宅总算是自己的生活空间。1950年以后我们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妻子也习惯了棋手的生活。以她那争强好胜的性格，她还常给我鼓励。有了孩子，家庭生活充实了，我的比赛成绩也好起来。这一年春季我是4胜1败，秋季5胜1败，在其它棋战中成绩也不错。4月，我在三个地方开设了坂田围棋教室，而且来学棋的人相当多。 　　1950年是围棋界多难的一年。年初就日本棋院东西两院的问题召开了审议会。在会上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论战，结果会议毫无成效。 　　熟知东西棋手对立的每日新闻社于2月搞了个东西对抗战，由东京和大坂各出12名代表棋手在名古屋展开了实力的较量。迎战西军大将桥本先生的是东军的山部五段。执黑的山部第一着就走在了天元，桥本先生也不含糊，对天元来个小飞挂，黑方则飞应，就这样双方展开了前所未闻的空中战。团体赛的结果东军以7比5获胜，在个人淘汰赛中东军的梶原先生经过顽强奋战最后夺冠。当时参加西军的棋手后来大多加入了独立出去的关西棋院，东西分裂的局面当时已经形成。 　　同年2月，日本棋院赠与吴清源先生九段称号。本因坊战的挑战赛也从这一年的第5届开始改为七番胜负，刚好此时桥本先生成为挑战者。就在东西对立不断激化的高潮中，岩本、桥本争夺本因坊的决战开始了。 本因坊战挑战赛 　　从1950年的3月到4月，进行了第5届本因坊战的挑战赛。不知何故岩本先生连败四局，丢掉了曾保持二届的本因坊头衔。岩本先生在战后混乱时期为日本棋院的复兴和募捐活动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也许因过于操劳而影响了下棋。 　　前一段由于围棋新社的原因我没能参加本因坊战，第6届本因坊战我参加了并进入最后的循环圈。进入循环圈的六名棋手是藤泽朋斋九段，木谷实、岩本熏二位八段、长谷川章、高川格、坂田荣男三位七段。六个人从8月末开始到11月初展开了二个多月的激战。到第四局结束时我以三胜一败处于领先地位，另外有四个人都是二胜二败。但在最后一战中我对岩本八段时输了，这样木谷、长谷川、坂田三个人都是三胜二败成绩并列。于是三个人再进行一轮决战以争夺挑战权。 　　三个人的决战从12月开始。还算幸运，我分别战胜了二位对手，取得了挑战权。在同木谷先生对局时我的身体状况不大好，是一边由医生给我打针一边坚持对局的。 　　31岁成为本因坊挑战者，这在当时还属于相当年轻的。虽然太平洋战争已经结束好几年了，但那时的围棋界封建意识还很强烈，对于年轻人强大起来并不被认为是好事情。在那以前争夺本因坊的都是些老棋手，年龄大都在40岁以上，所以31岁成为挑战者本身就成了社会上的话题。 　　本因坊战是当时级别最高的棋战，也就是争夺棋界第一把交椅的头衔战。很多人都对我能成为挑战者感到很吃惊。当时我的知名度并不太高，面对曾二次获本因坊头衔的桥本先生，无论是在实力上还是在名气上我都与之有相当的差距。但在当时正是东西对立的严峻时期，所以周围很多人对我抱着期望。“坂田，一定要夺回来！”许多人这样对我说。朋斋属于坊门，我的老师增渊先生是本因坊秀哉名人的门下，所以我也算坊门的小辈，因此坊门系的人纷纷给我鼓劲儿。 　　第一局对局的前夜我失眠了。我们住的旅馆里十分安静，可是我怎么也无法入睡，就那样几乎一夜没睡地迎来了早晨。看来确是有点紧张。这一局我执黑先行。第一天共走了37手，棋局的进展很慢。局势的焦点在上边的黑棋该如何腾挪。 　　当天晚上在旅馆里医生给我打了针。虽然早早就躺下了，但仍睡得不好。旁边桥本先生的屋子里谈话声持续到夜里1点多，我仍没睡着。最后大概睡了有5个小时左右。第二天又继续开战。 　　白棋从上边向中央张开了模样，我对之侵削腾挪获得成功。到第二天的晚饭时双方仅走了60几手，不过到了100手时我已经确信自己取得了优势。终盘时桥本先生虽然奋力反击，但我的胜势已不可动摇。我取得了胜利。 　　第二局在京都举行。执黑的桥本先生从序盘开始就走得很积极，在上边很大地吞吃了白一子。我在右边也取得不少实利与之对抗。到了中盘我并不认为自己的形势很坏，可是最后由于时间紧迫，我走得不好，失去一局。这样变成了1胜1负的局面。 　　下第三局时我的精神状态比较好，以2目半胜。我又以2胜1败处于领先地位。 　　由于这个头衔战已成东西对抗之势，所以对局场所的选择东西各半，不偏向任何一方。第四局在神奈川县举行。我执白的这盘棋是七局中发挥最好的一局，仅用了136手就战胜了对手。 　　3胜1败的战绩使形势对挑战者绝对有利，这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主办单位每日新闻社在挑战赛开始前在广大棋迷中搞了个对比赛结果的预测活动，三万张选票中有二万认为本因坊桥本先生会取胜，可出现的局面令大家瞠目。挑战者再胜一盘就要登上日本第一的宝座了。报上也发表了“本因坊被追到绝境，挑战者摘取头衔已成定局”，“围棋界新旧交替的时代已经到来”等言论。 　　赛前我的心情只是想通过七番胜负试试自己的力量，所以一心只想着发挥出自己的水平，以平常之心去迎战。至于外界的评论、东西两棋院的抗争之类我完全不去理会。 　　可是到了再胜一局就可登上本因坊宝座的时候，我的注意力就无法集中了。在第五局开始之前，以坊门的人为中心为我开了个鼓励会。实际上这有一半祝胜会的性质，本应很冷静的我不知不觉中也开始陶醉于这种气氛中了。周围的人对我抱如此大的期望，使我内心无法平静了。当然责任不在于别人，此时自己的内心也抱着一定要再胜一局的强烈愿望，从开始的无欲之心变成了大欲之心。头脑里开始飘飘然地想着成了本因坊会如何如何之类的问题。 　　   　　第6期本因坊战第5局终局时的情景。 　　在甲府市进行的第五局桥本先生在极为不利的形势下反败为胜，这也成了本因坊防卫战形势逆转的起点。 　　这盘棋我执黑一直掌握着主动权，全局形势始终是黑优势。但最后在读妙声的催促下我突然产生错觉，下出了败着，至使痛失领先了许多的一盘好棋。桥本先生执白赢了第五局，这使他站稳了脚跟。 　　在三朝温泉进行的第六局我并没觉得自己下得不好，可还是输了。七番胜负结束后桥本先生说道：“这样争胜负的棋根本不会有什么名局。七局中自己觉着下得好一些的也只有第六局。” 　　这样变成了三比三平局。 　　6月下旬，决定命运的第七局在三重举行。这局我执白，在布局阶段我取得三个角。此后从左边向中央展开了战斗。当下到130多手时我确信自己取得了优势。也就在这时头脑里又想到要当本因坊之类的问题，竟无端沾沾自喜起来，这正反映出自己修行的不足。就在中央的战斗进行到关键时刻，白没能抓住胜机，且下出败着。白二子被吃，此局也就结束了。 　　桥本先生后来居上，成功地逆转了形势，我眼看到手的本因坊就这样失去了。心中的悔恨是任何语言也无法表达的，这悔恨至今仍留在心中。 　　在归来的车中，我偷偷擦掉眼泪，直愣愣地望着车窗外的风景。   坂田荣男自传5（围棋天地1991年第5期） (2010-10-26 14:06:27) 转载 标签： 杂谈 第四章　雌伏    　刘晓君编译 反省与取得第一个头衔 　　由3比1领先被逆转为3比4败北，第6届本因坊战就这样结束了。我在七番胜负中失败了，这是我成为专业棋手后第一次获得向桥本先生挑战的机会。虽然受到了一次锻炼，但毕竟是失败了。这个战败对31岁的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仿佛落入了无底深渊，被一种不可名状的苦痛和屈辱感困扰着。不过随着时光的流逝，这种痛苦感也渐渐地淡薄了。当然这个失败对我也是个动力，它激励着我更加发奋了。 　　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没能成为本因坊或许是件幸运的事。假如当时凭借着年轻气盛赢了桥本先生，恐怕第二年也保不住这个头衔。在过于年轻时取得头衔，因为毕竟是人，难免会飘飘然起来。一旦产生骄傲情绪，就不会想到自己是由于运气好而登上本因坊宝座的，就会认为自己真的很了不起了。那样本因坊的头衔保持一年就会被人夺走。如果取得大的头衔最低要保持三年，要保持五年、七年才是这个头衔的真正得主。当时的我作为社会上的人远远还未成熟。 　　如果当时我夺得了本因坊，也许就不会有日后夺得了许多头衔的坂田，那么也就没有今天的坂田了。 　　就在1951年本因坊战开始时，我已取得了自己的第一个头衔。和七番胜负同一个时间，共同通信主办了第1届日本棋院最高段者淘汰赛，在三番胜负的决赛中我战胜了细川千仞获得冠军。这个比赛不算很大，所以也没引起太大的反响。 从鹄沼搬回东京 　　1952年9月，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