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经济落后地区信息传播状态的社会基础

2010年10月29日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经济和社会发展落后地区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社会基础 ——基于全方位视野分析的框架 段京肃 段雪雯 【提要】来自实践的“人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惯例”构成了媒介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思想基础和社会生活基础，它是决定大众传播媒介传播活动进行的基础因素和根本因素。“社会基础”的显性表现是“一种状况、两种素质、三种关系”的综合指标。由此入手为中国传播学在发展传播学领域的研究中建立一个分析的框架，寻找到研究中国农村和其他经济社会落后地区传播事业发展规律的新的、有用的分析工具，则可能有效推动传播学本土化的过程。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 大众媒介 社会基础 社会关系 本文写作最初的启发来自王铭铭教授一篇关于吉登斯理论的研究，王教授介绍道：“吉登斯的观点概括起来是这样的：人的生活需要一定的本体性安全感和信任感，而这种感受得以实现的基本机制是人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惯例。惯例形成于人们的实践中，并能通过实践的重复在人们的意识中促发一种指导人们行为举止的‘实践意识’。这种意识不需要言说、不需要意识形态话语的宣扬，就能够对行动起制约作用。” 此后一直萦绕在心头的想法是，来自实践的“人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惯例”可能构成了媒介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思想基础和社会生活基础，它是决定大众传播媒介传播活动进行的基础因素和根本因素。在经济、文化相对原始、封闭的中国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牧区，“人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惯例”的形成早于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进入，大众传播媒介是以外来文化载体的身份进入的，媒介自身也是外来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那么今天看似强大的大众传播媒介是否也如吉登斯所说“在受制约中创造了一个制约我们的世界” 呢？媒介在凭借自己的力量制约世界过程中又受到了什么样的制约呢？特别是在以经济落后地区农村、牧区为代表的中国广大欠发达地区，媒介的进入和发展过程中又面临着什么样的“人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惯例”。著名社会理论家艾吕尔认为：“在当代世界的技术方法和人的心态造成的社会环境里，人类社会、人的思想方法和传播都发生了变化。” 媒介不可能在一个完全“纯净”的真空环境中出现，也不可能由外部进入一个“纯净”的真空环境中，“人们日常生活的方式受到更为广泛的制度框架的重大影响” ，“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现象同样会在大众传播媒介扩张过程中出现。 后来又读到王立胜发表于《科学社会主义》杂志2006年第4期的论文《论中国农村现代化的社会基础——一个分析的框架》。对于他在论文中谈到的问题深有体会，因为在多年对经济落后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大众传播事业发展研究中，包括笔者在内的学者们将更多的精力用在了大众传播媒介本身的研究上，特别青睐于大众传播媒介在农村地区的传播效果研究，仍然延续了现代传播学在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的研究模式，主要关注的是掌握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精英的行为，关注的是已经处在强势地位的大众传播媒介的单向传输行为。而对造成大众传播媒介在经济和社会落后地区发展现状的社会思想基础和生活基础则观照不够，对特定地区原有文化基础、社会传统、民族习俗等因素对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抵抗、改造观照不够，亦即对社会底层的行为关注不够，形成了研究的偏差。按照社会哲学家埃里克·霍弗的说法，一个时代的社会上层“精英”，固然是社会的形塑者，然而在另一端的底层，却也是社会的重要角色，“历史这个游戏的玩家一般都是社会的最上层和最下层，占大多数的中间层次只有在台下看戏的份。” 在一定意义上，精英为代表的社会上层和广大的社会下层之间是一种没有终点的博弈关系，他们互为斗争和依存关系，忽略了社会底层的研究永远不是完整的、科学的研究。当然传播学研究中对社会下层不是没有意识到，而是缺乏一种科学的研究框架，大家各自按照自己的理解设定了不一样的研究指标和体系，于是出现了对同一研究对象的不同认识。 王立胜在论文的开始谈到为什么要研究“社会基础”时便指出：“在多数社会研究中，‘社会基础’一词虽然极其常见，但通常是作为含义不言自明的概念来处理的，并不会对其进行严格的界定和说明，在这些时候，‘社会基础’实际上不具备学术术语的意义，更近乎一个普通的习语。” 这一现象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也同样存在，并时日已久。在经验主义研究和批判主义研究两大“学派”的区分上，把是否“聚焦于大众传媒本身并将其视为与社会大系统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特定的社会组织” 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但是其中所提出的“社会大系统”的内涵和外延并没有一个严格的界定，缺乏科学研究的严密性和使用时的可操作性。因此对特定社会环境信息传播状态的分析和研究便由研究者自行临时性设计一些指标或根据自己到手的材料设计一些指标来研究。这样在全国同行的研究中对相同或相近问题、现象的研究便有了差异较大的研究框架，研究的成果实际上是缺乏可比性的，自然也就缺乏对信息传播客观现实的把握能力。如果像王立胜所说，通过科学的探索和实践，“使社会基础概念成为中国农村研究中的一个新的、有用的分析工具，并由此建立一种中国农村研究分析框架”，也为中国传播学在发展传播学领域的研究中建立一个分析的框架，寻找到研究中国农村和其他经济社会落后地区传播事业发展规律的新的、有用的分析工具，则可能有效推动传播学本土化的过程。 1、 传播媒介生存的“社会基础”。 美国学者大卫·斯隆所说：“就像理解一个人需要掌握他的背景，很自然的，试图了解当代情况也需要掌握它的起源、族群基础、发展和更广泛的文化互动。传媒，或者某种媒介的发展，既受到人力因素的影响，也受到非人力因素的影响。” 他在这儿所提到的这些元素和指标均为媒介发展的“社会基础”。任何一种传播媒介存在于或大或小的一个环境中，终归有其特殊的理由。但除了媒介自身表现出的技术和社会功能等方面的优势外，环境对媒介的认可和接受程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从古至今，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都始终存在适应本地环境的媒介和传播技术。这儿所说的环境包括了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两种形态，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所要研究的传播媒介生存的“社会基础”，而侧重研究的是人文环境。 对经济落后农村地区而言，“社会基础”的显性表现是“一种状况、两种素质、三种关系”的综合指标。 “一种状况”指特定时期内农民的基本经济生活状况，如主导产业形态、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生活和生产资料消费水平、人口结构等； “两种素质”指农民的基本文化素质和科学素质，如平均受教育程度、中小学入学率和巩固率、大学生的比例、接受科学技术培训的时间和频次、科学思想和观念、文化消费的支出等； “三种关系”指“由于各种因素所促成的发生于农民之间、农民与各种社会阶层之间以及农民与国家之间特定的联接关系” ，如家庭关系、邻里关系、干群关系、城乡关系、地方与中央关系、个人与国家关系、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等。 在构成“社会基础”的这三类指标中，传统的发展传播研究更多的关注的是前两项指标，这也是便于采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证研究、民族志等方法进行考察的指标，并已经积累了许多的数据、资料。但对于第三项指标——农民与社会各方面的“联接”关系，关系的构成机理、关系现状的模式、关系的维护机制、关系的调整方法、关系的稳定性和变化性等，均缺少传播学角度的充分了解和科学研究。而“农民之间的联接方式和联接关系成为决定中国农村现代化方向和形态的社会基础。” 因为“一个由血缘、亲缘、地缘、宗族、民间信仰、乡规民约等深层社会网络联结的村落乡土社会，其终结问题不是非农化和工业化就能解决的。” 在国家近几年反复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中，更多包含的实际上就是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城市和乡村、农民和国家管理机构之间关系的调整，核心是“城里人”和“乡下人”之间关系的调整，是资源占有、利益分配关系的调整。在社会发展中，各种利益集团都试图将自己的资源转变为控制社会的权力，形成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力量，但正如有学者曾经说过的，“权力存在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 至于在这些关系的运行过程中信息传播媒介特别是大众传播媒介所发挥的作用，同样缺乏关注和研究。 如果说大众传播媒介仅仅是一种“社会公器”，那么它同公众之间是没有权力关系的，但偏偏大众传播媒介又时时企图支配大众，并试图支配人们最宝贵的东西——思想。大众传播媒介从自己所依附的利益集团和社会力量那儿获得一种权力或权力的授权，试图支配社会。而这些情况是很难用实证研究方法和数据说清楚的。美国科学家贝尔纳就认为：“社会科学所研究的不是服从一定规律、因而可以进行精确实验的各种一再重复的状态，而是一个由内在条件制约的、独特的发展过程。” 构成落后地区媒介发展社会基础的关系中主要就是充满了多种变数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组织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些关系中的许多元素是无法量化的、无法精确实验的、无法原样重复的。 二、经济和社会发展落后地区媒介“社会基础”概念提出的理论意义。 关注大众传播媒介存在的“社会基础”，主要就是关注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状态中产生的各种利益和利益群体对媒介的作用方式及其结果，关注媒介面对这些利益和利益集团做出的动作及其结果。在中国结束了几十年的高压专制政治统治后，社会关系状态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阶层进行了重新划分，社会资源分配方式完全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前，直接影响到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结构。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的学者认为，“中国现代社会存在着三大差距：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这就形成了中国社会的三大利益集团矛盾：工农矛盾、城乡居民矛盾、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矛盾。”“城市和乡村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个十分典型的特征。” 学者们在这里关注的无论是三大差距还是三大利益集团，都紧紧围绕农村和农民形成，农民是无法绕开的社会元素，在重组后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农民又是弱势一方。最近又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当前有七大人民内部矛盾”，分别是： 一是劳动关系上，城镇就业压力增大，大学生就业安置矛盾突出，农村劳动力转移困难，就业与失业矛盾加剧；二是城乡关系上，城市越来越像欧洲，农村越来越像非洲；三是阶层关系上，雇主与雇员矛盾突出，劳资双方在利益分割、健康安全和人格尊严等方面处于紧张和冲突状态；四是分配关系上，城乡居民收入、不同地区居民收入和不同行业人员收入差距逐步拉大；五是交往关系上，企业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某些部门和地方政府将公共利益部门化，诚信与失信反差加深；六是政治关系上，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存在政府管理的越位和缺位等问题，政治矛盾多样化；七是思想关系上，有求神拜佛的大众心理，有渲染暴力色情的低级趣味，网络兴起给政府部门有效监管带来了新课题，含有攻击现行制度的杂音，思想矛盾复杂多样。 上述的七大矛盾几乎每一种矛盾都与农村、农业和农民有关，能否处理好这些矛盾已经成为中国未来和谐社会构建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被赋予重要的责任。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都对大众传播媒介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但传统认识中媒介被作为由外向内、由上向下进行革命思想灌输、方针政策宣传的工具和手段，始终是以强势的政治、思想、文化力量的传达者和代表的面目出现的。它们是教化、驯服、改造所进入的所谓落后环境和落后农民的工具，要求环境和农民服从媒介、服从媒介所代表的政治利益，而不得对媒介和媒介所宣传的东西有任何反对的表示。所以在那一段时间中媒介和农民的关系实际上是比较单纯的，“你说我听”，“你打我倒”。媒介的生存环境也是比较单纯的——思想统一、舆论统一、言论统一，甚至是“鸦雀无声”的环境。媒介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全国媒介一个声音，甚至被认为是社会制度优越的表现。可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山也不是那座山，梁也不是那道梁”，人们的思想和各种社会关系状态都已被重新构建，“中国农民终于获得了思想大解放，他们一改过去愚昧落后，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的形象，挣脱传统观念的束缚，” 作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组成部分的大众传播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并对自身进行相应的调整和革新。 变化最大的是社会关系的重构和思想的多元化。在土地关系变化（承包和私有）、人身管理模式变化（选举和自由流动）、多种文化进入（思想多元）、舆论一律模式被打破（言论多样）后，即使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落后地区的农牧区，社会关系和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或快或慢然而是巨大的变化。但是原有的经济和思想基础导致落后地区的变化总是与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中心城市的变化不同步。由前引学者的分析可以清楚的看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迄今为止经济和社会发展落后地区始终处在被挤压的状态，农民同样处在被挤压的状态。它们是目前中国社会的边缘地带和边缘人群，是“在权力和权利方面、发展的机遇方面、生活的物质条件方面，不具有任何优势的人们。” 虽然在我国早已宣布了阶级的消失，但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而形成的新的社会的不平等却是普遍存在的。“在所有社会中，都存在握有权威的人与几乎被权威排斥的人的分化。” 媒介的产生和发展同特定时代与环境密切相关。同世界各国大众传播媒介一样，我国大众传播媒介诞生和发展于经济发达的地区，诞生和发展于中心城市，其运行规则、运作模式自然是由城市和城里人制定的，其前提是建立在城市生活和城市社会关系基础上，适应城市生活的节奏和城里人的生活习惯。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各方面都围绕城市展开的农村和农民，在媒介的使用和媒体的建设中也是围绕城市进行的，带有很多的被动和无奈。当今天社会的发展必须将农村、农业和农民提上重要位置的时候，人们发现我们对原来以为非常了解、非常熟悉的农村、农业和农民其实是非常陌生的。“世界变得乱七八糟——每一件事情都影响着社会、影响着媒体。” 了解它们，在充分认识它们的特点、需求的基础上，才能制定并执行媒介发展的科学计划。 三、经济和社会发展落后地区媒介“社会基础”的构成——传播媒介“社会基础”的复杂关系系统。 媒介的社会基础构成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包含如前所说的多种社会关系及其复杂的利益联接。在广大的中国农村为代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落后地区，构成媒介发展社会基础的主要关系同样是错综复杂的。“社会基础”无论是在发达地区还是在落后地区都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在不同层次上体现出来，因此造成了大众传播媒介在不同地区的发展过程中各具特色的复杂环境。这种由宏观关系系统、中观关系系统和微观关系系统交叉构成的“社会基础”，是科学研究媒介在经济落后地区发展的着眼点。 著名历史学家迈克尔·曼认为“社会是由多重交叠和交错的社会空间的权力网络构成的。” 这儿所说的“权力网络”实际就是各种关系网络，在一个“关系就是生产力”、“关系就是资源”的时代，廓清关系状态，由关系入手分析一种社会事物或社会现象，是一条必走的道路。虽然大众传播媒介在工业社会形成以来已经逐步积累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权威，但它同样是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生存和发展的。尽管“媒介在价值、信仰、对‘真实’的选择性描述等方面的倾向性，在社会中心式的观点之下，被视为拥有、控制媒介的人有计划的策略实施的结果” ，但他们的任何“策略实施”都无法脱离媒介赖以生存的社会关系网络。 考察和研究目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落后地区的社会关系的网络，涉及媒介发展的主要有以下方面： 农民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传统的中国农民是在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生产状态中发展的，但农民并不是没有组织，“农民的组织可以分为政治组织、经济组织、行政组织、军事组织、社区公共组织、血缘组织、宗法组织和非正规组织等。” 这些组织通过各种方式（主要是利益关系和思想控制）对农民家庭和个人产生不同约束或其他作用，包括农民家庭和个人的媒介使用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种组织的影响。吴飞在对独龙族的研究中就发现，“相对于人际传播而言，对于独龙族社会文化影响更大的力量，是组织性的传播网络。” 就大众传播媒介的建设而言，这些年来各级社会组织致力于农村传播媒介的硬件投入和建设，以“村村通”为代表的媒介体系建设确实成绩显著，近年来又在“信息入乡”的网络建设上下足了功夫，但这些在衡量地方政府和官员政绩时拿的出手的指标，对农民到底意味着什么，是需要研究的。在计划经济时期因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稀缺性和组织垄断，农民同各级组织之间是一种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组织是农民唯一的信息来源，灌输式传播在“统一思想”方面曾产生了巨大作用。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农民获得了生产和生活的基本自主权；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又为农民创造了流动劳动和生活的机会和条件；免征农业税使他们脱离了“皇粮”的限制，他们因此而逐步摆脱了原有的人身依附式的关系状态，原有的政府组织的影响力大大下降。自治性质的经济合作组织因其利益为纽带，成为农村中吸引农民的新型组织。宗教组织的渗透成为值得关注的动向，它们拥有自己特殊的传播渠道和媒介、内容，对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的受众有较大的吸引力。 农民的家族、家庭关系。以血缘为中心建立社会关系，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特征。家庭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和生活单位，每个人自出生后到长大成人的过程中，生活和生产的基本知识和能力的获得是在家庭教育过程中完成的，家长对一个家庭的成员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家庭的风格就是家长的风格，家长的价值观就是这个家庭的基本价值观，甚至家长的兴趣爱好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全家的兴趣爱好。无论是在汉族地区还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都发现，许多家庭的电视收看过程中频道的决定权掌握在老人或孩子手中，内容的接受呈现了“尊老爱幼”的偏向。大量外出务工的农民同农村的联系主要就是同家庭的联系，通过他们留在农村的家庭成员会接收到相关的外界信息，包括对务工人员所在地方的媒介的关注。 农民与社会的关系。其中这些年来最显著的是由于城市对劳动力吸纳能力的增强，大批农村强壮劳力进城，极大地改变了农村劳动力结构——年龄、性别、文化素质等，“903861部队”成为农村劳动力的主要成分（老人、妇女、儿童），而这些人目前在农村又是“弱势中的弱势”——文化消费水平和科学素质相对偏低、体力不济、信息获取不及时等，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游离于社会之外的边缘人群。根据笔者在西部地区调研考察的情况看，这些人同外界联系的渠道极为有限，电视是最主要的信息来源，但收看电视的主要内容是一些纯娱乐性的电视剧，对新闻、专题类节目并不感兴趣，有的人根本就不看。作为农村社会主导力量的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虽然也在竭力地按照上级的指示推行指定信息的传播，但面对特定的受众群体，效果甚微。 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土地始终是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核心，农村传统的媒介是生于土地、长于土地的。在几千年中国文化发展中处处可见土地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处处可见土地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同样处处可见土地对中国传播媒介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发生的“三农”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原有相对稳定的农民与土地关系受到冲击后出现的。在传统生产模式中已经非常习惯的农民突然失去土地后马上会产生惶恐、焦虑、不安全、不稳定等感觉，就像当时在国家“大锅饭”环境中已经非常习惯的城市人突然被改革大潮推向市场失去“铁饭碗”的感觉是一样的。近年来反复出现在社会上的一些群体事件，与失去土地后的社会问题有直接关系。如何正确处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在大众媒体上始终是个被回避或被淡化的话题。那些失去土地而又缺乏可靠的生活保障的弱势农民，成天惶惶不可终日的是对自己最基本生存条件的担忧，有多少兴趣关注电视屏幕上那些花花绿绿的演员们无病呻吟的蹦跳。 农村“公共领域”的构成及其特征。“公共领域”是建立在市民社会基础上的概念，此处是借用此概念来说明在中国农村社会信息传播及舆论形成和扩散过程中的特殊场域。“井台边”、“村口老槐树下”、“戏台（棚）”、“茶馆（摊）”等是在传统农村社会中常见的公共场所，在新中国几十年吃大锅饭时期“饲养场”也曾经是典型的公共场所。这些地方是村庄里的“消息集散中心”，是众多农民了解外界情况的信息来源，自然也就成为村庄社会舆论形成和扩散的场所。在中国古代典籍中记载的“郑子产不毁乡校”中的“乡校”大概是最接近欧洲公共领域形成之初的城邦的语境。有学者已经指出：“中国乡村社会的‘公共空间’是一个值得重点考察的课题，虽然诸如有关士绅社会的研究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随着乡村改革的深入、乡村社会转型的发生、基层民主的推进，这个课题有着越来越大的研究价值和研究空间。这或许是有利于解析中国社会的真正的‘平民公共领域’。” 就目前情况看，由于农村人口结构的变化，原先属于农村公共空间主要成员的青壮年劳动力大批外出，公共空间活动逐渐式微，其影响力也在下降。虽然政府一直在推动新的公共空间的建立，如文化活动室、图书室、科技中心、农业技术合作社等的建设，但并没有发挥出本来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的作用，公共空间中应有的二级传播、意见领袖等元素相对薄弱。 农民人际关系的变化。在传统社会中，中国农民的人际关系是相对单纯并相似的，建立在血缘、家族、家庭基础上的人际关系是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人际关系。“熟人世界”是人际关系的主要形式，许多人一生也没有走出过养育他的大山和村庄，人际关系是他自己非常熟悉的、可控的。熟人是他们互相之间重要的信息来源。可是近几十年的社会发展将世世代代的这种平静和单纯打破了，本地人的大量外出和外地人的大量进入，迫使农民不得不重新建构自己的人际关系，重新确立建构人际关系的准则，重新建立自己的信息来源和信息网络。与此同时，大众传播媒介带来的城市人际关系故事和人际关系价值标准，正在一点点颠覆历史悠久的中国农村传统的人际关系模式。面对迅速变化后的城市生活的节奏和生活标准，农民在人际交往中产生了下意识的自卑。 四、总结：大众传播媒介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落后地区复杂社会基础上的和谐发展。 媒介始终是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始终是为人的理想生活服务的，是人建立有效和谐的社会关系的工具，是人追求公平、正义、自由的手段。虽然说大众传播媒介都是服从于、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利益集团，但它毕竟要生存在被全社会认可、接受的基础上。缺乏基本的社会认可与接受，任何一种媒介都无法实现自己所属的利益集团所赋予的职责。因此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无论是在经济发达地区还是在经济落后地区，大众媒介的发展必须充分适应其“社会基础”，融入其社会关系的网络中，尊重本地原有文化，关注当地民生。如吉登斯所说：“如果我们能够恰当地理解别人是怎样生活的，那么我们就会更好地理解他们的问题所在。如果对于人们的生活方式没有清醒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政策，那么这些政策的效果几乎不会成功。” 作为学术研究的传播学，同样应该将自己的研究框架建立在现有“社会基础”之上。西方经典传播学建立在西方工业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基础上，同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之间的距离是显而易见的。引进其基本理论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只有在中国国情基础上加以解读，充分关照中国农民的社会主体地位，才能逐步完成传播学的“本土化”过程。 � 【作者简介】段京肃，男，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段雪雯，女，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助教。 � 王铭铭《“安东尼·吉登斯现代社会论丛”译序》，见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中译本，李康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页。 � 同上，第10页。 � 【新加坡】伦道夫·克卢维尔《雅克·艾吕尔：技术、宣传与现代媒介》，见【美】林文刚编《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中译本，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2页。 �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第5版）中译本，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 � 【美】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中译本，梁永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2页。 � 王立胜《论中国农村现代化的社会基础——一个分析的框架》，《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4期，第94页。 � 鲁曙明、洪浚浩主编《传播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0页。 �【美】大卫·斯隆编著《美国传媒史》中译本，刘琛等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王立胜《论中国农村现代化的社会基础——一个分析的框架》，《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4期，第94页。 �王立胜《论中国农村现代化的社会基础——一个分析的框架》，《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4期，第94页。 � 李培林《〈农民的终结〉中文版再版译者前言》，【法】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中译本，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 严家其《权力与真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 【美】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中译本，陈体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58-459页。 � 胡鞍钢、魏星《城乡分制、政府层级与地区发展差距》，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第35-42页。 � 这是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郝永平的观点，参见《南京日报》2010年8月26日A2版。 � 郑欣《乡村政治中的博弈生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页。 � 张敏杰《中国弱势群体研究》，长春，长春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第5版）中译本，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 � 【美】大卫·斯隆《美国传媒史》中译本，刘琛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91页。 � 转引自陈卫星为《美国传媒史》一书所做的序。《美国传媒史》，大卫·斯隆编著，刘琛等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 【荷兰】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4版）中译本，崔保国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3页。 � 陈文科等《中国农民问题》，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 吴飞《火塘·教堂·电视——一个少数民族社区的社会传播网络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页。 � 王玲等《“公共领域”之系谱考察》，《学习与实践》，2007年第11期，第143页。 �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第5版）中译本，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