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国家领土观念

早期国家领土观念 论中国早期国家的领土观念 张 应 峰 [摘要] 领土要素在国家起源过程中的核心作用现为它由氏族社会中区别不同部落的标志成功地转化为国家统治的强大工具。在中国早期国家阶段(夏商周三代)，运用“领土”这一政治工具对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及种族构成都发生了极大变化的国家进行统治，表明领土观念有了质的发展，成为国家观念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关键词] 早期国家，夏商周三代，国家观念，领土 现代政治学中流行最普遍、最广泛的国家定义，是以主权为中心的国家三要素说(主权、领土、人口)，在早期国家阶段这三个要素往往是相互重叠、相互包容的，前苏联学者认为领土“首先是指一定的人口和其所居住的地区的某种关系”，又进一步指出:“‘领土’意味着早期国家把它的统治扩展到了不论是出生还是居留在它的辖地上的任何人”[1](P312)，可见，领土中也包含了人口与主权，三者难以分解。狭义的领土指国家统治下的地域(疆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按地区划分它的国民”作为国家形成的标志之一，但就中国早期国家来说，血缘组织与地缘组织的关系仍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认为，国家的形成扩展了疆域和人口，在氏族社会发挥巨大凝聚作用的血缘关系已不能满足日趋复杂的国家统治的需要，引入其他控制方式就成为必要，在多样化的社会控制方式中，以地域为凝聚人民的手段很好地解决了对广袤疆域和不同种族的统治，因此血缘与地域在中国早期国家是长期共存的关系，并非后者一经出现便扫荡了前者。地域因素在不同的社会组织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氏族社会已产生疆域观念，但其时的疆界只是部落间相互区别的标志，它的划分标准则以血缘组织为基础。在国家观念中才真正以疆域作为统治手段。 (一)氏族社会的领土观念 在氏族社会，血缘关系是联系氏族成员的根本纽带，但不能因此忽视地域因素同时所起的作用。氏族社会中每一集团都有相对固定的生产、生活区域，这一点在农业定居社会表现得尤为明显，“永久性的住房，食物加工器具以及地里生长的庄稼都加深了人们地盘归属的观念。”[2](P29)考古资料及文献记载表明，氏族社会领土观念主要表现在各氏族集团都有明确或不明确的边界相区分，可分为有疆界和有疆无界两种情况。 有疆界的氏族集团在考古发掘中不断得到印证。自20世纪中叶起，聚落形态研究在考古学领域蔚然成风。按一定规则组织在一起的人群居住在一定区域，构成聚落，聚落必有疆界或相似功能的标志，最新的一部中国考古发现汇编表明，建国以来所发掘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中具有壕沟、围墙、城墙、护城河等明显疆界标志的不下六处，[3]现撮其有代表性者简介如下: (1)湖南省澧县八十垱遗址(属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8000~7000年)。外围筑有环壕和围墙。(P60) (2)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聚落遗址(距今7500~7000年)。整个聚落由宽1.5~2米,深0.55~1米的壕沟所围绕。(P64) (3)仰韶文化时期的半坡遗址与姜寨遗址。半坡聚落居住区被一条宽6~8米，深5~6米的大壕沟所环绕。姜寨遗址居住区除西南以河为天然屏障外，其余三面则环绕有宽深均为2米的壕沟。(P67) 其余如郑州西山古城、湖南城头山遗址、湖北石家河遗址、城子崖龙山文化城等聚落都是具有城墙(护城河)的城垣建筑，属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比早期聚落形态前进了一大步。这种形式的聚落进一步发展，便成为有疆界的部落。民族学材料表明，中国佤族部落将它的 马 散大寨称作“仰欧”，“仰”是村寨，“欧”是村寨外边所挖的壕沟，因而也将最初挖壕沟的人叫作“仰欧”，这样一来，“仰欧”就成为一个父系氏族的名称，他们所建的村寨和他们所居住的地方，也均叫作“仰欧”，久而久之，“仰欧”又变成一个部落的名称了。[4](P287)摩尔根说到易落魁联盟的五个部落时称“ 各个部落的领土疆界划分明确，”[5](P129)《世本》:“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 ”，则是华夏族史前部落疆界高度发展的表现。 有疆无界的情况表现为部落间无人区的广泛存在，许倬云说初期国家的复杂社会“未必有分明的边界，在新石器时代很少有尔疆我界的”，[6]其实氏族集团间并非没有相区别的标志，虽然没有明确的边界，但这一功能仍通过其他形式体现出来。马文?哈里斯从功能的角度指出部落村社间为争夺资源、降低人口密度而进行的相互驱逐的战争，是无人区产生的根本原因，[2](P29)结果是在部落之间形成了一条无人涉足的隔离带，在产生之初发挥着区别不同氏族集团的功能，如内蒙古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的两个氏族公社之间有着四十余米的距离以示区分。[7]作为部落疆界的遗迹，隙地直到春秋晚期仍然存在，一定程度上起着诸侯国间国界的作用。《左传》襄公十二年载:“宋郑之间有隙地焉，曰弥作、顷丘、玉畅、喦 、戈、锡。子产与宋人为成，曰:‘勿有是’。”《礼记?曲礼》说诸侯“相见于隙地曰会”，表明在人们的观念里已将隙地与国界等同了。《诗?鲁颂?駉 》:“在坰之野”，毛传云“坰，远野”，《尔雅?释地》:“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坰”，可见坰是距离国都最远的边界而无明确标识 ，实际仍是隙地的一种，其渊源当很久远。中原地区之外的胡族部落，至秦末还保有边界性质的“弃地”:“(东胡)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瓯脱”(《史记?匈奴列传》)。不同社会中导致无人区产生的因素可能是多样的，但作为疆界的功能则是相同的。 氏族疆域的主要功能在于，一方面，它形成了浓郁的地方观念，成为联系氏族成员的重要纽带，“在前工业的狩猎和农业社会中，共同居住和共有土地是一种重要的联系。地方观念常很重。要让澳洲西部的牧羊人把羊群赶到他们自己的地区以外是很困难的。外出旅行的人临死前常表示愿意葬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在毛利族的历史上，曾有好几次酋长说一句‘让我死在自己的土地上’，就能使他重整部队，打退敌人。”[8](P82)另一方面，氏族疆界既是不同集团相互区别的标志，又是抵御外敌的防御性工程。前举诸聚落遗址中的壕沟、围墙都具有这一功能，姜寨遗址体现的尤为突出，“为了加强防御，在围沟内侧，每隔一定距离盖一座小房子作为哨所。”[9](P350)1998年发掘完毕的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是一座新石器时代的古城，城外有护城河，城高5米，分四期筑造，第一期为大溪文化早期的环壕。[3](P96)前引《世本》“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均是防御观念的发展。 可见，地域因素在氏族社会通过共同居住、共同防御，已经起到了联系氏族成员的纽带作用，表明人们已经形成这样一种认识，即在营建自己的居住区时通过挖沟筑墙的方式，既卫护了氏族的安全，又起到维护氏族的整体性、增强内部凝聚力的作用。这种认识应该看作是领土观念的萌芽。但也应看到，第一，地域与人的这种联系是基于人们对居住地的纯自然的眷恋与依赖，并非象国家出现以后那样，划定明确的边界，设关立卡，以政治手段强行控制人民。第二，血缘关系是组成社会群体的最重要的原则，氏族疆界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同一血统的集团，半坡遗址中由壕沟围护的居住区分为两片，中间以一条宽2米、深1.5米的小沟为界，这两片居住区应是同一血缘家庭内部依据自己的血缘关系分成的两个群体。[10](P40)要之，血亲观念促成了地域观念的形成与发展，血缘关系是凝聚人口的核心要素，地缘关系是在血缘关系基础上自然产生的，它的主要功能是为维护血缘群体服务，因此说，氏族社会领土观念的实质就是地域附属于血缘。 (二)国家领土观念 中国国家起源的一大特征即早期国家在形成过程中对多种社会控制方式的选择，这一特征是在特定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即在人口规模和疆域面积上早期国家与氏族社会相比都发生了根 本变化，仅凭血缘关系已不足以承担凝聚人民的重任，实行多方式的控制成为必须。地域作为一种重要的控制方式，由于国家因素的渗入，其功能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疆界实质上已成为实行人口控制的政治工具，在人口最为宝贵的早期国家阶段，以边界作为防止人口流失的界限，是国家领土观念的典型表现。但也有人认为在早期国家的地域体制中，“以都城地域为代表的国土核心区最为重要，国家地域的边界并不重要，除关塞外，甚至可以是 ‘模糊’状态。”[11]早期国家的边界有时呈模糊状态是可能的，这是氏族社会残余的体现，如这一时期隙地的大量存在。但另一方面,关塞的设立本身就说明了国家对边界的重视，否认国家边界的重要性是无从说起的。童恩正指出:“国家……有明确的疆界”，[12](P225)《说文》段注:“邦，国也……邦之言封也，古邦封通用。”封即封疆，表明国家出现必有疆界的形成。对此文献上亦有明证，《左传》昭公七年:“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既言古制，其源则长。昭公元年:“疆场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树之官，举之表旗而著之制令，过则有刑，犹不可一，于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可见三苗、观扈等，皆为侵疆者。《逸周书?尝麦解》:“皇天哀禹，赐以彭寿，思正夏略”，注云:言命彭寿伐武观使正夏之疆略也。《诗?商颂?玄鸟》:“景员维河”，《长发》:“外大国是疆，幅员既长”，皆是疆域在国家观念中的反映。《左传》昭公九年景王追忆先祖缔造天下的功绩说:“后稷封殖天下”，也是讲封疆，定公四年记周初封康叔于殷墟，南北东西皆有界划。春秋之际各国间的疆界更加明确，也受更重视，哀公十一年冉求谓季孙:“一子守，二子从公御诸境”，“居封疆之间”，成公三年晋荀首谓楚王:“次及于事(指战争)，而帅偏师以修封疆”，成公八年申公巫臣语于莒子:“夫狡焉思启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国篾有,唯然，故多大国矣。”《管子?大匡》记齐迫鲁境，管仲曰:“君与地，以汶为竟。”则是春秋各国皆有封疆且已成为国际关系的焦点。《周礼》有封人一职，“掌设王之社壝，为畿封而树之。凡封国，设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即负责在疆界上设置标识，对此《左传》有例可稽，宣公十一年楚侵宋，“使封人虑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财用，平板榦，称畚筑，程土物，议远迩，略基址，具餱粮，度有司，事三旬而成。”这里所记的就是筑封疆。由此观《书?费誓》:“峙乃桢榦，甲戌，我惟筑，无敢不供”，也是在伐徐戎后即筑封疆。可见，文献虽无明确记载，但各国在边境关塞的重要地段筑有标识性与防御性合一的城垣是毋庸置疑的，溯其源头可至史前聚落的围墙、壕沟，承其后者便是战国时期出现的长城了。至此可以说，早期国家疆界的发展是成一系列的，从早期的围墙至战国的长城，从中所见的是领土观念由萌芽到成熟的发展过程。 同时，这一过程还体现在国家对“天下”、“四土”等概念的认识上，先民动辄称国土疆域为“天下”、“四方”，这种模糊概念是领土观念不发达的表现，如尧命羲、和分居四方，观象授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申命羲叔，宅南交……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书?尧典》)，《墨子?兼爱》言禹治水，为西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以利燕、代、胡、貉、西河之民，东以利冀州之民，南以利荆楚、于越。卜辞中有商王祭四方四风及卜问四土受年的记载(《甲骨文合集》)14295，36975)，此时的四土、四方与《尧典》四方一样，俱是开放型的疆域概念，居于四土的方国既与商有名义上的臣属关系，同时又有很强的独立性。周代分封制的实行，使得领土观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左传》昭公九年载周景王说:“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迩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藩屏周……”这时的四土已是明确用来藩屏周室的封地，“社稷之守者，为公侯，皆属于王者”(《国语?鲁语》)，“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殷周外服制防守边疆的作用在周代尤为明显，这不能不说是领土观念的发展。 “守在四境”的诸侯对疆域的重视标志着国家领土观念的发达程度。《左传》对此多有记载，桓公十七年，“齐人侵鲁疆，疆吏来告。公曰:‘疆场之事，慎守其一，而备其不虞。姑尽所 备焉，事至而战，又何谒焉,’”，对犯疆之敌可不谒而战，可见疆场之事是何等重要。定公四年载申包胥曰:“夷德无厌，若邻于君，疆场之患也。”《国语?晋语》二五曰:“宗邑无主，则民不威;疆场无主，则启戎心”，骊姬曰:“以皋落狄之朝夕苛我边鄙，使无日以牧田野，君之仓廪固不实，又恐削封疆……”《楚语》载范无宇曰:“夫边境者，国之尾也，譬之如牛马，处暑之既至，虻 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惧之。”都是一再申明疆界之重要。有人认为“降至春秋时代，领土观念也还是比较模糊的”，因为“诸侯争霸，各国相互攻伐，往往越别国而致敌，并不遭受非议。”[13]事实正好相反，即使是在国家产生初期，各方国的领土也不是可以任意践踏的，《楚辞?天问》、《山海经?大荒东经》都记载了契之七世孙王亥越境至有易国牧牛而被杀的故事，便是很好的证明。不断增强的领土观念在春秋之际已形成一套颇为的礼制,若一国因朝聘征伐需越他国之境,双方均需遵循一定的礼节,即越境国要正式提出假道,由主国导引出境。《仪礼?聘礼》:“若过邦，至于境，使次介借道。束帛将命于朝曰:‘请帅。’奠币。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许，遂授币。饩之以其礼:上宾太牢，积唯刍禾;介皆有饩。士帅，没其境。誓于其境。宾南面。上介西面。众介北面，东上。史读书。司马执策立于其后。”从文献上看，各国对这套礼节是非常重视的，不守礼者并非“不遭受非议”，如单襄公“承王命以为过宾语陈，而司事不至”，认为是“蔑先王之官也”，由此断言陈必亡(《国语?周语》)。反之，越境国无礼同样会招至祸患，《左传》僖公三十二年，秦国伐郑，过晋而不假道，引发了著名的崤之战。僖公二年，晋伐虢，假道于虞，尚需用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行贿于虞公。可见无论大国小国，其领土观念并不“模糊”，而是甚为明确。至于顾栋高所说“历敌境如行几席，如适户庭，”[14]，反映的则是以强凌弱的状况，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强国仍不能不拘于礼的约束，如僖公二十八年，晋伐曹，假道于卫，卫弗许，这才遭到晋的征伐。 僖公三十三年，秦师袭郑，过周北门，尽管王室衰微，大国气盛，但仍“左右免胄而下”。 如前文说,领土、主权、人口三要素相互重叠、难分难解，国家对领土的重视也意味着主权观念的加强。领土的功能体现在对人口的控制上，这一点的实现则依赖于主权的发展，即政治因素的介入。领土因素与国家行为结合的典型是分封制的建立，关于封建的起始，梁启超早就说过:“后儒多言封建为唐虞以来所有，其实非也。夏殷以前所谓诸侯，皆邃古自然发生之部落，非天子所能建之废之。真封建自周公始，武王克殷，广封先王之后，不过承认旧部落而已。及‘周公吊二叔之不咸，乃众建亲贤，以屏藩周。’……盖一面承认旧有之部落，而以新封诸国参错其间，实际上旧部落多为新建国之‘附庸。’”[15](P49)沈长云认为,封建始于周代“主要是指西周才出现一批人为组成的由非单一血缘亲属集团构成的邦国。它是通过周王室封建子弟亲戚建立的。文献称西周封建的途径为‘授民授疆土’，即是将被征服的土地和人民分别授给周室的子弟亲戚。这种对待被征服者的政策是过去所没有的。”关于封建起因，他又指出:“西周封建乃是周人根据自己的民族特性创造的一种新的政治体制，是他们面对空前广阔的征服地域不得采取的一种新的统治方式。”[16]此语应该说道出了领土观念的实质，即运用“领土”这一政治工具对国土面积及人口数量、种族构成都发生了极大变化的国家进行统治，是早期国家领土观念的重要表现。张光直认为，封建与昭穆制，宗法制是“中国青铜时代大部时期中的中心。[17](P19)周王封建诸侯，广布四土，以藩屏周室，通过巡狩朝觐会同之礼维持主属关系，“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国语?周语》)，此时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的政治口号，周王名义上拥有天下的土地，通过封建而控制诸侯，诸侯则在自己的领土内行使主权，以疆界控制人民，这样，通过对领土的分割治理，实现了对广大疆域的统治。封建的实行，是建立在领土观念和国家主权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如果说“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共为帝臣，惟帝时举”(《书?皋陶谟》)还是古人所期冀的政治理想，甚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言过其实，那么“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封略之 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左传》昭公七年)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现实。 [参 考文献] [1]日知主编.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北京:时事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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