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 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小说综论

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 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小说综论 作者:陈颖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7年07期 内容提要 在中国小说史上，清末民初是小说创作的一个繁荣时期。研究者们对近代小说的诸多创作流派如公案小说、狭邪小说、谴责小说、讽刺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等已多有深入研究，唯独对近代战争小说研究涉猎不多，除了《中东大战演义》比较引起研究者们的关注外，其余战争题材的小说尚有待深入研究。本文择取近代小说中有关反侵略战争题材的作品，力图把它们置于近代中国特殊的政治、历史、文学发展的背景下，作粗略的分析研究。 一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古老中国锁闭的大门从此被轰开。西方列强的铁蹄踏进中国大门后很快就脉准了清政府外强中干的虚弱本领，进而得寸进尺，接连不断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1900年的庚子事变，帝国主义的侵华战火从中国南部沿海燃向了北方中国的政治中心。从19世纪中叶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割地赔款、开埠通商成了每一次中外战争的必然结局，中国人民蒙受了奇耻大辱。 战争的失败激起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寻求强国求中华的道路。他们首先把希望寄托在统治阶级的政治改良上。1897年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变法的失败宣告在中国实行由上而下的政治变革的行不通。先进知识分子转而把目光转向以文学革命为先导的思想文化的变革上。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正式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于是在中国古代一向被视为“小道”而“君子弗为”的小说在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一下子被捧上了“文学之最上乘”的至高地位。不仅如此，小说还被赋于救国济民的重任，“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 2 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小说革命成为社会革命的必然前提。小说本不堪当此重任，只因国门被打开后，域外政治小说那种鲜明的民主、自由、独立、权利等思想意识和强烈的爱国之思，使新小说家们倍受感染和震撼，他们自以为找到了改革政治的最有力武器——新小说。随着域外所谓政治小说的大量译介，晚清文坛以政治小说为主流的新小说创作势潮迭起，涌现了大批社会讽刺、遣责小说，这些以批判现实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小说，除了摹写没落社会的世态人心百像外，也激烈讽刺封建统治当局和腐败官僚在外敌入侵面前软弱无能的丑态，这构成了近代反侵略战争小说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此外，以纪实笔法直接描写战争过程的新小说也有一定数量，尽管它们的艺术成就、社会影响与《官场现形记》等谴责小说不可同日而语，但它们开辟了20世纪战争小说创作的先河，也为时人和后人了解近代反侵略战争的历史留下了生动形象的史料，应当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二 战争是人类社会中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暴力冲突，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深广而绵延的，因此对战争生活的现 3 必然是文学创作中最丰富最引人入胜的题材之一。从题材入手，通常是战争小说研究的基础工程之一，中国近代战争小说研究的入口处也在这里。 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题材的小说大致可划分为三类。 一、以讲史的形式直接描写战争 以战争历史人物为主要表现对象，以纪实笔法、章回形式，着眼于战争过程的再现，是这类题材战争小说的共同创作特征。若以创作时间为序，则刊行于1900年的《中东大战演义》是近代第一部、也是20世纪第一部直接反映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小说。作者洪兴全是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之子。小说共33回，描写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全过程。此书刊行时，甲午战争失败的阴影还笼罩在人们的心头，作者的心情也是极其沉重的。作者开宗明义宣称自己的创作原则是“虚实而兼用”。“实”者乃摆在国人面前的种种无可避讳的失败、屈辱和怯懦的事实，如“天妆台畏敌之羞，刘公岛献船之丑，马关订约，台、澎割地”;“虚”者乃“至若刘大帅之威，邓管带之忠，左夫人之节，宋宫保之勇，生番主之横，及其余所载刘将军用智取胜，桦山氏遣使诈降等事”，并非说这些忠勇之事皆出于虚幻，而是“余亦不保其必无齐东野人之言”。但不管战争事实如何，“凡有一点能为中国掩羞者，无论事实之是否出 4 于虚，犹欲刊载留存于后，此我国臣民之常情也”。这真是无可奈何的直言告白。小说的开端是1894年春朝鲜东学党起义，终于刘永福抗倭保台失败黯然还乡。作者于战争的叙写中高度颂扬了“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平壤守将左宝贵等为国捐躯的英勇事迹，对忠于职守奋勇御敌的清军爱国将领聂功亭、宋祝三和贪生怕死不战而逃的驻朝清军统帅叶志超及守将卫汝贵、卫汝成等褒贬分明。自第22回起，作者着力描写了黑旗军统帅刘永福率领台湾军民抗击倭寇占领台湾的斗争，刘永福形象比较鲜明，黑旗军和倭寇的战斗场面也写得比较精彩。但统观全篇，《中东大战演义》是一部艺术成就并不高的战争小说。作者耽于就战事写战事，缺少人物形象的描摹，对战争素材也缺少恰当的剪裁提炼，如第19回至21回叙述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议和，通篇冗长对话，一问一答，没有一句描写，简直不成小说，倒象会谈纪录。作为近代第一部直接反映战争的小说，作者对战争人物大胆而鲜明的褒贬，战争失败而不甘屈辱、图强而无路的心态的流扉，代表了甲午战争后晚清社会的人心向背，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清末以讲史形式正面描写战争的小说还有《罂粟花》(观我斋主人著)、《死中求活》(对镜狂呼客著)和《救劫 5 传》(艮庐居士著)等。三部小说分别描述了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庚子事变。《罂粟花》又名《通商原委》，共25回。小说先以四个回目(含首回缘起)的篇幅概略介绍了世界及中国的地理分布、康熙以来中外交往中的一些纠葛，从第4回起叙述鸦片对中国的输入及其严重危害、林则徐的禁烟活动，由此揭开鸦片战争的序幕。作者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等爱国将士的钦佩和对琦善等卖国贼的切齿痛恨。描写中法战争的《死中求活》仅有13回，是一部末完小说。作者把主要笔墨用以叙述法军对越南的占领经过，刘永福奉诏出征才写出一个头便嘎然而止了。小说对安南国(即越南)一班贪官污吏卖国求荣的可耻行径加以猛烈抨击，唯中法交战的直接描写甚少，是为遗憾。《救劫传》16回，从三皇五帝拉扯起，历述了两千多年来中国所历尽的无数劫难，作者把这些劫难统归为“这世间上扰乱的缘由，都是那不明事理的，弄坏了以至如此”。第3回开始叙及山东义和团运动。在作者眼里，义和团自然属于那种“不明事理”的邪恶之徒。小说把八国联军的入侵归咎为义和团对教徒和教民的无端杀戮，而对八国联军烧杀抢掠的罪行却不敢多着笔。小说的思想缺陷是显而易见的。综观这些讲史小说，普遍存在重史实、轻人物的艺术缺陷，因而都属于艺术上的平庸之作。 6 以艺术成就论，程道一的洋洋巨著《消闲演义》(实即《清史演义》)是以演义形式描写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的最成功之作。尽管这并不是一部专写战争的小说，但自鸦片战争起近代中外历次战争都在小说中得到详尽的表现。作者十分注重战争的细节描写，着力人物形象的生动刻划。如小说描写鸦片战争中钦差大臣琦善畏惧洋人奴颜卑膝的丑态就十分传神。作者先是写琦善以直隶总督的身份在天津会见英领事义律，见洋人个个“都是身佩手剑，威武异常，不禁心头乱跳”，及至义律把赔款通商的六条无理要求连哄带吓和盘端出，已经“把这位琦善吓得面如土色，连忙向通译低言道:‘请为周旋，必然代为转奏。想区区六条，不难邀得俞允。足下费心，另有报酬’。”继而写琦善赴广州办理和议，一味迎合洋人的无理要求，先是把林则徐苦心布设的海疆防线尽行撤去。当英军攻打虎门炮台，守将关天培、李廷钰请求发兵求援时，琦善怕洋人怪罪，拒不发兵。最后经不住洋人的威胁恐吓，竟斗胆擅自割让香港给英国，终于被朝廷“着即革职，锁拿进京”。再如，小说描写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太后仓皇逃离的狼狈相也极其生动。作者先是写慈禧太后如何衣冠不整连夜出逃，洋兵紧追不舍，险象环生。继而写到慈禧一路颠簸，饥肠辘辘，不得不放下赫赫皇威，向山野小民乞讨些粗食充饥，“西太后拿起黄面窝窝，咬了一口，觉得噎嗓子，不能下咽。赶着喝了口麦粥，方才润下。”作 7 者发挥其长于描写，善于营造氛围的艺术特长，活脱脱勾画出一幅皇家逃难图。小说中类似生动的人物描写不胜枚举。尽管《消闲演义》是一部在五四以后(1921年)才刊行的章回演义小说，但它从创作思想到表现形式无不庚续了晚清新小说创作的衣钵，故应归入近代战争小说之列。 二、以虚构的人物故事侧面表现战争 这类题材的战争小说大体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以写实的笔法描写战争及其所造成的社会动荡;二是以浪漫的手法，或借神话或以梦幻等非现实的表现形式反映战争。前者如《旅顺落难记》、《邻女语》、《剑腥录》等，后者如《芙蓉外史》、《梦平倭虏记》等。 《旅顺落难记》(阿伦著、兰言译)是一篇自叙体小说，假借一个叫阿伦的英国水手于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在旅顺的遭遇，描写了甲午战争和旅顺沦陷的经过。小说以主人公在中国的短暂历险为线索，反映了清军的怯懦溃败和倭寇残杀中国无辜平民的暴行，特别是小说第9回对此作了相当逼真和细腻描述:“只见那池塘岸边，立满了日本兵，赶着一群逃难人逼向池塘里去，弄得逃难人，挤满了一池。只见在水里攒头搅动，忽沉忽没，那日本人远的放洋枪打，近的拿枪 8 上刀来刺。那水里断头的，腰斩的，穿胸的，破腹的，搅做一团。池塘里的水，搅得通红一片。……”作者对倭寇的残无人道和清军的昏聩无能充满了愤懑之情:“这种屠灭人类的罪状，这种奸淫掳掠的凶恶，我临死也不会忘记的。我想那边演武厅上，师兵营卫，趾高气扬，专待奏闻战胜之荣，共邀恩赏。这里无罪平民，家破人亡，屠戮净尽，遥遥相对，令人怒眦欲裂，切齿欲碎”。 《邻女语》(忧患余生著)描写一位叫金坚的有志青年，愤八国联军入京，北方沦陷，想救济民生，遂变卖了家产，带一仆人由镇江北上。前6回主要写金坚一路上的见闻，勾画了一幅幅战争动乱图——那些大小官僚平日耀武扬威，一俟洋人入侵却不思抵抗，只知携眷南逃，一路上还要作威作福，欺压百姓。前6回还写了义和团在山东所遭受的无情镇压。后6回则通过一个被遣戌的叫沈敦和的道台于逃难途中和入侵的德军及地方官员之间的周旋，活画出一班官僚昏聩无能的嘴脸。在清末表现战争动乱的小说中，《邻女语》是一部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较佳的作品，特别是前半部描写庚子事变中动荡的社会画面很有典型意义。遗憾的是作者半途折笔，使小说前后两部分在结构上完全脱节，不仅破坏了作品的完整性，而且使作品中本可继续发挥的精华内容被大大削弱。 9 《剑腥录》(又名《京华碧血录》)是林纾描写庚子事变的一部文言小说。它通过虚构人物邴仲光、古梅梅儿父女、伯符仲符姐妹等人的所见所闻，相当细致地描述了庚子事变的整个过程，其中既有义和团的行动，也有宫廷内部围绕义和团运动的斗争以及事变的最终结局。小说最后一章借作品人物王壬之口预言革命风潮即将到来，清室必亡:“吾耳目广，不十年，革命之军且起。而上阳所为，乖忤人心，去年之乱，谁则肇之～乱肇自上，而祸贻于民，赔款之巨，天下膏血皆竭。爱新觉罗氏宁能久存～” 《芙蓉外史》(吴中梦花居士著)是一部神话小说，以侠士强文龙、沈楚材游历为线索，说的是黑国国王见邻邦红国的公主阿芙蓉美貌绝伦，意欲强娶阿芙蓉为妃，红国国王畏惧黑国强盛，不得已应允。公主于心不甘，遂与父王约定她到黑国三年内决不失身，盼望父王在此期间整顿军旅剿灭黑国，接她回国。三年已过，杳无消息，公主绝望，跳高台自尽，死后其墓上即长出一种花草，叫罂粟花，借此毒害黑国人民，以为报复。黑国上下于是争嗜此物，衰弱不堪，红国乘机前来讨伐，一举灭掉黑国，为公主报了仇雪了恨。小说以曲折的方式告诫人们鸦片的流毒足以导致国破家亡，要 10 高度警惕。除了这点积极意义外，通篇小说充满因果报应的陈腐思想，可见作者没有受到新小说思潮的影响。 《梦平倭虏记》写一狂生不满甲午战争的失败，一日梦见自己被皇上召见，奉诏领兵出征，直达日本三岛，连克东京、西京、广岛，俘倭主，复朝鲜，收失地，最后迫使倭国赔款开埠通商。完全把中国战败耻辱的现实假借梦幻移植到战胜国日本头上。反映了甲午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强国雪耻的愿望。 三、清末部分著名社会政治小说中有关战争的片断描述 如曾仆《孽海花》中涉及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陆士谔续《孽海花》中涉及庚子事变的部分，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叙写中法战争的若干“话柄”等。 《孽海花》是晚清著名的“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全书以金雯青和傅彩云的故事为主要线索，全面展示了清末社会的广阔画面，特别是真实反映了当时士大夫阶级的精神生活和文化心态。其中有关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战争事件的描写是小说的精华部分之一。作者不重在写战争的具体过程，而善于表现士大夫阶级对战争的态度和他们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如中法战争，除了写庄仑樵(影射张佩纶)在马 11 尾海战中的失职，还写到威毅伯(影射李鸿章)在镇南关捷报频传的情况下竟与法国签订丧权失地的和约。同时通过云南彝族歌女唱的《花哥曲》颂扬了刘永福和黑旗军在抗法斗争中的战绩。关于中日甲午战争，《孽海花》择取典型人物作了很有意味的描写。先简略交代中日两国军队在朝鲜的紧张对峙，接着写两位士大夫对战争的高谈阔论，继而集中描写湖南巡抚珏斋(影射吴大征)主动请缨出征，统帅大军来到战区后，出告示要用极朴茂的古文，每天抽暇和清客们画山水、拓金石，到了夜晚关起门来，秉烛观书。在战区足足呆了三个月就是迟迟不肯出击。明明是怯懦畏敌，却大言不惭地说:“不是本帅的先勇后怯，这正是儒将异乎武夫的所在。”不过是在打靶时中了五枪靶心，却仿佛打了大胜仗一般，“合场欢呼，唱着新编的凯旋歌，奏起军乐……”，还要“起一幅田庄打靶图的稿子，将来流传下去，画史上也好添一段英雄佳话”。用这样自大自狂的“风流儒将”去和凶悍的倭寇开战岂有不败之理。曾朴在《孽海花》中原要写义和团运动，已列出12个回目，但没来得及写完，后来陆士谔续作《孽海花》，按原回目补写了这一段历史，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庚子事变的全过程，但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不如曾朴的《孽海花》，且对义和团运动有所贬斥。 12 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有五处内容涉及中法战争，但只是简略地叙述了三个“话柄”:驭远舰自沉、张佩纶逃跑和蓝都司耍滑头，每个“话柄”都没有展开详尽刻划，只能算是插叙了一下。其中叙述张佩纶逃跑的那个“话柄”比较生动:“至于马江那一仗，更是传出许多笑话来:有人说那位钦差只听见一声炮响，吓得马上就逃走，一只脚穿着靴子，一只脚还没有穿袜子呢。又有人说:不是的，他是坐了轿子逃走的，轿子后面，还挂着半只火腿呢。……”很辛辣地嘲讽了战争中贪生怕死的官僚的丑态。 三 从艺术上看，中国近代小说中有关战争的作品既非一个流派，更难以找出共同的艺术倾向。不过，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小说毕竟是孕育于近代小说革命的风雨潮声中，因而其中的不少作品深深地打上了近代新小说的一些思想和艺术烙印。 其一，在艺术形象的审美特征上体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之思 近代中国，战争频仍，生灵涂炭，国家衰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满清统治阶级的软弱无能是人民蒙受灾难和耻辱的直接原因。因此，在近代战争小说中，作者着力塑造 13 的多是那些妥协投降、卖国求荣、昏聩无能的官僚形象，其中既有战场上贪生怕死望风披靡的带兵武将，也有谈判桌上一味妥协媚敌的“钦差”、“使臣”，更有皇宫金殿上昏庸老朽愚昧无知又独断专横的最高统治者。尤其是历史演义类的战争小说中，作者多把视角置于上层人物身上，描写他们对世界潮流和战争形势的错误把握，对奸臣权相的偏听偏信，赏罚不明，是非不分。如表现鸦片战争的演义小说多数都要写到满清皇室一个不合时宜的礼仪:强迫外国使节行中国的三跪九叩礼，洋人不肯就范，以至引起不必要的中外争端。近代中外战争中的众多重要历史人物，如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李鸿章、林则徐、关天培、琦善、刘永福、张佩纶、吴大征、丁汝昌、邓世昌、叶志超、左宝贵、刚毅、徐用仪、聂士成等都在小说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描写。对这些战争历史人物，作者臧否分明，如林则徐、关天培、刘永福、邓世昌、左宝贵等爱国将领抗敌御侮的历史功绩都得到了作者的充分肯定。但作为艺术形象，这些正面人物却往往不如琦善、张佩纶、吴大征、叶志超等反面人物来得有艺术感染力。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以暴露为特征的清末新小说的艺术审美倾向，即以抨击现存的腐败政治和鞭挞封建官僚颟顸无能为创作目的，重在引起人们对现实社会的否定和抗争，而无意向人们指出前途和出路。 14 其二，寓作者的政治观点、审美理想于战争形势的审度和战争历史人物的臧否中 近代小说一个明显的创作特征是，作者常在小说的开头、结尾，或说明自己的创作意图，或对政治时局、国家前途乃至世界和中国的历史发表一通见解，在描写人物时也不时夹杂上作者的一些评论文字。许多作者完全忽视了小说艺术的审美规范，而把小说当作“文章”或“新闻”来写，恣意发表作者自身的政治见解，而全然不顾小说人物的个性特征和故事的环境氛围。这种“文章化”和“新闻化”的写作倾向或多或少地影响了近代战争小说创作。如《中东大战演义》、《罂粟花》、《救劫传》等都有大量此类的文字。这些评论从消极方面看，降低了小说的审美价值。谁都知道，小说创作中，作者的政治理想审美意识要通过人物性格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铺陈自然流露出来，任何外加的评论、议论，对小说创作来说都是蛇足，只会损害小说的审美品位。但联系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政治历史环境和文学思潮看，这一小说艺术的一般审美规则对近代小说创作而言，似乎显得有点强为其难。在一个充满封建蒙昧的时代、一个民众思想文化和审美水平都极其低下的国度里，追求文学的所谓审美的高品位几近奢谈。对屡受战争失败耻辱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如何使国家摆脱受侵略被欺凌的落后挨打局面，却是最现实最紧迫的问题。他们怎能不把小说这一最通俗、民众最容易接受和欣赏的文学体式作为宣传自己政治 15 理想、改革主张的工具呢,在那样一种时代政治情形和文学创作潮流的驱使下，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唤醒民众图强雪耻为宗旨的近代反侵略战争小说，作者如果不在作品中对昏庸的官僚机器和残无人道的入侵者抒发自己嫉愤之情，反倒显得有些不合情理了。从客观效果看，这些饱含激情的疾呼也确能给读者发聋振聩之感。《罂粟花》的“弁言”赞扬林则徐的禁烟功绩、抨击奸臣的卖国行径就颇为激昂:“……彼国有奇人知烟之能祸中国，我国亦未尝无奇人知烟之能祸中国，其人为谁，则深识远见、智勇足备之林文忠公也。公督两广时，英人商船，夹带鸦片，公严禁之，前后焚烧烟土，为数甚巨。英人惭愤，以兵力从事。公洞悉夷情，相机御敌，著著制胜。卒以邻省失败，宵小媒孽其短，坐偾公事。呜呼～公之才、之学、之识，既见得到，自然办得到。假当年委任不疑，俾奏奇迹，何由厄我黄人，沧为黑籍，中土脂膏几竭，外人势力愈强，致现今日如斯之验象哉～奈何海疆重寄，坏汝长城，庸劣无谋，一误再误。乐毅去而骑劫代将，廉颇废而李括覆军，千古丧师辱国，如出一辙也。”至于在小说写人叙事的字里行间，言犹未尽地抒发作者的感想，则俯拾皆是，不胜枚举。如《消闲演义》描写鸦片战争中广州三元里人民把入侵的以义律为首的英军团团围住，广州知府余保纯闻讯后急忙赶往为侵略者解围。写到这里，作者不禁感叹道:“中国官府向来就是这样，不但不肯帮助被虐的百姓，还要 16 用官威压制，竟把敌人救出，以图媚外……。” 值得注意的是，透过一些批评文字还隐约折射出处于内交外困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某种复杂心态:他们一方面对外敌入侵造成的生灵涂炭、国家危亡感到忧患，另一方面又清醒意识到伴随帝国主义枪炮而来的是西方现代文明的输入，它对于加速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解体起着客观上的促进作用。《中东大战演义》末尾的一段总结就颇有意味:“中日既立商约之后，共敦和睦，中国深耻为倭所败，乃将各政事大修，参以西法，又开卢汉铁路，创立银行，设办邮政，政治一新，四方民人，皆升平之世，至今外邦未敢犯，想必将来益加强盛，威震五洲矣。识者谓中国不有此败，未必鼎新革故，改章变通，此亦天假日人，以成中国自强之道也。”作者阿Q式的夫子自道，愿望虽然美好，但未免过于乐观了些。《中东大战演义》刊行的同一年，八国联军侵犯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仓皇出逃，中国历史又写下了耻辱的一页，而这时离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不过六年而已。 其三，运用讽刺手法刻划战争懦夫的丑陋形象 讽刺手法的运用在中国近代小说创作中是风靡一时的风尚，这时期的战争小说创作也无例外地深受这一创作手法的感染，只 17 是它没有象“谴责小说”那样由于讽刺批判过于明确和直露，而陷入浮光掠影、辞气浮露的窠臼中。综观近代反侵略战争小说，大部分作品在运用讽刺手法时能够自觉地化入人物形象的描绘中，显得较贴切、自然。如《消闲演义》写中法战争中，船政大臣张佩纶恃才傲物麻痹轻敌导致失败的事例，作者的讽刺手法就运用得较出神入化。先是写“年纪不过三十上下，已是文职二品大员”的张佩纶在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时，如何少年气盛，目中无人，“每遇各省督抚递进来的奏折，皇太后御览已毕，发交内阁传抄，他便拿着这奏折，指疵摘瑕，批评得一文不值。”及至特简为福建船政大臣，到了福州，“任事数月，并没有整顿军防，终天饮酒吟诗，围棋挟妓”。法舰进逼闽海，马尾危在旦夕，紧急军情接踵而至，张佩纶却饮酒赋诗如故，既不派人察看军情，也不积极准备迎战，直到敌人炮弹从天而降，睡眼朦胧中的张佩纶才迷迷糊糊问道:“这是何人造反～”待他弄明白法舰已把福州炮台攻下，这才慌了神，“开了后门，一溜烟的紧紧逃去”。作者善于通过人物自身的言行把一个貌似武略文韬雄备，实则昏庸糊涂的官僚形象描绘得神情毕肖，极尽嘲讽笔法，收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又如《中东大战演义》描写吴大征统带湘军请命出征，到了山海关出告示晓谕日兵曰:“两军交战之时，凡尔日本官兵逃生无路，但见本大臣设投诚免死牌，即缴出枪刀，跪伏牌下，本大臣专派仁慈廉干之员，收尔入 18 营，一日两餐，与中国民人一律看待，亦不派做苦工。事平之后，即遣轮船送尔归国。本大臣开诚晓示，天地鬼神所共鉴，决不食言，致伤阴德。若竟迷而不悟，拼死拒敌，试选精兵利器，与本大臣接战三次，胜负不难立见。迨至该兵三战三北之时，本大臣自有七纵七擒之计。……”云云，语气傲慢，俨然必胜之军对就擒之敌。然而和日军一开战，吴大征“闻接仗之炮声隆隆，未战已有几分胆怯。”天妆台一战，清军一败涂地，把“吴清帅几乎吓死”。作者用类似漫画的笔法，塑造了一个言过其实、迂腐轻狂的“儒将”的生动形象。 当我们置身中国小说艺术的浩瀚长河中纵观近代反侵略战争小说，结论令人失望:不仅在整个中国小说史上，就是在近代小说发展史上，近代反侵略战争小说也难以引人注目。中国近代小说作品数量之多虽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但大多数作品思想与艺术水平都较粗劣，更遑论有堪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相提并论的优秀作品了。近代战争小说创作的状况何尝不是如此。大凡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无一不是因为成功地塑造了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三国演义》之所以成为中国战争小说的最优秀作品，正是因为它塑造了诸葛亮、曹操、刘备、张飞、关羽、赵云、孙权等一系列光耀文学史的典型形象。中国近代战争小说缺乏的正 19 是这样的优秀作品和这样的典型人物。因此，它在中国小说史上默默无闻也在所必然了。 (后记: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一百五十多年前被英帝国用武力割据的香港即将回归祖国，百年耻辱终得洗刷。值此中国人民扬眉吐气之际，谨撰此文以志记念。) 百度搜索“就爱阅读”,专业资料,生活学习,尽在就爱阅读网92to.com,您的在线图书馆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