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红杏出墙头

一支红杏出墙头 马杏垣(1919――2001)，吉林长春人，祖籍河北乐亭。1942年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抗战胜利后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获博士学位。后长期从事地质教育和研究工作，是我国著名的构造地质学家、地震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被誉为“地苑赤子”―― 他是一个位参加革命60多年的老共产党员，一位参与了国际构造地质调研工作的著名构造地质学家和地震地质学家。他不但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土，一手培养出10名“两院”院士，还是一名出色的木刻艺术家。在他身上，长期融科学与艺术为一体，他就是著名的地质学家马杏垣。 上世纪30年代末，设立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系(以下简称地质系)新来了―名东北小伙子。他名叫马杏垣，身材修长，相貌英俊，爱穿一件麂皮夹克，脸上常挂着微笑。入学不久，他就成了党的外围组织“群社”的发起人和台柱，不但是该社墙报的两名主编之―，还是该社木刻研究会的主持人。我记得当时木刻研究会是在文林街一所中学里成立的，老马首先谈了―下木刻作为最流行的革命斗争武器的重要性，然后拿出刀具作了―于示范。我十分热爱古元、陈烟桥、李桦等人的作品，恨不得尽陕把木刻手艺学到手，可是检点行装时，发现几件刀具已在流亡途中遗失，也无处可买，因此参加两次研究会活动之后，只好无可奈何地退了出来。老马不免有些惋惜，分手时给了我一幅素描作为纪念，并告诉我去外埠购买刀具的地点。这事使我一直记忆犹新。 地质系1941和1942级的同学我认识不少，例如顾知微、李朴等(后来都是科学院院士)所以我没事时，往往喜欢去南区地质系所在的地方溜达，不时能见到马杏垣。去得多了，发现那帮小伙子大都爱闹爱动，老马却比较文静、沉着，后来我才知道，从中学起他就参加了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南方局地下组织。虽然他祖籍是河北乐亭，本人却生长于吉林长春，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即怀着亡省亡家之痛。在西南联大，他―直遵行着当时党中央“长期埋伏，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以及党通过《新华日报》向进步青年提出的“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三勤”精神，一面勤奋学习，一面密切团结和帮助要求进步的同学，宣传爱国民主思想，为积蓄革命力量作出了自己的贡 献。 马杏垣是尖子学生，一个以地质调查研究为本业的人，但他的文学修养却十分深厚，艺术造诣不同凡响，这除了得益于他的基本功扎实外，也由于他认真贯彻了党对“三勤”的号召。念大―时，教他国文及的是吴晓铃先生。吴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戏剧、曲艺、旧说部研究专家，那时刚从印度“取经”回来，就在联大中文系任教。当时联大秉承清华的老传统，规定各门基础课都由骨干教师担任，中国文学系的大一国文及作文课即由朱自清、闻一多、罗庸、余冠英、浦江清以及吴晓铃先生担任。 吴先生除本行外还擅长漫画，抗战前常在北平报端发表讽刺画，署名“口天”。有一次他出于个便于自由发挥的作文《释名》，要学生阐述自己名字的含义。作为示范，他说自己是天晓日出时诞生的，出生时声如钟鸣，故取名晓铃。马杏垣凭借自己的文学素养，在作文中引述了宋代著名诗人陆游《马上坐》诗中的“平桥小陌雨初收，淡日撑云翠露浮;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和叶绍翁《游园不值》诗中的“应怜屐齿印苍苔，小叩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不独止他，还在答案上画了幅“红杏出墙”的钢笔画。吴先生十分欣赏，说这作文还带插图的事，真是 “百年今始破天荒”了。从此，这位吴先生成了老马的“师兼友”。 老马当时不但是群社的台柱，还创办了也是党领导的《热风》墙报，接着又参与了《文 聚》文学杂志的工作，所出版的包括沈从文、李广田等人作品的《文艺文学丛书》。《文聚》的封面就是他的。《热风》是在1939年创办的，吴晓铃先生在上面发表了散曲[仙吕?锦橙梅]，还配了四张彩色漫画。老马也提供了他的木刻作品。当时他还以艺术因缘结交了另一位“师兼友”，那就是魏建功教授。魏先生也是《热风》的供稿者，他跟马杏垣学木刻，刻过一幅鲁迅先生的头像，发表在墙报上。魏是老北大，是文字声韵学名家，是鲁迅当年在北大教书时的学生，与之――宜交往频繁。魏对自己能亲手为敬重的导师鲁迅刻制一幅肖像发表很是高兴，逢人便津津乐道。 联大聘请了好些外籍教师，地质系也有，那就是德籍教师米士(PetepMisch)。据说他在野外地质工作方面很有―套，听说还攀登过珠穆朗玛峰，不知确否。老马在学生时代以及后来当助教的时候，―直跟他往来，尤其是在助教时代。当时学校规定，理科学生必须选读一门社会科学，文法科学生则必须选修一门自然科学，如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地质学等，这叫通才教育(1ieraleducation)。有段时间，给这些同学讲地质学的就是米士教授。他用讲授，但往往甩不掉德语的颤舌音，因此同学们往往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感。老马知道了，便自告奋勇，通过系里安排，担任辅导，或解答疑难，或反复阐释，使同学们得到了透彻了解，皆大欢喜。由于这个班各系的同学都有，他也同时达到了“勤交友”的目的。 当时宿舍里缺少开水，公用灯泡吊在半空中，像萤火虫般黯淡，于是促成了所谓茶馆文化的兴起。不少师生喜欢“泡茶馆”，如中文系的汪曾祺和物理学家叶企荪教授就常去泡文林茶楼。史地系的熊德基则常泡凤翥街北口那家小茶馆，老马常去泡的也是那儿。那条小街上遍地牛粪马尿，又狭小又肮脏，但对于经常冒风霜雨露、习惯于各种恶劣条件的地质工作者老马，怎会在乎这些呢,更涧况为了获取艺术素材和深入劳动大众的生活，他要去的不正是这种地方吗,他们很少一个人去，多半是跟米士教授去。而那位穿着半旧西装的洋教授，竟也不嫌刀那儿窝囊，成为不速之客。我经常在那儿遇到他们，两人英语、德语夹汉语地谈论着地质学上的问题和新发现。在这“茶馆文化”的熏陶下，我竟也耳濡目染，摭拾子―些地矿知识，也学会了一些零星的德浯，因为那时我正在自学德语。 记不起什么时候，大概是在上世纪40年代初，有位教授在假期里组织子―个西康科学考察团，去川边作综合考察。此时已留任助教的马杏垣也参加了，回校时他皮肤晒得象康巴人―样黝黑。他此行收获不小，除进行了大量野外地质调查以外，还创作了很多素描和木刻，从川边景物到当地的风俗民情，特别是彝族的，无不应有尽有。我弄不清楚考察团是什么时候去的，去了多久，后来突如其来地看到了“马杏垣西康考察大刻展”的海报。我急忙赶去，好家伙，偌大的一间教室挂满了木刻和一部分素描图，真是琳琅满目、应接不暇。我不免大为震惊，因为他在考察途中，白天要做地质测量，晚上宿营时又要整理资料，这大量的艺术品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呢嗔是个奇迹。 我跟老马也确有缘份，时间已到了1943年，有一天我偶然去云南大学，走过―间大教室，突然发现中国地质学会的年会在此召开。从门外望进去，地矿界科学家们白发红颜、济济―堂，其实属于红颜族的只是郝诒纯、池际尚等垢来都是资深院士)寥寥数人。因为到解放时止，全国的地质系学生不过百人，女士当然更如凤毛麟角。我听到主持人说:“现在要宣读的是青年地质家马杏垣先生的论文。我要插一句话，马先生是我们地质学界惟―的一位美术家，很难得啊!”接着老马就走到台前宣读起来，一口略带东北口音的普通话，不慌不忙，不蔓不枝，加上论文本身的含金量，使得一时间全场鸦雀无声。他宣读完毕后全场响起了热烈掌声。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1946年。 鞭炮放过，八年艰苦的抗战终于胜利结束了，接着中英庚款留英考试及其他留学考试都恢复了，久困在浅水滩头的蛰龙们要腾飞了。老马以优异成绩摘取了公费留英的桂冠，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地质学。对于异国的风光，老马在求学之途，尽收画卷之中。经过两年苦读，他终于在1948年获得爱丁堡大学地质学博士的殊荣。“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句唐诗倒像是前人预先为他吟就的(在美术作品中，他的笔名是“马蹄”或MT)。 回国后，他立即像离开母亲的剿L般―头扑到母校北京大学怀抱里，到地质系任教(此时西南联大已撤销，北大、清华、南开分别复校，北大地质系是我国最老的一个地质系)。后来院系调整，北大地质系并人新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作为该学院的创建人之―，马杏垣经营筹划，煞费苦心。他是构造地质学家，近年来我国地质学界在大地构造理论的探讨上成果累累，其中有黄汲清的“多旋回说”、张文佑的“断层与断块说”、陈国达的“地洼说”、张伯声的“波浪状镶嵌构造说”。马杏垣则异军突起，推出了“重力构造说”，获得了国内外地质学界的广泛首肯。从上世纪50年代起，他就通过大量野外地质工作，总结出我国区域地质构造特征，提出我国大地构造的基本格局与规律。探明了我国前寒武纪演化历史的规律，并与国际岩石圈委员会合作，领导了国内地学大断石的研究工作，亲自完成了江苏响水至内蒙满都拉地学断石图的编制，获得了国际上的高度评价，并推动了我国深部构造研究的发展。 国家地震局成立后，老马出任副局长兼地质研究所所长。地震预测是一件非常复杂、牵涉面极广的科研工作，关系国计民生，意义重大。他毅然受命，可以说是中国在地震预测方面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做出了不小的成绩，包括在迟暮之年带头译出了美国布鲁斯?A?波尔特(Bmce A Bolt)的地震学九讲，揭开了地震学的神秘面纨 马杏垣五届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多年的科学院院士(起初叫学部委员)。他又是一位卓越的地质教育家，60年来培养了几代地质骨干其中有10人成为两院”院士，有的学生还成了国家领导人。前几年，他从事革命工作60年及80岁生辰纪念会在北京地质大学举行时，出席人员济济一堂，盛况空前，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科技部部长朱丽兰等都给他发出了致敬函及贺函。 据与会的老同学说，老马虽老，但豪情不减当年，平易近人如昔。那年他给我来信还说:“想不到在遥远的云南，还有你这位知音!”如果我还能谬托知音的话，那真可以引以为荣，这种无形的勉励足以廉顽立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