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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出好东西也是硬道理.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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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出好东西也是硬道理.doc造出好东西也是硬道理.doc 造出好东西也是硬道理 危险的产业升级“蛙跳思维” 近来每次翻开报刊,总能阅读到各界人士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发表高见,其中提得最多的是产业升级,不论是“从制造向设计、品牌领域转型”还是“优先发展软件与服务外包”,都显示出跨越式的“蛙跳思维”迹象。 这种危险迹象,不只是出现在企业高管的发言当中,也可以在一些地区的产业规划纲要中看到。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低成本的优势,向来是在长时间发展制造业代工的模式下,所累积的成果。众所周知,如今代工遇到了瓶颈,利润极薄,于是各种高喊“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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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出好东西也是硬道理.doc 造出好东西也是硬道理 危险的产业升级“蛙跳思维” 近来每次翻开报刊,总能阅读到各界人士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发表高见,其中提得最多的是产业升级,不论是“从制造向、品牌领域转型”还是“优先发展软件与服务外包”,都显示出跨越式的“蛙跳思维”迹象。 这种危险迹象,不只是出现在企业高管的发言当中,也可以在一些地区的产业纲要中看到。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低成本的优势,向来是在长时间发展制造业代工的模式下,所累积的成果。众所周知,如今代工遇到了瓶颈,利润极薄,于是各种高喊“产业升级”、“产业转型”、“自主品牌制胜”的论调纷纷出笼。然而,如果细看各种主张,可以发现,他们基本的思维其实和10年前没有太大差异,都是将产业的未来寄望于一两个领域,有的仍然强调技术研发的重要性,有的则认为实体经济的年代已经过去,未来的主流是属于无实体的虚拟概念。 10年前,从企业到政府都重视制造技术,似乎只要靠着技术精湛,就足以凭借单一招式打遍天下;现在,则是把利润的创造寄托在设计与服务上,俨然是把当年对于技术的期待,转移了过来。 但是,实现产业升级并不能只靠一两个招式,它其实是一个整体。 最典型的是欧美的软件产业。20世纪90年代,世界软件产业大举将业务外包给印度。印度人相当争气,将制造业的大规模生产模式移植到软件业,颠峰时甚至可以比照制造业的生产线轮班模式,用24小时三班制的模式来开发软件。原本很有艺术家风范的程序设计师,顿时沦为软件蓝领。 如果再回顾当年的评论,你就会发现欧美一度认为他们在软件产业的优势已经消失,只剩下工具、产品的规格和标准制订。然而,十几年过去了,印度在这个领域的成本、开发模式的优势,并没能取代欧美的“软件总装车间”角色,相反,核心技术依然掌握在欧美的手里,大部分利润也被欧美吞掉,印度再能干,也只是打工的高级白领,无缘分红。 “世界老板”的底线在哪里? 关键在于,欧美公司凭借引入“开放程序代码”,把软件产业升级到一个“组合会战”的阶段。在这个模式中,某个节点的技术、成本控制的表现不佳,都不会对于整个产业的运作产生决定性影响。 欧美的软件业者,在任何单一项目都没有掌握绝对优势,然而其整体运作却有较佳的表现。 如果没有意外,这样的产业运作模式,“世界老板”(欧美)是不会让“世界工厂”(中国)与“世界办公室”(印度)分享的,这是底线。 最近西方经济学家纷纷追捧印度,说21世纪是印度世纪,而且总喜欢把印度跟中国进行比较,认为印度必定能超越中国,理由不外有以下两个:中国的软环境不如印度,中国经济增长已到极限,而印度经济才刚刚发力; 印度要做“世界办公室”,向全世界提供增值服务,而中国不过是“世界工厂”。 耐人寻味的是,西方总把“中国威胁论”挂在嘴边,“印度威胁论”却从未出现过,反而带着“以印制中”的期盼来对待印度崛起。 中国强大会威胁欧美,而印度强大则天下太平。这是什么逻辑?因为“世界工厂”(中国)具有当上“世界老板”的潜能与物质基础,而“世界办公室”(印度)却没有当上“世界老板”所需的完整的制造业体系。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蜜月时期,中国引进的几乎全是制造业。改革开放之前,国家重点发展制造业。在新时期改革开放当中,制造业优先引进。 这是中国人的信念:建立自己的、不依赖任何人的完整制造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只有把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所需的实实在在的物质资料制造出来,攥在自己手里,我们才有实力可言。 否则,没有汽车、钢铁和水泥,软件再多又有什么用? 直到现在,印度还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其工业产值即使在亚洲也排不到前列,值得一提的只有制药与汽车产业,但对其他产业的带动作用有限。至于印度最擅长的软件产业,其实也是一种“手工业”。它的真正的策划和高端设计都是由欧美师完成的。所以,仅依靠软件出口,不可能产生强大产业,对综合国力的贡献有限。况且,IT产业虽是一个庞大的系统,但它的最终目的,是提高物质生产和流通的效率与效能。 印度的出口产品结构,软件是大头,还有皮革、珠宝、农产品。中国出口什么呢?机械、电子、船舶是大头,原所占份额越来越小。 “火腿”与“香肠”的博弈 恩格斯说过,资本家为了得到火腿,可以给工人香肠。 在国民经济体系当中,软件只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不能落实到物质生产,意义有限。作为大国,没有完整制造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就只能做人口大国、疆域大国的份,最多当一个打工大国,工业大国、军事大国都没有份。这就是印度和中国重大区别,也是“世界老板”从不害怕印度“威胁”的根源。 如果把西方比作皇帝,印度软件产业的地位,形象地说,不过是“学成文武术,贷与帝王家”。纵使香肠天天可吃,但归根到底生杀大权掌握在皇帝手里。美国正是抓住了当今世界经济体系的顶端,其强悍之道的精髓在于设计、垄断关键的核心技术、打击不遵守游戏规则者,使物质财富自动流入美国。 中国与印度不一样,中国人自己开矿山,造车船、机器、飞机,只要能卖钱的,不论大小都能造! 中国经济发展的精髓是制造业。如今,很多西方学者指责跨国公司把生产转移到中国,导致本国产业空心化,“使本国丧失了多少工作机会”,这些话我们都听得耳朵起茧子了。欧美大力宣扬印度“世界办公室”的优越性,不过是诱骗中国放弃“世界工厂”这份很有前途的“职业”,去做仰人鼻息的“世界办公室”里的小职员。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印度的长处并学习之。印度软件产业输出的不是单单程序、产品或技术,更有价值的是其管理方法,中国在软件方面的技术、人才都不逊于印度,但偏偏做产品比 不上它,就是中国人只有智慧,还没有学会管理,我们最需要的是学习别人的管理。 因此,中国发展软件产业和软件出口,一定要做“套餐”(体系),从顶端设计到写代码都要自己干,否则就是“手工业”,而不是制造业。 真实的实力要靠自己打拼 同为文明古国,印度1948年独立,新中国1949年成立。两国几乎同时建国,今天有这么大的反差,原因何在? 解释起来很简单,战后的世界秩序是欧美和前苏联共同制定的,是通过实力对比制定的,这就是雅尔塔体系。在这个体系里,中国、印度这样的第三世界大国,被排到了垫底的位置上,是农产品、能源、矿石、劳务输出国,是廉价消费品倾销国。任何要打破这个秩序的努力,都必然会遭到强力压制。 印度服从了,但中国人不服从,中国执政党不服从。 不服从要靠实力,而实力是不能靠别人给你的,实力要靠自己打拼。这就是三代中国领导人孜孜不倦去追求的目标。为了具有这样的实力,中国必须有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国必须有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中国必须有不受制于人的国防力量,因此我们有了自己的能源工业、军事工业、核工业、航空航天工业、造船业、信息业,我们才有了大国的地位。 邓公言“发展是硬道理”,我们还应该加上一句“造出好东西也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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