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军旅小说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表现

试论中国军旅小说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表现 试论中国军旅小说对两种主义的表现 摘要:军旅小说是当代小说的重要类别之一，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则是军旅小说需要把握好的两个问题，对这两种主义的表现是军旅小说价值取向的一种反映。在我国1949——1966年(所谓的“前十七年”)和1977至今(所谓的“新时期”)的两个文学阶段，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表现各有不同，各有一些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关键词:军旅小说;英雄主义;人道主义;表现;经验教训 中国军旅小说是中国当代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军旅小说的发展水平不仅直接关系到军旅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发展水平的好坏，还可能影响我国国防建设的水平。中国军旅小说对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把握问题，虽已有不少论者涉及，但往往不够深入、中肯。这里且 1966)和“新时期”(1977——)两个阶段从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在“前十七年”(1949—— 的不同表现的角度，对中国军旅小说究竟如何表现这两种主义的问题试作探索。 笔者以为中国军旅小说在上世纪50——70年代，是以革命英雄主义为主旋律，创造了一大批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塑造了众多脍炙人口的英雄形象，但人物形象显得较为单一，对战争的理解、人性的挖掘还不够深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迄今，中国军旅小说呈现着逐步以人道主义为主要表现对象、英雄形象渐趋丰富到对两种主义的表现难分主次的过程。这一时期，由于人道主义思想的复苏，作家们对战争给予了更多理性的审视，对战争中的人给予了更多的人文关怀，对军队的现实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善意反思，使军旅小说的艺术水准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同时，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作家们的技巧也显得更加成熟。这一时期，曾经有一股以抽象的人道主义完全取代革命英雄主义的创作与理论倾向，虽最终未成气候，但我们也应该明确，在军旅小说的创作中，我们既应该注意克服忽视科学人道主义精神，使英雄形象简单化的倾向，也应注意防止非科学的人道主义思想泛滥，完全取代革命英雄主义的倾向。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军旅小说对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表现达到和谐统一。 “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涵义的阐释 “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要探讨中国军旅小说对这两种主义的表现，就必须弄清楚两者的内涵。由于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同的国家对于这两种主义往往有着不同的解读。在我国所提倡的英雄主义(有时也称为“革命英雄主义”)，可以理解为: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坚忍不拔，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这与西方所倡导的“个人英雄主义”有着明显区别。在我国古代，已知对“英雄”作出严格阐释的较早的论者是魏晋时的刘邵。刘把“英雄”分别作为两种才具来界定:“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要“成事”则两者缺一不可;“夫聪明者英之分也， 1 不得雄之胆，则说不行，胆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则事不定。”因此，“英才”和“雄才”都是“偏之才，缺之任”，只有“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世，高祖、项羽是也。” [1]P1 古人将“英雄”视为“智慧”和“勇气”的化身，更多地是带有一种传奇色彩。而今天我们对英雄的界定则更加现实，推崇的是一种勇敢的奉献精神。这些英雄可以是指抗击外敌入侵的民族英雄、人民解放的战斗英雄、新生国家的建设英雄、还可以是一些特定社会时期的道德英雄。 “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有独立意义的社会思潮，是在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形成。一开始，它是以中世纪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教蒙昧主义的对立物出现的，在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中，逐渐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早期的人道主义，有其鲜明的革命特征，人道主义者批判封建教会的精神独裁，宣扬理性的力量和个性自由，反对宗教禁欲主义，颂扬人间的世俗生活，反对贬低人的价值，极力主张尊重人的尊严等等。到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人道主义思想得到了更加彻底的发挥，资产阶级革命家进一步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成为资产阶级反封建革命的旗帜。人道主义思想的兴起和传播，促成了人类思想的空前大解放。“人道主义”把“人”作为中心，主张人的个性自由发展，重视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是人类道德发展中的一个有历史意义的进步，它包含了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一些有价值的内容，成为人类共同的道德财富。[2]P1-2 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思想界颇具争议的问题。是该肯定人道主义还是否定人道主义，这一争论直接影响到对政治最为敏感的文学界的创作。在要求“强化”创作路线的时期，人道主义在文学上的表现一直不能够被明确。直到“粉碎”四人帮，进入“新时期”以后，人道主义才被重新定位:“马克思主义不能归结为人道主义，但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了人道主义中那些有价值的因素。因此，马克思主义之中包含了人道主义。不过，这里所说的人道主义是有特定含义的，不是一般的人道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也就是科学的人道主义。”[2]P2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以抽象的人性论为理论基础的，它主张超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因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一种抽象的人道主义。这种抽象的人道主义，从孤立的自然人性出发，把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结为伦理道德问题，而把一切社会问题的解决，又都诉诸道德说教。所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者不加分析地笼统地否定一切暴力，当然也就要反对革命的暴力(这也正是我们反对用抽象的人道主义取代革命英雄主义的理论依据所在)。由于他们排斥一切暴力手段，因而就使他们的那些道德主张在充满矛盾和斗争的现实生活中，常常显得软弱无力;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走向他们的主观愿望的反面，实际上起着阻碍和平、进步运动的作用。笔者以为这些 2 关于人道主义的论说较为全面科学，是可以而且应当得到赞同的。当然，尽管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有不少局限性，但其以“人”为本的核心内容是与科学人道主义相一致的。并且，在现代西方社会，大多数人还是把人道主义视为不可侵犯的高尚道德原则，任何违背人道主义准则的事情都将受到猛烈的抨击。人道主义在文学上的表现也得到广泛认可，中国军旅文学要想与世界接轨，、就不能回避人道主义表现这一问题。同时，也要坚持科学的人道主义，而不滥用抽象的人道主义。 “前十七年”对两种主义的表现 在新中国的“前十七年”，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形态都在发生着巨变。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苦难之后，中国人民对新中国充满了希望。特别是在朝鲜战争结束和中国大陆剿匪胜利之后，新生的共和国终于摆脱了战争的阴影而走进了和平的阳光之中。人们在欢呼胜利之余，不禁会要求更多地了解带来这一切的人民军队。而仅仅读那些精短的、散文、通讯和文学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和愿望，他们需要能够更深入、更全面、更传神地描绘历史战争生活，能够尽情颂扬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文学作品，长篇军旅小说此时便有了足够的发展空间和阅读群体。同时也迎来了中国当代军旅小说的第一个发展高潮。 以杜鹏程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在1954年的出版为标志，宣告了中国军旅小说开始成为了当代军旅文学乃至整个当时文学的“主流”。汇入这一“主流”的重头战争长篇小说先后有孙犁的《风云初记》、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刘流的《烈火金刚》、冯志的《敌后武工队》、雪克的《战火中的青春》等，中短篇小说有徐光耀的《平原烈火》、峻青的《黎明的河边》等等。它们成为一时的主流文学，在更大程度上是由于和当时激烈的社会情绪与高蹈的意识形态的严密契合。它们的基本主题是讴歌武装革命斗争的胜利，普遍旋律是乐观的英雄主义加浪漫的理想主义。在风格基调上多受益于苏联卫国战争文学的高亢与激昂，在情节结构方面则偏向于中国古典战争长篇小说的传奇与故事。相比较而言，对“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小说艺术营养的汲取与消化倒并不充分。在语言锤炼、意境营造、艺术感觉的开放和人物心理的掘进等诸多方面显得共性大而个性小，不少作品还不免粗糙和稚嫩。它们之所以风靡当时，首先是满足了人们急于了解革命历程的热情渴望;其次是表达了人们走出苦难之后对革命战争的感激心情;再次是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适应了人们最一般的审美需求;最后，是相当一部分代表作被改编成电影等艺术样式搬上了银幕和舞台，极大限度地扩张了它们的传播速度和覆盖领域。[3]P3 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军旅小说最大的特点就是洋溢着浓郁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息，塑造 3 英雄人物的共同追求就是使英雄更加完美。五六十年代的作家，不少人都是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他们都是战争的直接参与者和目击者，作家对战争题材作品的创作，均来自于对战争切身的理解和感悟，刚刚逝去的炮火硝烟日夜在眼前闪现，无数战友的呐喊常常在耳畔喧腾，他们需要倾诉对革命胜利的感动，倾诉对革命先烈的怀念，倾诉对历史巨变的沉思``````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是贯穿创作始终的最主要情愫，这不仅是作家创作的动力源，同时也是作家所力求达到的目标。塑造英雄、讴歌英雄、升华英雄是作家们赋予自己的责任。综观50-70年代的战争题材小说的创作，让英雄更加完美是作家和评论家共同遵循的法则，这些英雄不见得都是伟人，他可以是指挥员、领导者，同样也可以是炊事员、村干部，但无一例外的是，他们都具有优秀的思想和优秀的品德，即使写到他们的缺点，也大都只是行动卤莽，遇事不冷静或由于小农思想而残留的私心，并且这些“可爱的缺点”还会在革命的大熔炉中逐渐改过来。[4]P2 这样的英雄确实是可爱而又完美，满足了人们英雄崇拜的心理，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些英雄形象的“高、大、全”弊端也是显而易见，这些英雄人物被赋予了某种神性而被高高置于普通人之上。人物脸谱化、情节戏剧化的情况普遍存在，使得英雄主义的表现受到了不小的限制。 在同期的军旅小说中，英雄主义得到了充分的颂扬，对人道主义的表现则相对较弱。五六十年代的作品中，作家主观认为正面塑造英雄人物，需要用革命浪漫主义的手法掩盖或淡化个体生命在战争中所受的创伤和苦难，需回避战争的残酷和恐怖。但事实上，人道主义思想的适当渗入不仅不会弱化英雄主义的表现，反而会加强英雄形象的塑造，使英雄人物更加真实可信。前苏联的一些战争题材小说便较好的处理了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两者之间的关系。在这些小说中，作者把苦难当成了考验英雄的最佳标尺，对英雄的颂扬和对战争中人的关怀往往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邦达列夫的《热的雪》、贝科夫《方尖碑》等。前苏联评论家鲍恰列夫指出:“一个人，当他在恶和战争面前，在悲剧结局面前，有力量战胜自己的弱点，获得勇气，克服恐惧，他就成为真正的人。”[4]P4 应该看到，战争是人的战争，而人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人能够战胜恐惧成为“勇士”，甚至是“英雄”，有的人则可能无法摆脱对死亡的惧怕，自始至终都是战争中的“弱者”。毕竟人是有血有肉的，求生是一种本能。关注战争中人的生存状态，应该是战争文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前苏联的一些作家能够在高昂英雄主义旋律的作品中，比较成功的融进人道主义思想，是与其深受俄罗斯传统文学中人道主义的熏陶分不开的。他们能有意识地用现实主义的、冷峻的写实风格来描写战争的残酷性和英雄人物的缺陷等问题，努力把握人物微妙的内心世界，将一个真实的战场呈现在读者面前，尽量拉进英雄人物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使英雄主义的表现更具开放性和真实性。相比 4 之下，我国五六十年代战争小说的封闭性、单一性则显而易见。当然，这不完全是作者的局限，也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国家国防安全问题的制约是分不开的。因此，在那个时期，英雄主义的成分更加突出，人道主义因素相对稀少的情况就有其必然性。 “新时期”对两种主义的表现 “新时期”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文学借用它来分期实际上并不十分恰切，因为文学发展与政治的运作并不完全同步。具体说来，“新时期军旅文学”的真正繁荣是肇始于八十年代初，其启动的标志是徐怀中发表于,,,,年的短篇《西线轶事》，它直接引导了“南线”战争小说的勃兴，为八十年代军旅小说的基本格局作了最初的导引。而“新时期”军旅小说的发展情况，又可以依据不同的文学生态环境划分为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两个不同的阶段。 八十年代军旅小说的基本格局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具体指:一代就是指“前十七年”中非常活跃而在“新时期”中仍在军旅创作一线的那批作家家。如徐怀中、黎汝清、魏巍、刘白羽、石言等人。另一代作家指的则是在建国前后出生，“文化大革命”期间入伍而在八十年代初脱颖而出登上文坛的一批青年小说家。如朱苏进、刘亚洲、乔良、李存葆、莫言、朱秀海、阎连科以及大部分青年军旅女作家。所谓“三条战线”主要是题材的划分:一是当代战争题材，二是当代和平军营题材，三是历史战争题材。 在当代战争题材方面，主要是以反映“南线”战争(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小说为主。以《西线轶事》为代表的“南线”战争小说在深化战争与人的主题方面，在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辨证把握方面，在战争小说表现技巧的开拓方面，都作出了有益的尝试与推进。《西线轶事》通过战士刘毛妹多舛命运和乖张性格的塑造，反思了“文化大革命”对一代青年和人民军队所造成的心灵戕害和历史创伤，从而将“前十七年”军旅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颂歌意识和战歌意识深化为反思意识，它表现了作家思想概括力的升华，它对英雄主义观念注入新质并作出新的诠释，为塑造新时期的当代军人形象提供了新经验。同时作品不乏人道关怀，充满了人情味和人性美，无剑拔弩张之势，有透彻肌肤之力。一改“前十七年”文学中单一的英雄主义旋律，开始尝试性的对人道主义给予表现，给新时期军旅作家以莫大启示，也为军旅小说的多元化表现开了一个好头。 在当代现实题材方面，改变了“前十七年”中这一题材相对匮乏的局面，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家作品。如朱苏进的《射天狼》、刘兆林的《索伦河谷的枪声》、唐栋的《兵车行》、李本深的《沙海蜃楼》、海波的《铁床》等。这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朱苏进，作为一名军人后裔，他始终把塑造理想的职业军人当作自己的不倦追求，力图铸造和平时期的“英雄形象”， 5 同时，在和平环境中展开一系列军人的理想与现实失落，无私奉献与自我价值等职业悖论的追问，最终逼近人的根本生存困境的终极关怀，进而超越军人和军旅题材的局限，达到开阔的人生和艺术的境界。这一类表现和平时期军人生存状态的作品，使得人道主义的表现逐渐走向强势。 在历史战争题材方面，是以莫言反映抗日战争的《红高粱》在1986年的发表为开端。除莫言外，比较优秀的还有苗长水《冬天与夏天的区别》、乔良《灵旗》、黎汝清《皖南事变》，魏巍《东方》，刘白羽《第二个太阳》等。这其中具有开创性贡献的当属莫言和乔良。这两位均可看作是军队的先锋小说家，因深受西方现代小说技巧的影响，对于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表现则更具独到性。乔良的《灵旗》以半个世纪前长征途中的湘江之战为背景，用一种全新的历史视角审察人性、道义、战争三者之间的尖锐冲突。让我们第一次正视了红军长征途中遭到的最为惨烈的杀戮，更让我们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和胜利的不易，认识到即便是英雄的队伍也可能会遭遇失败。作品对英雄主义的表现退居次位，取而代之的是凝重的人道关怀。而莫言的《红高粱》和《战友重逢》等作品在处理战争与人的关系问题上则显得更加思路开阔。《红高粱》在1986年问世，它的出现摆脱了传统抗日战争题材小说在英雄人物塑造上的束缚。作品中，以余占鳌为司令的这支农民武装，没有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洗礼，没有无产阶级政党在组织上的领导，也没有整体明确的革命目标，他们缺乏严密的组织，也缺乏一致的思想，但是，他们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乡土之情，他们敢作敢为，富于冒险，在外敌侵略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这一切就凝聚生成、升华为英勇无畏的抗暴精神和威武不屈的民族尊严。[5]P3 表现出了不同以往革命英雄主义的另类英雄品质，扩展了英雄主义的表现空间。《战友重逢》则更多地表现了战争中人的地位，以及战争对人的异化问题。作者以近似魔幻的手法，描写回想探亲的“我”与栖居在村口大树上的战友灵魂相遇长谈的故事，在这“生”与“死”的对话之中，对战争的意义、生命的意义、英雄的价值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解构，对战争对人造成的伤害与异化进行了反思，对在战争中逝去生命的“战友”给予了同情与敬意，人道主义思想贯穿全篇，作品不再以塑造和颂扬英雄为目的，呈现出“无英雄”状态。 八十年代的军旅小说还未能在整个当代小说格局中取得像“前十七年”那样独领风骚的显赫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它较之以往确实实现了更加全面与深入的发展与繁荣。它汇入这一时期文学中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主潮，大胆揭露现实矛盾，正视“军人是人”、“英雄是人”的命题，寻觅和平时期军人的价值定位和战争中人性的裂变和闪光，反思战争，在颂歌与悲剧的悖论中探索英雄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辨证把握，实现了两种主义表现的多元化，并 6 为其注入了新质。 进入九十年代，在商业环境强化和政治环境淡化的双重夹击下，军旅文学曾经一度步入低谷，但伴随着国际环境的突变，几场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发生，人们对军队以及国防事业的重新重视，军旅小说在九十年代中后期成功实现了中兴，继续着中国军旅小说的光荣与梦想。 战争，是军旅小说一个永恒的主题，具有常写常新的魅力。与八十年代以及在此之前的作家们所描绘的大都是自己所经历的战争不同，九十年代的作家所描绘的更多的是他们“心中的战争”，他们对战争有了全新的思考与审视。比较突出的作家作品包括:尤凤伟的《生命通道》、邓一光的《远离稼穑》、朱秀海的《穿越死亡》、乔良的《末日之门》等。尤凤伟的《生命通道》是二战中中国版的“辛德勒名单”:日本军医高田、“汉奸军医”苏原，同为秘密抢救日军枪口下的中国人生命而实施着一项不为人知的“生命通道”，两人结局不同，但在救护生命的人道精神方面是相通的。一方面是战争中小人物的悲剧命运以及由此而迸发的民族正义感与责任感所导致的英雄行为的剖析，另一方面是被典籍所淹没的战争与战争中人的全部复杂性与丰富性的揭示。小说成功塑造了苏原这一“非战斗”英雄形象，苏原在求生的本能下，忍辱负重为侵略者做事，但另一方面却冒着极大的风险救助自己的同胞，虽屡遭误解，却无怨无悔，生命也在此得到了升华，英雄的亮点也在人道行为中得到了闪现。可以说，达到了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在表现上的一种最好契合。而邓一光《远离稼穑》中的主人公简乾和，少时从即将收割的麦田里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参加红军、长征、负伤、被俘，参加八路军、被俘、做劳工，参加新四军、负伤，参加志愿军被俘。他无数次回家种地的努力都致使其离家更远，最终他孤身住进了荣军疗养院，终生不曾遭遇过婚恋。与其说是人走进了战争，倒不如说是战争选择了人、塑造了人、毁灭了人，这是作者反复表达的一个主题。邓一光在对战争中人道主义的表现方面明显有新的开拓。朱秀海的《穿越死亡》对军人战场心理和命运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描绘，有着难得一见的对于战争进程最细致与犀利的描写，使英雄主义在现代战争中经受了考验。它所塑造的刘宗魁、江涛等人物形象有力地显示了我们部队的素质构成和凝聚的力量。作品在人道关怀的基调中，革命英雄主义的主旋律仍然高奏。可以说，九十年代的战争小说在八十年代所张扬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将艺术的触角伸向人的心灵深处，深刻地剖析并揭示了被卷入战争之中的人们的本质真实，并对战争所蕴涵的哲理与文化蕴涵进行了深刻的挖掘。 在谈到九十年代现实题材的军旅小说时，就不能回避所谓的“农家军歌”。“农家军歌”是指以陈怀国为代表的农家子弟作家群所写的反映农家军人特有的军旅情结以及他们在部 7 队挣扎奋斗经历的一系列作品。主要包括:陈怀国的《遍地葵花》、石钟山的《飞越盲区》、黄国荣的《兵瑶》等。“农家军歌”一反以往现实题材作品中，对军队和军人形象有意无意的拔高，而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较为卑琐的一面也大胆地揭示了出来。不同程度地消解或者淡化了军队和军人的崇高与神圣，英雄主义的表现面临尴尬的境地。“农家军歌”固然有其值得肯定的一面，但其写实成分过重，在艺术上不甚成功，而那些对军人过分的世俗化描写，也使得军旅小说的“兵味”以及英雄主义的颂扬都受到严重的削弱。 回顾中国当代军旅小说的发展史，我们不难看出，军旅小说对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表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情况，因每一阶段的成就和问题都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不宜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价值判断，而应当从中吸取发展的经验教训，为日后对两种主义的表现提供有益的参考。当然，为了我国军旅小说的更好发展，我们必须既顾及本国国情，坚持必要的本国特色;又要注意观照国外军旅小说的发展，特别是在处理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关系方面所提供的有益启示，并积极实践这些启示。 参考文献: [1]姚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规审视下的“新英雄”[J].现代中国[J]，2002.02 [2]《马克思主义伦理学》[M] 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09 [3]朱向前.中国军旅小说:1949—1994.当代作家评论，1996.4 [4]韩霉.在战争理性和人性温情之间.武汉大学学报，1999.12 [5]丛晓峰.新时期抗日战争题材小说鸟瞰.山东大学学报，1999.12 [6]殷实.中国今天有战争小说吗, 中华读书报，2001.9.26 [7]张鹰.论九十年代军旅小说.小说评论，1999.5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