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朝灭亡的前夜-内蒙古日报

大清朝灭亡的前夜-内蒙古日报 进入1911年，北京所有掌权的人们，没有一个想到他们快完蛋了。我看到那个时代掌握大权的人留下来的日记，包括他们的回忆、他们的信，没有一个人在10月10日之前想过大清朝快完蛋了，从上到下都没有。他们的日记整天记录的就是吃饭送礼，看上去似乎真是繁华的“盛世”。街上到处是灯红酒绿，胡同里的生意好极了，澡堂里的生意好极了，就像香港今年出版的英国爵士巴恪思尘封了68年的《太后与我》所说的，不少有权有势的人都在澡堂里忙着同性恋。这是100年前的中国。 巴恪思告诉我们晚清最后十年中王公大臣和将军们的私生活。由于缺乏旁证，他的回忆录不能完全当做信史来看待，但是也不能当做完全的八卦来看待，八卦中有信史，信史中有八卦，历史就是这样的复杂。王公大臣们的私生活是高度保密的，像巴恪思爵士这样进入他们生活核心的，才有可能看到他们的真实生活。 晚清当然是一个败坏的时代，这样的时代被消灭，大家会拍手称快，没有人会为它惋惜，所以大清朝脱轨是一个意料之中的事情，只不过不在掌权人的意料之中。 一场雨压垮一个朝代 大清朝为何脱轨,其原因是人心的变动，人心思变。当然真正直接影响大清朝脱轨的第一个原因是下雨，天不断地下雨，夏天都是雨，不光是辛亥年的夏天下雨，辛亥的前一年1910年的夏天也一直在下雨，1909年也是连年的大雨，湖北、湖南因水成灾，夸张一点儿说，是一场雨压垮了一个朝代。 因雨成灾，粮食没有丰收，大米价格急剧攀升，抢米风潮到处出现。最大的抢米风潮发生在1910年4月的湖南长沙。长江流域出现400万以上的饥民，如果仅仅长江流域有问题，黄河流域、珠江流域和黑龙江流域保证安全，大清王朝仍然固若金汤，但是老天爷偏偏要跟爱新觉罗氏作对，当长江流域大水成灾的时候，1911年夏天南京城可以划船，武汉城可以划船，同时山东巡抚告急山东缺粮，甚至连东三省也因雨成灾。鱼米之乡、江浙二省此时也出现粮食危机。少年徐志摩时在杭州府中读书，有一天去看电影，发现那么多人围在那里，原来有人在抢粮，把米店抢了，原因是大米价格太高而买不起。他电影也没看成，黯然回到学校宿舍，详细记下了那一天的所见所闻。这是一个少年学生亲眼所见，写在私人日记里面的，可信度很高。 粮食危机可以说是大清王朝脱轨的第一个主要原因，反对辛亥革命的保守者辜鸿铭写信给上海的《字林西报》说，参与武昌起义的新军，海外留学回来的革命党人还比较文明，革命有节制，但是长江流域有几百万饥民，这几百万饥民一旦卷入革命，革命就会失控。辜鸿铭已洞察饥荒对于大清朝的威胁了。 当时清廷度支部已没有什么钱，隆裕太后至少三次从宫中拿出现银赈灾，给江苏、四川和湖北，当革命发生以后，她一面压制革命，一面赈灾，因为饥民才是她政权最大的威胁。 粮食危机还带来了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在近代化的社会永远是一个致命的威胁。当大米危机出现的时候，大清朝或许还有救，当金融危机出现的时候就真正没救了。1911年10月12日以后金融危机首先在北京出现。武昌兵变的消息传到北京已经是10月11日，11日到12日之间， 内阁竟然没开会，王公大臣没有做出一个决策，直到10月12日凌晨5点， 他们做出了一个决策:出兵镇压，派荫昌去。荫昌曾在德国留学，学过军事，曾作为清朝的使节出使德国，他最拿手的是唱京戏，但这次他自己就打退堂鼓了，在北京城足足逗留了3天才缓缓出发。其实他是在运作重新起用袁世凯，当他15日傍晚登火车的时候，朝廷前一天已下达重新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的诏令。 荫昌出发前，管铁道的邮传部长盛宣怀来了，告诉他们打武汉的时候，只要保全汉阳铁厂，奖励10万大洋。盛大人下车时还对着火车窗户跟荫昌说:“这个事情别忘了。”荫昌说:“盛大人，你放心，只管把大洋准备好就行。”这句话让外国记者全听见了，他们的理解是:原来朝廷派兵南下军饷没准备好。第二天，日本、英国等国记者纷纷发布消息，到处都传开了，国库当时还是有200万大洋，13日就拨出了50万军饷。 但是，这个消息一登出来，老百姓认为清朝没钱了，意味着自己存在银行的钱不安全了，大家都到银行取钱， 最起劲的是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他一家就取出至少几百万两以上的巨额存款，直接存入英国汇丰银行。只有两天的时间，北京有几家银行就关门了，以前可以给银票、纸币，现在都没有人要了，只要现大洋，宁肯背在身上重一点，但是踏实，能买到米，米也越来越贵了。他们每天在日记里写着:今天大米价格又飙升了，而且店里没有那么多米卖给你，警察出来维持都没用。 接下来发生金融危机的是上海，昔日富庶繁华的十里洋场一夜之间现金不够了，他们向外国人紧急呼救，外国银行原来对中国银行很好，这个时候就不好了，因为不相信中国银行了。上海几家大的民营银行都关门了，门口贴出告示“因现金告急，暂停营运”。从南到北，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甚至包括最稳定的东三省像奉天、营口、大连等地都出现了程度不等的金融危机。 谣言最终变成了事实 与金融危机同时出现的是逃难潮，他们兑钱出来做路费，北京人逃到天津去，天津有租界，使得租界人满为患。像严复这样有地位的人，逃到天津后，连房子都租不到，最后只好在小旅馆里住，因为他跟外国人关系很好，外国人说“你可以到烟台来，我借个房子给你住”。天津全都 住满了，房价急剧攀升，有一些北京人在天津待不下，就住在北京的两个地方，一个是东交民巷使馆区，一个是六国饭店。还有一个流向是纷纷逃亡上海，全国各地都有人逃到上海，上海的房价也贵得不得了，米也贵得不得了，当上海和天津租界人满为患的时候，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地方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和逃难的背后是人心恐慌，全国各地到处都是谣言，大清朝的脱轨，可以说是因为下雨，也可以说是因为谣言，报纸上每天登载的消息有许多是假的，凡是讲革命党人胜利的消息，在南方的报纸畅通无阻，而说清兵打胜仗的报馆就有几家被砸了。 很多人当时的日记里每天都是不同的谣言记录，但过了几天，谣言统统都变成了事实。比如说今天写的“太原沦陷”，明天写的“西安沦陷”，过后一个星期都变成事实。 大清朝之所以脱轨，不光金融有问题，银行要关门，国库也没钱，这是财政困难。一个天朝大国，到了国库山穷水尽的时候就一天也混不下去了。钱都到哪里去了,毫无疑问是落到私人的口袋里了，许多亲王、贝勒和大臣家里都很有钱，唯独大清朝的国库没钱。最困难的时候，国库里只有20万两白银，许多部因为没有发工资，纷纷关门，度支部不断地想办法借款。显赫的盛宣怀第二个女婿在司法部任职，离开北京时，竟然找不到路费，因为司法部已经不发工资了，等了45天，终于等到了200两银子，船票涨价，路费都不够，最后在天津的典当行典当凑齐了450两，终于南下上海，但是拖了很长时间。袁世凯后来逼隆裕太后把私房钱吐出来，一次一次地逼，拿到巨款后他还是不肯出兵打仗。为什么清朝最后没有以血流成河告终,南北之间没有发生大规模集聚的南北战争，只是在武汉、南京、陕西打得比较激烈,原因就是袁世凯从来没打算动真格的。 三方妥协的革命模式 袁世凯早就想好了，要是动真格的，跟南方革命党人拼命，虽然赢了，也是杀敌一千自伤八百，朝廷还是要收拾他。南方革命党人，哪怕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后也是没钱，双方没有大打出手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南北财政困难，外国不肯借款。 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以及同盟会与光复会的革命党人付出了巨大 的牺牲。虽然他们的力量非常小，经常是从失败走向失败，但他们用勇气和牺牲换来了亚洲第一共和国。当他们掌握了南京政权的时候，他们完全可以不顾一切举兵北伐，和袁世凯决一死战，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愿意妥协，并交出南京政府，让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隆裕太后宣布退位。虽然三方都不是最满意，但三方都可以勉强接受，而普通的中国人却少牺牲了很多生命。革命的结果不是要让某一方独赢，一些人胜利了，但大部分人都失败了。当我们经历了几十年或上百年之后，我们知道胜利没那么了不起，我们宁愿不要胜利，少一些这样的胜利就少一些牺牲，所以此时此刻回望一百年前的中国，孙中山与黄兴在一个几千年的官本位社会里，愿意放弃权力，鞠躬下野，这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们三方的妥协，三方都是被动的，但是化被动为主动，中国人民就有了一个小小的胜利。(据《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