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半两的区别

秦汉钱币在我国钱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秦汉钱币从钱币类型上可分为半两钱币，汉代五铢钱币，王莽钱币三个部分。半两钱依铸行时间先后划分为三个阶段，秦始皇统一六国前为秦国半两，统一后的谓秦朝半两，汉朝谓汉半两。半两钱历经秦汉，行用数百年，其间几经变迁，古往今来，学者多从重量、大小、文字体风格，钱币形制的特征等，来判断半两钱的类别和时代关系，但要想严格分清先秦半两、秦半两、汉半两，并非易事。 汉承秦制，初期仍用半两钱，并对半两钱的、重量不断探索，使它逐步达到百姓乐用的目的。元狩五年（前118年），铸行五铢钱，自元狩五年至唐武德四年（621年），这种“五铢”钱文的铜币使用达七百余年，在中国货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铢两制的钱币和其后通宝制钱币，形成了中国钱币的两大货币体系。昙花一现的王莽新朝钱币，以其多样性和纪值币的试验及铸工精良为后世提供了实例。 一、半两钱币 秦朝（前221—前206），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权，它是在战国时期秦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秦统一之前，半两钱多为圆孔圆钱，后改为方孔圆钱。钱币多由商人铸造，用以牟取暴利。战国秦半两的铸行，约始於战国秦惠文王二年（前336年）“初行钱”前。简公七年（前408年），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到了献公七年（前378年）任用商鞅变法。孝公十二年（前350年）迁都咸阳，十四年（前348年）“初为赋”。租禾是实物田租，“赋”是农民交实物田租税外，仍要以货币来纳口赋。手工业者和商人也要以货币来纳税。《史记·始皇本纪》后附《秦纪》载，惠文王“立二年，初行钱”。史书上关于秦国铸钱的记载比较晚，“初行钱”不等于说秦国到了惠文王时才开始铸钱。秦国的圜钱出现较晚，但因其造型的优越，并以锱铢等重量单位计算，再加上秦国的国力影响，投放市场后，为秦统一币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赢政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以秦法同天下之法，以秦币同天下之币”。规定以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单位为镒，镒（二十两或二十四两）为单位，钱币一律由中央政府铸造，第一次从制度上禁止民间私铸。司马迁《史记·平准书》：“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三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黄金主要用于宫廷对外赏赐，馈赠及大宗交易。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从而结束了六国时期钱币形制繁杂，文字各异，单位轻重不一的紊乱局面，确立了中国封建社会铸币的基本币形，使钱币的文字和形态得到了统一，铸币权的统一直接有利于币制的稳定性，他巩固加强了国家的铸币权和发行权。秦钱不铸地名，正是铸币发行权集中的反映。这种方孔外圆形制的铜钱，使用二千多年，一直至廿世纪初期，对中国货币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影响到日本、韩国、朝鲜、越南等国。 另外，秦朝在行用钱币的同时也使用实物货币——布。据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其中“金布律”载：“布袤八尺，福（幅）广二尺五寸，布恶，其广袤不如式者，不行”。规定每匹布的长度与宽度，目的在于统一标准，以便于作为流通手段。每匹布与铜钱的兑换率，《金布律》也作了明确规定：“钱十一当一布，其出入钱以当金布以律”，即每一匹布可以当铜钱十一枚使用。为了不许商贾重钱轻布，或者重布轻钱，《金布律》还规定：“贾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择行钱、布，择行钱、布者，列伍长弗告，吏循之不谨，皆有罪”。意即对钱与布这两种流通手段，不许有所选择。 秦朝钱币的造型极具政治色彩，圆形象征天命，内方代表皇权，把钱做成外圆内方形状，象征君临天下，皇权至上，“半两”钱所以也就成了秦代“天命皇权”的象征。《吕氏春秋·圜道篇》：“天道圆，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天下。何以说天道之圆也，精气一下一上，圆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圆；何以说地道之方也，万物殊类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故曰地道方，主执圆，臣主方，方圆不易，其国乃昌。”秦代二十四铢为一两，“半两”意重十二铢，这些数字都是六或六的倍数。如此多的六体现在秦半两上绝非偶然，“六”是阴阳五行中水的记数，是古人阴阳五行学说思想含义的体现。有人认为外圆内方铜钱的这种形式反映了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秦代是否已有这种观点尚不能肯定，但这种方孔圆钱的形式从此被长期固定下来，其中的偶然性中也有其必然性，因秦在战国时期已经行使半两铜钱，由于圆钱便于携带，方孔又利于锉磨，所以被长期沿用下去。秦半两成为中国制钱的规定模式，也标志着中国金属货币进入一个重量名称和货币名称统一记重货币新的时期，这在当时是一种先进的金属铸币形式。 (一)先秦半两 《史记·秦始皇纪》记:秦惠文王二年(前336年)“初行钱”。秦设市甚早。此后，经三百数十年，市渐多。献公七年，方颁制，“初行为市”。秦建县，始于春秋。进入战国后，不断增置。《六国年表》记当年“初取小邑为三十一县”；一年后，孝公十三年，方颁制:“初为县，有秩吏”。《六国年表》记:孝公十二年，“令为田，开阡陌。”经四十五年，昭襄王四年，才正式颁定“初为田，开阡陌”之制。秦惠文王十年，任张仪为相，为秦设相之始。经十七年，至武王二年(前309年)，才定制:“初置丞相”。据此，“初行钱”与“初行为市”、“初为县”、“初为田”、“初置丞相”等皆同。“行”，实为“颁行”；“钱”，实为“钱制”。故惠文王二年“初行钱”，系颁定钱制。定制之钱，当始铸于“初行钱”前。《六国年表》又记:同年，天子“贺行钱”。《六国年表》为司马迁专记战国至秦亡，二百七十年间之六国大事年表。在此期间，六国先后新铸之钱币，品种与次数甚多，但天子“贺行钱”事仅录此一条，因此，“初行钱”为颁制之钱。 先秦半两（下限约在秦统一前），钱文为大篆，或有小篆意，文字风格篆风古拙，书体放逸圆活而富有变化，半两二字在币面上占有很大位置，十分醒目。钱体多不圆，面背多无内外郭，穿不方，厚薄不匀，背粗糙不平或有铜渍，钱形周边不修磨加工，多毛刺，铸口宽大而不修平，有上下左右浇口，流槽处形成铸柄多保留。工匠也各自按个人的书写习惯，在钱范上划写钱文，行笔用力轻重不一，致钱文笔画凸凹不平，或明或隐（隐起文）。有的多笔少划，无拘无束，随意自由。细字的细劲有力，粗体的粗放古拙，大气雄伟，字体有圆折、方折之分，其中圆折隐起者较多。圆折，字形圆润。方折，字形方正。规格繁杂、类型繁多，千钱千面，难睹雷同。与钱文相比，钱币的形体和穿孔铸造则不够经意，不甚考虑钱文与钱形穿孔比例关系，穿孔仅仅是个实用的、供贯穿的孔洞而已。这个时期半两钱的文字、钱体布置安排，重点强调“半两”这个重量概念，证实当时钱无定法，铸造不统一，“钱”的概念还未能从商品铜中完全抽象出来，体现了一种原始的布局关系。 先秦半两，钱形多在3厘米以上，亦有较小者。多数人认为先秦半两当时所铸必定十分厚重，大量的钱币发掘表明，先秦半两虽名重“半两”，但实际重量悬殊极大，3至6克的占了很大比例。1981年许昌县张潘出土秦半两窖藏1.5公斤，在这批半两中，钱径最大者33毫米，最小者21.7毫米；最重者9.5克，最轻者仅3.2克。在厚重型半两钱中，有饼状半两钱，与一般厚重的早期半两钱相比，饼半两钱文字口较为浅平，模糊不清者甚多。 “半”字书写上作“八”首，下多见短下横，圆活的大篆体中透着一种金文韵味，特别是上横笔，气息类似两周“钟鼎”或三孔布背文“朱”字的上横写法，笔画深厚，顺序完全同于篆书的书写顺序。过去学术界多数人认为短下横“半”字是先秦半两的主要特征之一，但先秦半两钱中长下横的也不鲜见。有中竖上不出头和缺失整个下横的，既便是短笔缺画，制范者也并不补刻缺笔。 “两”字上横笔短，圆肩、下脚内收，字体变化多样，多见“双人”两。“人”字书写，有的一边上首长，一边上首短，有“长人两”、“短人两”，“长人两”，人字通顶，“两”字字形狭长粗劲。“短人两”，肩圆、上甚短。有的“双人”不象“双人”，“十字”（即双人书写为十字）不象“十字”。过去钱币界多认为“十字两”是晚期四铢半两钱文的特征，但早期半两钱的两字也有此种异书体，只不过很少而已。这个时期的半两钱中，另有双人书写上部为两竖或三竖，下部为一“T”，写法特殊的“两”字钱，这种书体在晚期半两钱中很难见到。当时对钱文的书写并不注重，越是早期的半两钱，钱文越是带有随意书写的特点。钱币文字的不成熟性、随意性、原始性越突出，凸现了先秦时代文化特征。秦代以前半两钱形制与书法的多样，除了一般考虑的时代因素外，还应该反映着半两钱铸造上的地域因素。战国后期，秦对六国的兼并战争使其国土急剧扩大，在文化背景及科技条件等方面均有异于秦国本土的新占领区，亦需按军事占领者的政治经济要求，铸造以“半两”为面文的新钱币。在这种情况下铸成的新半两钱，必然也带有各自的地域性特点。 先秦半两的流通存在明显的区域性，从考古材料看，秦朝版图的大部地区，几乎都有秦半两出土，但出土的数量则不均匀。处于政治中心的陕西省出土最多，其次是四川、甘肃两省及邻近省区，远离政洽中心的边远地区很少发现，流通范围限于秦国领土之内。流通多随军事而流布，故多发现於秦军经略六国之通路。 （二）秦半两（秦统一时期） 始皇帝统一中国（前221年），仍使用半两钱。此时铸行的半两钱称秦半两。钱外圆内方，无内外廓，背平无文，篆书“半两”二字分别列于穿孔两侧，钱文凸起。周边不甚规整，有流铜现象。“半”字上横方折，其下横与“两”字上横均较短，笔划粗细不匀，各钱大小轻重不一。按秦量制，半两为十二铢相当于8.28克。按秦法，法定半两钱应该名实相等，所以一些制作精好，文字规整，重达8克左右的半两钱大约铸于秦始皇时代 从大量的出土资料判断，秦朝官铸半两钱直径27毫米左右，重量多不合半两（12铢8.28克），合于半两者为数甚少，在尺寸、重量上存在很大的差异。陕西风翔高家河出土的秦半两，形状相同，大小不一。厚重轻薄不等。最大直径3.4厘米，重12克。最小仅仅2厘米，重2.25克。陕西凤翔高庄秦墓地出土的半两钱，最大的直径3.2厘米，重6.75克。最小的直径1.15厘米，重0.2克弱。在始皇陵鱼池村遗址出土的540余枚半两钱中，取50枚测得数据，钱径最大者28.3毫米，最小者26.4毫米，最重者6.01克（合8.2铢），最轻者2.3克（合3.3铢）。虽说货币由王室专铸，但往往随时而变，轻重无常，大小不一。如严格要求，许多半两钱是不够标准的。史书记载，秦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项梁，就曾自铸秦半两大钱。以此，可知“半两”仅为法定价值，而非铸币的实际重量，在社会流通的钱币大部分属于减重的半两钱，半两钱已失去实际意义上的纪重钱，走向了抽象意义的一种标记，可见秦始皇颁布的度量衡，一时尚难以统一实施，始皇法定推行的货币标准化也是不尽完善的。 秦朝行用的半两钱，按入土于始皇帝三十年（前217年）的湖北云梦睡虎地竹简载：“千钱一畚，钱善不善，杂实之，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勿取异”。按此条律令，当时流通的钱币存在好与坏的差别，也就是混同使用，秦朝钱币也同时混合使用。 《史记·六国年表》亦记:是年，天子“贺行钱”。《六国年表》又记:嬴政死，胡亥“复行钱”。秦二世胡亥“复行钱”，为重申秦钱制。以往虽有“复行钱”为胡亥改行轻小半两钱之说，由于出土资料证实先秦时轻小半两钱已大量铸行，秦简《金布律》又明确规定:“钱善不善杂实之……百姓市用钱，美恶交杂，勿敢异”，故此说当予否定。而胡亥重申诸秦制之史实，却物证、史证皆备。如1964年西安三桥镇出土的嬴政三年“高奴禾石铜权”，权上除嬴政二十六年加刻的统一度量衡诏书外，还有二世元年再加刻的重申诏书。《秦始皇纪》云:二世元年应李斯等大臣所请，“具刻诏书”，“尽刻始皇所立刻石”，同样是重申刻石所录秦制、秦令。故“复行钱”的记载，再次证明“初行钱”确为颁定钱制。 秦时，法令严酷，民间铜钱匮乏，据《史记》载：刘邦服役，吏人饯别，每人送钱三而萧何独送五钱。当时送钱以三五相计，可见钱币的贵重状况。是什幺原因造成货币量的少那？它和当时商业的萧条有关。秦政权对百姓头会箕敛，征发亡度，筑城戍边，修宫造坟，全国的成年男子几乎都在为皇权服役，人民的生活降到了最低水平，商品经济自然无法繁荣，整个社会在客观上对货币的需求量也大大减少。 总之，秦始皇统一币制，极大地便利了全国各地之间的商品交换和经济往来。它既有利于封建国家的赋税征收，也为商品经济发展提供了方便，同时促进了辽阔疆域内经济共同体的形成。此外，从材料利用和制作工艺来看，“半两”钱的造型比其他任何形状都节省铸材，是一种最优化的选择，而且中间的方孔便于固定锉修。说明当时的人们在材料利用和工时效率方面都有过深刻的研究和探讨。“秦钱为我国第一代之通货，亦为方孔圆钱形制之始，开中国两千年钱币形制之先河”(蒋若是语)。 相传，有种统一时行用的半两钱，币文系当时政治家、书法家李斯的手笔，李斯颇善书法，泰山琅玡台石刻是他撰写的标准小篆，结体协调，笔力工致，古拙苍劲，是早期书法中的佳作。李斯以秦籀文为基础，一扫先秦各种钱币书法的繁复、冗赘之气，钱文笔画气势不凡，稚拙含秀、结体如铁石，连笔之处纡绕曲折，体现了秦篆风格，形成小篆体，使钱文书法艺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秦半两。形式有：大样、小样、美制、无文。穿有：广穿、狭穿、花穿、重穿。穿上一横、穿下一横、穿上下一横。星月纹、背阳纹“二”、背阴纹“二”。字体有：隐起文、左读、大字、小字、肥字、细字、垂针、扁书。半字分：大半、小半、升半、降半、长半、斜半、缺半（仅有两字）。两字有：长字两、长人两、连山两、十字两、出头两、点两、缺笔两等。 三、汉朝半两 秦王子婴元年（前206 ) ，刘邦至霸上，秦王子婴降，秦亡。刘邦称帝，国号汉，都长安（今西安），史称西汉。西汉时，行用以铜铸币的纪重半两、五铢钱为主，另有皮币、白金和黄金币等。公元25年，刘秀建都洛阳，史称东汉。从西汉、王莽新朝到东汉前期，人们对钱币的外形尺寸、重量、使用材质进行了多次探索，最后终于选择了铜铸币的方孔园钱——五铢，作为人们日常使用的钱币，这种纪重的五铢钱行用了七百多年，对中国钱币产生重大影响。汉初的货币，史书所载，有荚钱、八铢半两、五分钱、四铢半两、三铢钱、武帝半两(或称三分钱)六种。实际上钱文只有半两、三铢两种。因荚钱、八铢、五分、四铢、三分五种仅是轻重之分，钱文均为半两。 1、榆荚半两 铸行于西汉早期。汉初，旷日持久的楚汉战争，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国穷民困，经济萧条。刘邦起兵时，开始自行铸钱，虽沿袭秦半两旧名，而实际钱重仅三铢左右，刘邦在其军事势力范围强制以这种不足重（值）货币与厚重的秦半两等同使用，从而获利。《史记·平准书》载：“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汉承秦制。高祖实行黄老无为政治，致力于经经济的恢复。在钱币的铸制上也体现了黄老无为的政治思想，于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规定：将秦时法重十二铢的半两钱，减重至三铢，面文仍为“半两”，地方和民间可自由鼓铸，开始了西汉政权立国后第一次币制改革，为西汉铸钱之始。 高祖采用放民私铸政策，郡县与民间自铸者不可胜数，钱型大小极不统一，难以标准衡量，史称“荚钱”。荚钱系民间的一种形象比喻，因其轻薄，状如榆树的果实，故称榆荚半两，结果是钱币重量越铸越轻，引起物价飞涨，“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可见当时货币铸制混乱程度。这里除钱币减重的因素外，不法奸商囤积居奇，也是物价飞涨的重要原因。 从许昌出土的榆荚半两看，制作多简陋，钱径一般在12毫米至14毫米之间，最大直径14.9毫米，最小9.8毫米；穿径一般为5.6毫米，最大穿径9毫米，最小穿径4.7毫米；厚度一般在0.7毫米到0.9毫米之间，最厚1.3毫米，最薄0.4毫米；重量多数在0.5克到0.6克之间，最重0.8克，最轻0.09克。钱文粗细不等，细者如人发，有些笔划尚需仔细观看方能见到。文字有高挺，字高超过钱厚，字有省文缺笔现象，字的位置有上有下且大小不等，个别钱带外郭、铸柄，这大概是因公私兼铸所造成的 榆荚半两。形式有：美制、肥字、细字、小字、长字、斜文、缺笔、升半、降半、斜半、左读、复读、狭穿、穿上一横、穿下一横、穿上下一横等。 2、吕后八铢半两（前186年——前182年） 高后时，为了改进秦钱太重（8.28克），荚钱太轻（1克左右）的弊病，高后二年（前186年）秋七月，行八铢钱。八铢半两仿行秦半两，钱文仍为“半两”，文字形体极似秦钱笔意。因钱重约八铢（5.52克）左右，故称“八铢半两”，俗称吕后半两。铸币权由国家垄断，禁民私铸。其钱体大小应有统一标准，但汉初郡国、民间多自铸钱，钱体大小、轻重不一，标准很难统一。 八铢半两。大样薄肉，钱文平坦，字口浅，字形结构疏朗，方正而宽阔。无内外郭，背平素，厚薄均匀，轮郭整齐。笔画分直角方折，圆折二种，方折较多，书体少变化，有大小、长短、粗细等。穿孔周正，有大、小、广穿。钱形周边不修磨加工，或有铸口、铸柄，流口有二至四个不等。钱径一般在27一31毫米间，重量多在3.5一5.5克间。 “半”字写法有宽阔方正和狭长，上宽而下窄等。大多“半”字立横划等长，有的“半”字下横两端上翘。有大、小、斜、扁、断笔、缺笔、倒书等。 “两”字有大、小、长、斜、扁、断笔、缺笔等。上横笔多短而偏向内侧，内成双“人”字形，又可分长人、双人、连山两。钱文在钱体上的位置有升半降两、有升两降半、离轮、左读等。 汉初经济的凋弊，加之市场上流通的秦半两、榆荚半两、八铢半两三种钱币，在重量和外形尺寸上差别太大，为货币重量控制在八铢单位重量标准化方面，带来了很大困难。从二年秋七月到六年六月，殆四年，八铢半两行用不久又逐渐减重。高后六年六月（前182年），八铢钱重，民不乐用，于是不得不改行“五分半两钱”。 3、吕后五分半两（前182——前175年） 五分半两。因其法定重量为半两（12铢）的五分之一而得名。重量通常在1.5—2克之间。另一说五分钱得名于“径五分”，考汉尺五分，约合今制1.15厘米，这个数据与所见五分钱径度多在2.2厘米左右相去甚远，此说似不可取。 五分钱，形制规整，穿孔极大，钱文狭长，小篆书体中隶意内蕴。“两”字多“十字两”，也有的为“短人两”。另有一种五分钱外缘凸起，内里深凹，文字一半在外缘高处、一半在低凹处。术语称为“蛇目半两”。 由于五分半两穿大肉狭，原来的书写手法施展困难，在钱文的刻制方面，开始采用定位刻制钱文的手法。在传世的五分钱及其荚钱中，可见到以线、点定位方法刻写的钱文。以定位方法刻写的半两钱钱文，字形出现了“分笔”的风格特点。可证“五分钱”铸行时期，已开始注意钱文形制的规范和形式了。半两钱体系中，汉代风格的明显出现，是以五分钱为起始的，是半两钱中类型特征十分突出的一种。 4、四铢半两（前175年——前140年） 文、景帝两代四十年左右的时间，政治稳定，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商品贸易开始兴旺，市场价格相对稳定，历来被视为是封建社会的“盛世”，史称“文景之治”。迫于制钱的滥恶，货币的标准化问题更显得迫切。前元五年（前175年），文帝不令整顿币制。更铸四铢钱，令民自铸。《汉书·文帝纪》中载:“五年夏四月，除盗铸钱令，更造四铢钱”。钱文仍为半两。规定钱重4铢，不许掺杂减重，允许私铸。郡国豪强兢相铸钱，遂使吴王（刘濞）、邓（通）钱布天下。由于民间受条件限制，不可能铸出标准重量的铜钱。其次是民间铸钱为了取利，不掺杂减重，则无利可图。为此，政府一方面下令严禁掺杂，犯者处罪，一方面默许在民间出现的钱称制。 使用钱称（法码）可以使轻重不同的半两钱得到一个标准的币值。这种钱称有的铸成穿带印式，上有穿孔，可以系绳悬于天平一端。面文为四朱的较常见，有的带有地名，如临　四朱、驺四朱、东阿四朱、陈四朱、宜阳四朱、下蔡四朱、容邑四朱等，钱称存世不多，后几种都极罕见。 文帝半两。钱文粗而宽放，篆意较浓。笔画方折，文字清晰方正，不带隐起，字甚古朴，接近西汉早期文字风格。“半”字下部二横等齐，“两”字上部横画较长，多为“双人两”。书写不规范，有大字、小字之分。钱体有内外郭、或有内郭、或有外郭。内外郭在半两钱上的应用，起到了加强筋的作用，增加了钱的外来承受力，使钱币不易损坏，保护了钱文免受磨损。虽然早在战国未期已出现了这种形制，可是，半两钱并未继承，通过近二百年的摸索，终于使钱币形制又走向有郭的道路，同时为五铢钱的形制提供了经验。 武帝建元五年至元狩五年（前136年——前118年），武帝承文帝半两钱制铸行半两钱。这种钱是汉以来第一种稳定的货币，也是半两钱行使二百余年的最后品种，它的大小轻重对后世小平钱的铸造影响深远。这个阶段的半两钱文，字形均较方正，字的大小基本与穿孔高低相对应，一般说来，钱文的上下缘与穿孔的上下缘平齐或略有高低，此时的“半两”二字基本字形大小等同。这些特点越是到了晚期越是突出。后期半两的“注意”，还体现在钱文改笔之上。有重文的，是因为原刻钱文不规范，与边缘或穿孔距离比例不合适，在这种情况下，范文的刻写者又重新改补，形成了重笔。这种补笔重文现象，在早期半两钱上是甚少见到的。 武帝半两较文帝钱文秀丽，“两”字“冂”窄长，多呈“十字两”及无人两，笔划上细下宽，钱体内平，外郭边缘经过打磨，多有内外郭、或有外郭、或有内郭。大多数钱圆函方，有的还初具了外郭或内外郭，钱文的刻写手法，与早期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最显着的特点是注重了钱文的规范性。注重了钱文在钱面上的比例关系，特别是穿孔与钱文的比例关系。在一些有郭的四铢半两钱上，钱文除考虑到穿孔关系的同时，还注意了与外缘(外郭)的比例关系。钱文的规范，是半两钱形制的成熟及规范化的需要。从根本上讲：是社会发展、经济生活中对货币的一种要求。发展到四铢半两钱阶段的半两钱，纪重货币“商品铜”(铜块)的原特质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上变得越来越淡薄，名(“半两”)与实(“四铢”)的脱离，使得这时的纪重货币半两钱，具有了一定的“价值符号”意义，钱币的象征性变得愈来愈强。离“商品”距离越来越远的四铢半两铜币，也就越来越需要强调钱币的整体美及布局的合理化。原始落后的制造技术已不适应货币的大量使用和铸造量的急剧增加，可重复使用的石质或其它硬材质钱范，已逐渐取代了早期采用的泥质铸范。 四株半两。钱径一般2.5厘米左右、穿宽0.9～1厘米。铸造工整，字文清晰。“半”字上部与上横均呈曲笔，而下横长于上横。“两”字内成“十”字形，当属武帝四铢半两时期。“两”字常见有三种写法：1.“双人两”，“两”字中间为两个“人”字“”。2.“连山两”，“两”字中间“双人”简化为一横向波折线“”。3.“十字两”，“两”字中间“双人”简写为一“十”字“”。版别大致可分以下几类：⑴常见品，钱身上无特殊标记。一般两字的中竖与上横不连，相连的极罕见，称有颈半两。字体较长，笔划细劲者，也较少见。⑵有郭类，有外郭的较多，有内外郭的少见。⑶传形类，传形半两的文字左右倒置，有环读者，均少见。合背半两极少见。⑷标识类，有星文、横文、竖文及阴刻文或凸起，等，均少，有竖划的更少。⑸佩钱类，穿孔常为菱形，除半两二字外又带有其他文字者均罕见。带有人名、吉语或各种图案为汉人随身佩挂之物，如太常、阳闰、日人千金、带钩半两等。民间私铸四铢半两，文字粗劣，大多不成文字。当时，有些地区还铸有铁质四铢半两，已知是中国最早的铁钱 七十年代末,海外有个研究会创始人自称是秦始皇转世，要求信徒收集秦半两，越大越重越好。一时间，大半两身价倍增，最大的一枚据说卖到了好几万。实际上特别厚重大型的半两钱应出在西汉的文、景时代。当时政局稳定、经济持续发展，百姓富足、仓真皆满，完全有条件铸一些不介入流通的特大型钱，以寓争胜炫富之意。 四株半两存世极多，有时一次出土就达数百斤。版别丰富，版式层出不穷，普通版式今均无伪造，而特殊版式伪品则不计其数。有人将二枚半两截割拼接，变成了半半及两两钱，或改刻补缀成环读半两。有人利用钱面凸起铜块，改刻成星、月、吉语及各种花纹。所以在遇到这类特殊品时须用仔细观察，是否有改刻、挖补、拼接情况。另有整体铸造的特殊伪品和大型厚重的半两钱（直径4厘米、重15克以上），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综观先秦至西汉武帝先后铸行之半两钱范，大体可分朝廷铸钱与地方铸钱两种。先秦钱范，主要是泥范和石范。泥范是用泥制成坯后焙烧成的，所以泥范也可叫陶范。这种范的制作，技术条件要求较低，商代铸造的大量青铜器，就是由泥范铸出的。泥范一般一范只铸造一次，钱成则范毁，容易导致货币形状、尺寸、重量不一。榆荚半两的大量公私铸造，从另一个方面也使汉代铸造工艺技术得到了改造和提高，自西汉起，范用石、铜、泥三种质料，不仅有一定的范型而且可一范多铸。关于钱范的区分，另有他文论之。 邓通半两 邓通者，蜀郡南安（今四川乐山）人。文帝幸臣，官至上大夫。文帝赐给蜀郡严道铜山（今四川荥经北三十里），许他铸钱①。“邓氏钱，布天下”。邓通半两钱面穿上下，或上或下，有大小不等的凸状铸块，其状有长圆、半圆、长方、正方诸种，这是其主要特征。钱文笔划有粗细之分，字形有长短之别，有缺笔少划的。“两”字写法有双人两、连山两、无人两等。个别钱带铸柄或有隐起外郭。从许昌出土的邓通半两标本实测，一般钱径23毫米到24毫米，最大直径24.4毫米，最小22.1毫米；穿径7.2毫米至11毫米；厚0.7毫米至1.2毫米；重2.6克到3.4克之间。许昌出土的邓通钱足重，有部分超重的。钱体尚可，基本上无飞边毛刺漏铜。邓通半两停铸时间《中国钱币大辞典·秦汉编》说，在景帝前元元年（前156年）。前元元年六月，“文帝崩，景帝立，邓通免，家居。居无何，人有告通盗出，徼外铸钱，下吏验问，颇有，遂竟案，尽没入之，通家尚负债数巨万”②。时，邓通免官返乡，并没有什么事。文帝所定的除盗铸钱令尚未废止，民应能仿铸铜钱。到中元六年（前144年）十二月，景帝颁发“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后，方禁民铸钱。邓通偷偷跑到外边铸钱，被人告发，下吏验证，立案查处，罚没家产后尚负债数巨万，其停铸时间在中元六年以后较妥。此种钱在河南、陕西、湖北、山东诸地多有出土，其铸地在四川，四川出土应比这些地方出土更多方为合理。 邓通铸钱地有二说。1、《华阳国志校注》说，在县北三十里。2、在荥经县即旧严道县、铜山县。城西五里。《南齐书·刘峻传》载：“永明八年（490年），峻启世祖：南广郡界蒙山（即朱提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顷地，有烧炉四所，高一丈，广一丈五尺，从蒙城南百许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铜。又有古掘铜坑，深二丈，并居宅处犹存。邓通，南安人。汉文帝赐严道县铜山铸钱，今蒙山近青衣水（荥经河）青衣在侧并，是故秦之严道地，青衣县又改名汉嘉县。且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案，此必是通所铸”。《华阳国志校注》第305页说，今荥经县城西五里有古城坪，尚有城墙一段。1977年附近发现一座战国古墓，出器物多件，中有一漆耳杯朱书“王邦”二字，古城坪，当即古严道城。荥经，古代为羌族系统（藏缅语族）的笮、徙等部落所居，故《汉书》行文中用“徼外”。注以备考。 吴王刘濞垄断海泽，煮海水为盐，大量采铜铸钱，富可与天子相比。后发动了楚七国的叛乱，充当叛乱的总头目。当时贾谊曾向文帝进谏收铸币权于中央。汉景帝时期，晁错也提出类似主张。到武帝时期，桑弘羊又尖锐地指出，听任“民间铸钱”，已使地方势力“胜过王者”，“富埒天子”，严重威胁了中央集权对国家的统治。认为必须实行“离朋党，禁淫侈，塞并兼”的经济政策，把铸币权集中在中央，才能巩固统一的封建国家。经过这几次斗争，汉武帝时，铸币权统一于中央，大大地巩固了封建国家的政治、经济力量，加强了中央集权对国家的统治。由此可见，货币的标准化，实质上也是国家统一的象征。 据说北魏时人犹能辨认出西汉吴主、邓通的铸钱来。说明它们都有独特的标记，亦即后人所称的版别。 汉代半两钱，除铜质外，另有铅质半两和为殉葬铸制的冥钱半两。从直观来看，汉半两比秦半两小，且规格不一。不同时期的半两钱。钱文刻写风格，形制演进特点及轨迹经过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笔画圆折、字体随意自由，不甚考虑钱文与钱形穿孔比例关系的先秦半两，发展到笔画字体圆中寓方，钱文开始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注重了钱文与穿孔比例关系的秦代半两钱。(2)钱文笔画开始方折，并开始注意钱文与穿孔比例关系的汉初小型半两钱。(3)钱文笔画基本方折、注重钱文与钱形穿孔比例关系的汉代八铢半两钱。至此之前的各类半两钱钱文刻写风格基本如书写特点，应该连笔的笔画，还没有或甚少有分笔书写的现象。第二阶段：(1)汉高后行“五分钱”阶段，开始注重钱文形制的规范和形式美。钱文字形出现了“分笔”的风格特点。(2)充分注重钱文、穿孔、钱体三者之间的整体比例关系，字形规范方正，完全形成了晚期半两钱规范性较强的特点。半两钱文刻写的从随意到规范，从任意以书写的手法划刻，到较规矩的采用定点定位刻制方法刻写，反映了半两钱铸造工艺的日臻成熟。透过这层表象，也映示出半两钱货币性质的逐步成熟。 半两钱的分类断代，用直径、重量作为判断标推显然是不够的，要结合钱范书体风格，钱文刻写的时代特点，从字风上加一辨别，根据出士的层位和共出器物来断代，相信是比较准确的。 6、铁半两 我国铁钱的铸行，在五代十国之前，有确凿记载的只有公孙述的铁五铢和梁武帝的铁五铢。东汉初公孙述割据四川（建武元年至十二年据，公元25—36年）时期铸币。建武元年，在四川成都自立为蜀王并占据汉中的公孙述自立为天子，号成家，建都成都，建元龙舆，色尚白。《后汉书·公孙述传》:（建武六年，公元30年）“述废铜钱，置铁官钱，百姓货币不行。蜀中童谣言曰：“黄牛白腹，五铢当复。”《四川通志》：“公孙述後以铁钱二当铜钱一。”钱币界历来从《通典·食货》之说，认为中国的铁钱应自东汉初的公孙述在蜀铸五铢开始，实误。据大量的考古资料证实，建国后湖南长沙、资兴、衡阳，湖北宜昌等地都出土发现了铁半两，说明我国早在西汉就铸行有铁钱。由于史书中没有讲明公孙述铸造了什么铁钱，所以，长期以来钱币界对其有不少猜测，有“半两”、“五铢”、“五金”、“大泉五十”、“货泉”诸说。 关于铁半两的起源，是否为真正的流通货币，现在钱币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说起源于铁质冥币，是专为殉葬铸造的冥币。根据是：1、铁半两几乎全部出土于汉代早期墓葬，似皆无流通使用的痕迹。2、汉代没有允许通行铁质货币的法令，相反明文规定禁止铸铁为币。3、汉代不存在铜荒，不会因缺铜而被迫铸铁为币。一说起源于青铜铸币中加入大量铁成分，是流通行用币。根据是：1、近年出土发现一种和绿豆大小一样的半两冥币，形状形制与早期半两相似，枚重仅0.1克。他作为冥币不必使用与行用钱大小基本相同的钱币。2、梁武帝时，铜钱被大量偷运出境，铜钱匮乏，政府不得已改用铁钱，作为一时的、局部的铜钱替代物或铜钱的补充。纵观蜀汉、十国的后汉、楚、闽，以及两宋、辽、金、西夏等，无一不是因铜荒，不得已而铸铁钱的。3、汉代冶铁业的大发展和冶铁技术的提高，为铸铁为币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技术保证。 蜀地乏铜而富产铁，公孙述自立为王后，切断了与中央政府的联系，与外界的贸易又不畅，加之蜀地百姓习惯行用汉钱已久。因此，公孙述仍沿用汉朝钱式，铸制铁半两、铁五铢的可能性很大。湖南衡阳，长沙出土的铁半两可证：1955年一1959年间，湖南衡阳，长沙两地十余座西汉墓葬分别出土数百计铁半两钱。形状形制与文帝“四蛛半两”铜钱相似，边缘微起，无明显周廓，分有廓，无廓两种，背平素。一般钱径在2.3一2.5 厘米，重1.9一2.5克左右，“两”字双人有作“从”状或简化为一横者。 公孙述是否照王莽钱式铸制铁钱？我认为，公孙述本人一向不服于王莽，加之百姓内心认入为王莽篡汉，如按莽钱钱式铸钱，肯定不受百姓欢迎。其最有可能的就是参照半两、五铢钱式铸造铁钱，所以，铁半两当为公孙述所铸之铁钱。是中国造币史上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铁铸币。 铁钱在我国古代虽然不是货币的主流，但它是我国古代铜铸币的一种重要的补充形式。从汉代起到清代末断断续续铸行了两千余年，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中国货币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总之，铁半两的起源和用途，仍待补证，值得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