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额利润所得税与分配不公的矫正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传统的平均主义收入分配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经济效率不断提高，经济维持高速度发展的同时，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明显加大，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的警戒线，引起了多方面的社会问，减小收入分配的差距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廖英（2000）从二次分配理论出发，认为我国初次分配与再分配领域均存在不公的分配[1]；张希君和卢华（2001）、刘葆华（2003）则从四次分配理论出发，对再分配层面进行了细化，凸显了“黑色收入”与“灰色收入”对分配不公的作用[2].已有文献认为，在初次分配领域，即市场机制起决定作用的分配方式，由于效率的优先性，实现公平分配的目标是难以达到的。因此，关注的重点显然集中在再分配领域，意图通过公平、完善的再分配机制来矫正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本文则从更深的层次展开分析，提出各种各样的垄断，包括商品市场的垄断、政治市场的垄断以及福利市场的垄断等，是造成当前分配不公问题的根本原因。矫正的办法是对垄断企业征收超额利润所得税，并就超额利润所得税的正当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以及实施的可行性进行了讨论。 　　一、超额利润来源于不完全的市场竞争结构 　　在经济学中，利润这个概念的含义是，企业的销售收入与企业的生产费用两者之间的差额。其中，生产费用包括工资、利息、租金及折旧，如果两者相等，称企业获得正常利润，因为在生产费用中已经包含了生产要素的正常回报；如果存在差额，则将之称作超额利润。经济学上的利润与企业会计核算上的利润不是一个概念。根据微观经济学的市场结构理论，在完全竞争市场，存在大量的买主与卖主，他们都具有充分的市场信息，可以自由进出市场，因而，这里不可能存在超额利润，企业只能获得正常利润，超额利润为零。而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由于信息的不充分流动，或者技术以及人为设置的进入障碍，比如专利技术、行业管制等，企业则可以获得超过正常利润的收益，即超额利润。不完全竞争市场，实际上就是存在某种程度垄断的市场。 　　一种传统观点认为，超额利润是对企业家才能的一种回报。企业家在经营过程中，不断寻找可以利用的市场机会，并降低生产成本，从而获得超出一般水平的利润。无疑，企业家的才能和作用不能忽视，企业家对市场机会孜孜不倦的寻求利用为资源的有效配置做出贡献。但是，超额利润的出现，归根结底却是由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各种形式的垄断，高额的交易成本，消费者信息的缺乏等，没学前教育毕业论文 HYPERLINK "http://www.010lunwen.com/xqjylw/" http://www.010lunwen.com/xqjylw/有一个因素是企业家才能的结果，恰恰相反，它们是企业家才能得以实现的前提。因此，超额利润不能全部简单地被认为是企业家应得的回报。当政府致力于消除垄断，完善信息交流机制，使市场趋向于完全竞争时，这些企业的利润就会消减，这一点可以显得更为清楚。没有人会认为这些措施所导致的利润消减是不正当的。在实际市场中，某种程度的垄断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正如弗兰克。奈特所说：“货物和服务的几乎所有的供应，都享有某种程度的垄断。每人垄断一定的市场区域，只在这些市场区域的边界上，竞争才是有效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超额利润是企业家主动承担高风险的回报。不能否认，在很多需要创新的领域，先进入者要承担较大的失败风险，因此成功者获得超额利润正是对风险的补偿。如果说，创新型企业率先闯入某一领域，并且获得一段时间的超额利润，那就再正常不过了，但是从长期平均来看，成功与失败的几率必然相互抵消，超额利润也同样是不可能存在的。同时在实际经济中，有时回报率较高，但承担的风险并不大；有时承担的风险很高，回报却很低。在所谓的高风险领域，持续的超额利润的存在必然是某种垄断因素造成的，比如信贷市场的不完善，使得有技术条件的潜在进入者无法获得资金支持等。所以，将持续的超额利润认作企业家承担风险之回报，其基础并不牢固。 　　从更深层面来分析，企业超额利润的存在是企业财产所有权垄断的必然结果，这类似马克思所分析的土地所有者获取的绝对地租。任何企业都或多或少存在企业专用性资产，比如专利技术、专用设备、专用人力资本等，这些资产在市场交易中存在经济租金，而企业对于这些专用资产具有所有权，经济租金相应的转化形式就是超额利润。可以将企业财产所有权分为财产控制权与财产收益权[4]，如果将其中的收益权看做控制权的延伸，则经济租金自然归属于企业；但如果将财产控制权与财产收益权视为两种完全不同性质之权利，而财产的收益并不单纯取决于企业的财产控制权，更取决于市场结构的特征，经济租金也就不必归企业所有。 　　二、超额利润是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 　　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是我国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用国际常用的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分化程度，中国早已超过了0.4的警戒线，两极分化无疑是相当严重的。但需要澄清的是，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与收入分配不公并不是一个概念，虽然二者存在密切的联系。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是指社会不同阶层之间或者不同职业之间收入差距非常大，是收入差距的极端情况；而收入分配不公是指在收入分配中，分配的标准偏离了公平的准则。因此，我们可以将两极分化作为一种分配的结果来看待，这一结果可能会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但不一定就是分配不公。而分配不公则涉及到公平准则，凡是不符合公平准则或者公平标准的分配，都是分配不公。所以，要确定什么是分配不公，关键是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理论上的标准存在较大的争议，单纯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做判断标准，显然无法对现实情况做出合理的解释。因此，有人提出将国家政策和法律作为判断的标准。这一标准存在明显的缺陷，按照这一标准，封建社会地主对农民的掠夺，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中国改革前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都具有了公平的性质。因此，这一标准是无法成立的。本文认为，收入分配的“公”与“不公”，判断的标准是正当性标准，符合正当性标准的收入分配，无论差距大小都是公平的，反之，就是分配不公。那么，接下来就出现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何谓“正当性”？ 　　“正当性在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话语中是较常见的用语。由于各学科都有自己理解和阐释现实的方式，因而，也赋予了正当性不同的含义。……正当性判断是在存在规律、道德和法律规范的预设之上作出的。断定某事物是否具有正当性，总是与评判者所根据的标准有关。”[5]因此，凡是与预设的规律、道德和法律规范相一致的事物就具有正当性，而与之相违背的事物就缺失了正当性。根据以上关于正当性范畴的探讨，我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断定哪些事物或行为缺乏正当性。比如犯罪，由于违反法律而缺乏正当性；欺骗，由于违背道德而缺乏正当性；比如垄断获利行为，由于对市场效率造成损害而缺乏正当性。正当性标准才是判断收入分配“公”与“不公”的正确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