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45

※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 Ｕ　　　　　　　　　　　　　　　　　　　　　　　　　　　Ｕ Ｔ　　　　　　　　　　　ＵＴＯＰＩＡ　　　　　　　　　　Ｔ Ｏ　　　　　　　　乌　　有　　之　　乡　　　　　　　　　Ｏ Ｐ　　　　　　　　 （电　子　半　月　刊）　　　　　　　Ｐ Ｉ　　　　　　　　　二零一一年　第十期上 　　　　　　　Ｉ Ａ　　　　　　　　　　　　　　 　　　　　　　　　　　　Ａ ※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ＵＴＯＰＩＡ※ 网址：http://www.wyzxsx.com   　http://www.wyzxwyzx.com 总一百四十五期　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出版 乌有之乡网站地址：http://www.wyzxsx.com   http://www.wyzxwyzx.com 订阅办法：请发送申请邮件到utopia001cn@gmail.com，标题注明“订阅乌有之乡电子杂志”。如有疑问请致信 wyzx@wyzxsx.com 咨询。 —————————————————————————————— 目录 —————————————————————————————— 2【时代观察】 2张文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经验 8张宏良：康菲漏油和高铁事件——睡梦中的民族劫难 17黎　阳：南方报系用“公民”代替“人民”的奥妙 21蒋高明：先玉335到底是不是转基因？ 22金　微：农业部首度承认环保部检测先玉335含启动子 26农业部欲盖弥彰辩解启动子，连发两文再度为先玉335“辟谣” 31【财经视点】 31韩德强：入世十年——中国化入全球 33左大培、孟　捷、贾根良、周　文：经济理论的多元化和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44贾根良：外资企业和热钱流入占我国外储88% 46程恩富 侯为民：准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 49李树泉：经济危机背景下的重庆突围 53【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 53贾根良：国企是中国主导产业的生力军 54孙锡良：抛弃吴敬琏，理性看待“国企”与“民企” 56大众民主：妖魔化公有制背后的西方资本财团身影 60taihangbuyi：吴家店铺又开张了！——读吴敬琏《不改革国有经济无法实现共同富裕》有感 62【国际纵横】 62郑　彪：冲突的文明与激化的阶级矛盾——现阶段世界政治形势的若干基本特征 68阚道远：深度分析美国“网络自由”的战略与技术 72乔姆斯基：当今的美国需要一场“文化革命” 77刘伯松：失去的10年以及美国的衰落——布什悲剧性的遗产 79刘　仰：奴隶制度又重来？ 83【思潮碰撞】 83大众民主：复兴社会主义——当前的危局与出路 103钢筋水泥：把社会主义说清 115任　凭：不学无术的杜光——评《谈谈新民主主义的是与非》 128周　翼：让正义的枪声响起——关于死刑存废的考辨 134【历史视野】 134布拉莫尔：毛泽东在教育领域的革命 149王绍光：历史的逻辑与知识分子命运的变迁 155田居俭：毛泽东领导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功创举 160陈红兵：坎坷十年 165【杂　　谈】 165黎　阳：“普世精英”倒党灭国，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下一个轮到谁？ 170马耀邦：美国债务危机——中国对美国的信心是错位的 172赵　磊：丧钟为谁而鸣？ 175罗　援：勿忘九一八 177Zhang88：又一次大规模对台军售说明了什么 178摩　罗：不亵渎抗战史，是中国人底线 179彭晓光：甘愿被洋奴三炮绑架的自由派 182任　凭：南方系再次嫁祸于人——透析“道德”争议的背后 189郭松民：也谈所谓“愤青打老人” 190（本期完） 返回顶部〉〉 【时代观察】 张文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经验 【摘要】：要保证中国在未来的国际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需要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而人民只能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组织起来的人群。劳动人民一旦失去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由此产生的人民生产主导的市场条件,其身份就会立即转变为流民。流民人数的增长是历史上社会动荡乃至国家衰落的根本原因。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即工农联盟的巩固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当前仍在农村。中国的改革要有适合中国国情的标准,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标准。对日益逼近的外部压力,中国只能用社会主义公有制把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 人民创造历史，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它关乎中国前进的基本动力和我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要依靠的力量。而人民只是与公有制下的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的人群，脱离公有制，人民就会转化为资本雇佣的人群或流入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流民。人民支持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的基本保证，而获得这种保证的则是国家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保证。 一、历史经验值得注意 要保证中国在未来的国际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需要占国内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而不是少数“精英”的支持。但人民，一定是有组织的人群，能够组织起人民并形成支持国家的力量的并不主要来自GDP等物质条件，也不主要来自简单的“惠民”施舍，而是实实在在的公共占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反之，劳动人民一旦失去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由此产生的人民生产主导的市场条件，其身份则立即转变为流民。流民人数的增长是历史上社会动荡乃至国家衰落的根本原因。例如沙俄时期经济高速发展并未能使其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苏联的经济进步却使其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并由此成为联合国的主要创始国。曾长期留学苏联的蒋经国对此看得明白，1945年他对斯大林说：“苏联在对德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私有制。”[1]西方反共老手丘吉尔于1959年12月21日在斯大林诞辰80周年时也无不感慨地说斯大林“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有木犁，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核武器。”[2] 人民不仅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样也是古今国家永葆活力的源泉所在。我们知道，后人常将秦国能够“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3]解释为秦之“严刑峻法”，这其实说不通。因为在刑罚的残酷性上其他六国并不会比秦国逊色，从某种意义上说，刑罚的残酷性往往与国家获得人民的支持程度为反比存在。与其他六国政策比较，商鞅建立的军功与土地奖励相联系的产权制度是秦王朝获得人民（在当时主要是农民）支持的关键因素。这个以土地奖励耕战的制度使支持秦王朝的社会基础扩大到最底层的广大农民，这些人在其他六国，只能从贵族手中而非国家手中获得或租得土地。这样，与将其支持力量建立在贵族基础上而“严刑峻法”并不逊于秦的其他六国比较，秦国由此获得的社会基础就显得广大得多。如果没有这样广大的社会基础，那么，仅靠“严刑峻法”，只能更快地加速秦朝的灭亡。事实正是这样。商鞅为秦王朝建立了小农所有制，这使秦朝获得比其他六国更广大的社会基础从而统一了中国；同样，小农经济所具有的先天分散且易瓦解的脆弱性又使建立其上的王朝——如果没有新的土地资源的扩充的话——就难以长期维持。这不仅是造成秦王朝，甚至是从古代直到现代中国的蒋家王朝灭亡的主要规律性原因。 世界近代史中能够“充分表现了1789 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拿破仑，之所以在其早期可以横扫欧洲并由此开辟出一个“拿破仑时代”，其中重要原因是拿破仑的将土地直接赋予法国和欧洲农奴，并由此使农奴转变为小私有农民的新土地制度，而不是所谓的“独裁”。恩格斯说：“对德国来说，拿破仑并不象他的敌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诚然，他的行动表现出来是暴虐的，但是他的暴虐甚至不及公会的代表们可能表现出来并且实际上已经到处表现出来的一半，不及被他打倒的王公贵族们所惯于表现出来的一半。”[4]与商鞅变法相似，一部《拿破仑法典》对于欧洲农民而言，就是将土地越过贵族直接交与农民的法典。拿破仑旗帜，对于欧洲农民，首先对法国农民而言，就是让他们告别贵族制度和农奴身份的旗帜，是不再作农奴的制度保障。正因此，拿破仑获得了法国的乃至全欧洲的农民的拥戴。马克思说：“拿破仑是充分表现了1789 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农民阶级把他的名字写在共和国的门面上，就是宣布要对外国进行战争，在国内要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进行斗争。拿破仑在农民眼中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纲领，他们举着旗帜，奏着音乐走向投票箱，高呼：《Plus d ’impots，àbas les riches，àbas la république， vive1，Empereur！》——‘取消捐税，打倒富人，打倒共和国，皇帝万岁！’隐藏在皇帝背后的是一个农民战争。”[5]同样的道理，拿破仑与欧洲贵族的妥协也导致他最终失去了农民的支持，这是他失败的政治原因。恩格斯分析说：“拿破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娶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成同盟；他不去消灭旧欧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力和它妥协；他力图在欧洲帝王中间取得首屈一指的声誉，因此他尽量把自己的宫廷搞得和他们的宫廷一样。他降低到了其他帝王的水平，他力图得到和他们同样的荣誉，拜倒在正统主义原则之前，因此很自然，正统的帝王们便把篡夺者踢出了自己的圈子。”[6] 毛泽东同志注意到并成功运用了这个规律。20世纪初中国农业及小土地农民大面积解体，毛泽东同志制定了正确的土地政策，将土地问题与中国革命前途联系起来，中国共产党由此获得巨大的革命资源并建立了新中国，随后又迅速将小农经济归并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以此避免了历史上必然出现的小农在获得土地后即迅速两极分化的恶果并由此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中国。 在此，对我们最有借鉴意义的，是建国后毛泽东同志在全国范围开始这项生产资料改造工程并依此团结全国人民所选择的时机。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6月26日美国总统下令美国远东地区的部队支援韩国军队作战。6月27日杜鲁门宣布他已命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9月15日，美军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9月28日，美军占领汉城。与此同期，美国联合整个西方国家对新中国战略物质的“禁运”[7]也全面升级。 面对这样的压力，新中国需要更为坚固的社会支持力量。毛泽东同志首先从所有制而不象蒋介石那样四处“发饷”（接近今天的“发红包”）着手在国内组织共产党政权的支持力量。就在美国占领汉城的当天（1950年9月28日），中国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8]，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改运动。新中国政府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并在改造旧制度，用人民的力量肃清国内敌对分子的同时，也团结了全国农民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到1952年9月，也就是在朝鲜战争接近尾声，中朝两国人民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候，中国全国90%以上农业人口获得约7亿亩土地，使农民免除了3000万吨粮食的地租，在新中国最困难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中国主体人口即农民的政治支持。1951年5月，毛泽东对周世钊说： 我们志愿军武器远不如美帝，但常常把美帝打得狼狈逃窜。这是为什么呢？没有别的理由，这是因为我们的志愿军都是翻身的农民和工人，他们认识这个战争是为保家卫国而战。可以说，我们这回抗美援朝的战争是打品质仗，是什么武器也不易抵挡的。 一个美国的记者说，美国的军队再花20年也打不到鸭绿江。我看再打200年，他们也没有希望打到鸭绿江。[9] 就在中国抗美援朝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毛泽东预见到西方不会甘心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必将对新中国经济实施更大封锁和压力，而应对这样的困难需要更为广泛的人民基础。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及时对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到1956年中国在所有制方面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为1956年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基本没有产权交易支出的经济制度：生产资料完全掌握在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手中，国民收入不经私有产权之间的交易而纯粹进入再生产领域，这既解放了中国国内的生产力，又避免了同期印度出现的因保留私有制而造成的产权支出过大、生产资金严重短缺，及由此产生的国家建设对国际金融的绝对依赖。[10]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用社会主义制度团结全国人民，将西方在同时期实施的对华经济禁运的外部压力转化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 反者道之动。今天回头看，如果当时美国不对中国进行全面的经济封锁并让中国提前“融入全球化”、与西方“接轨”，那中国的所有制改造工程就可能不那么彻底，用于国家建设的资金就会被庞杂的产权交易大量截流和耗掉，从而使中国在建国之初就面临同期印度同样面临的GDP增长与两极分化及由此产生的对海外金融绝对依赖同步扩大的困局[11]。果真如此，那对正处起步阶段的中国的国民经济体系基本建设而言，无疑是比战争更为严重的国家灾难：新中国的支持力量就容易溃散，有组织的人民就会由此转化为无组织的流民，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及社会支持基础就会由此解体，如此一来，中国就将再次陷入历史上那周而复始的社会甫稳即乱的周期律之中。 这样说决不是事后危言，曾在印度已有相当殖民统治经验的英国人最早看到这一点。1949年8月，他们就为美国提出在外部遏制的同时，从内部以“商业关系”和平瓦解新中国红色政权的策略，当月19日英国外交部的《备忘录》就指出： 外国商业团体构成了西方在华影响的主要部分之一。我们认为，在亚洲的铁幕后面尽可能长久地保持最大限度的西方的触角和影响，是极为重要的事情。我们尤其要记住，事实将会证明，中共政权最力所不及的任务之一可能就是严密地管辖和控制在单个的中国人中深深扎根的经商爱好，只要利用中国人的经商天分，损害共产主义事业的希望依然存在，彻底放弃我们的在华地位便至少可以说为时过早。[12] 现在回头看来，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选择社会主义所有制——而不是以其他“言不及义” 的“普惠”政策为突破口——团结人民，将外部压力转化为人民支持国家动力的治国经验，对于今天中国政治家而言，需要认真领会和学习。 二、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及其解决 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即工农联盟的巩固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当前仍在农村。 今天中国农村经济已有使普通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土地永久分离的危险，有些地方官员连同一些学者，为了一点“房地产”或某些资本集团的利益无视劳动者的长远利益，用所谓“城市户口”“城市房产权”，在没有充分就业的前提下，使进城农民与生产资料所有权从而与集体所有制相分离[13]。更有报纸发表推波助澜的“调查文章”，说“郊区农民不想种地盼拆迁致富”[14]。这样舆论引导的后果显然是危险的，因为这些流入城市的人口如不能在城市获得稳定的就业而又在农村“无立锥之地”的话，当年他们养不起耕地的困境就会迅速转化为养不起用地权换来的房权的困境。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今天卖掉房子的速度比当年卖掉土地（经营权）的速度要快得多。 与失去土地相比，没有或失去住房的人群对社会稳定会形成更直接的破坏力，而目前中国城市中的天价商品房反过来又会使已涌入城市却又不能再回到农村的“市民”退为城乡地带的流民。而流民历来就是社会大动乱的温床。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同样面临并研究过这个问题。他在1887年1月10日为《论住宅问题》一书第二版写的序言中说： 当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这样从工场手工业和小生产向大工业过渡，并且这个过渡还由于情况极其顺利而加速的时期，多半也就是“住宅短缺”的时期。一方面，大批农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发展为工业中心的大城市里来；另一方面，这些老城市的布局已经不适合新的大工业的条件和与此相应的交通；街道在加宽，新的街道在开辟，铁路铺到市里。正当工人成群涌入城市的时候，工人住宅却在大批拆除。于是就突然出现了工人以及以工人为主顾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住宅缺乏现象。在一开始就作为工业中心而产生的城市中，这种住宅缺乏现象几乎不存在。[15] 恩格斯接着指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在于建立起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后消灭城乡差别。现在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但我们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乡差别还将长期存在。由此产生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些负面因素，如果控制不好也同样会产生对社会主义国家不利的后果。那么，上述住宅问题的不利后果是什么呢？恩格斯以德国为例说： 农村家庭工业和工场手工业被机器和工厂生产所消灭，在德国就意味着千百万农村生产者的生计被断绝，几乎一半德国小农被剥夺，不只是家庭工业转化为工厂生产，而且农民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大农业，小地产转化为领主的大农场——也就是意味着一场牺牲农民而有利于资本和大地产的工业和农业革命。如果德国注定连这个变革也要在旧的社会条件下完成，那末这样的变革毫无疑问会成为一个转折点。如果那时其他任何一国的工人阶级都还没有首先发动，那么德国一定会开始攻击，而形成“光荣战斗军”的农民子弟一定会给予英勇援助。 这样，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给每个工人一幢归他所有的小屋子，从而以半封建的方式把他束缚在他的资本家那里——现在就变成完全另一个样子了。实现这种空想，就是把一切农村房主变成工业的家庭工人，结束那些被卷入“社会旋涡”的小农的旧日的闭塞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上极其低下的状况；就是使工业革命推广到农业地区，从而把居民中最不活动最保守的阶级变成革命的苗圃，这一切的结果，就是从事家庭工业的农民被机器剥夺，被机器强制地推上起义的道路。[16] 综上论述，若再结合中国目前的日益严峻的“住宅短缺”问题来看，我们便会认识到，它是现代国家——不管其性质如何——社会转型中不可避免的规律性现象。现在需要我们考虑的是如何避免越来越多的被住房短缺抛弃的流民转化为“光荣战斗军”，“从事家庭工业的农民被机器剥夺，被机器强制地推上起义的道路”的历史结果发生在当代中国。 当时恩格斯提出根本解决这一问题的是“消灭城乡对立”[17]。目前看来，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当的时间内都做不到这一点。但资本主义国家却用转移危机的方式将本国内部的“城乡对立”转变为外部世界的“南北对立”。以南北世界日益深刻的对立缓和了本国城乡对立及由此引发的日益严重的阶级对立。但这条道路对后发国家，尤其是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已不可重复。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我们只有依靠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而不是什么“社区花园”、慈善式的“社区服务”和言不及义的“改革”——来解决我们面临的“住宅短缺”及由此可能引发的政治稳定问题。 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本质是保证而不是剥夺，更不是否定由人民掌握着的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目前在中国是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这是中国工农联盟的基础。只有发展、壮大和不断巩固这种所有制形式，才能使城乡间的人口形成双向即自由来回的而不是今天这样为资本驱使的主要流向城市的单向流动。只有农民工的生活在城乡之间来回都有可靠即制度性的保障时，社会才能稳定，城市商品住房经营才能成为兼顾资本与消费者利益平衡的即社会主义的商品经营。而能保证进城务工人员自愿回流农村的因素，在现阶段不仅仅是家庭土地承包权，而是保证农民土地权利的农村集体所有制和保障城市工人权利的国家所有制。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就不会有稳定的工农联盟，从而就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基础和政治稳定。早在1959年底毛泽东就注意到这一点并指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他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批注道：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18]　 改革在任何国家都是一种有阶级属性的行为，言不及义的“改革”是要不得的。毛泽东曾批评这样的政策是“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19]。中国的改革要有适合中国国情的标准，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标准，人民的标准。我们知道改革能解放生产力，但革命也能解放生产力。如果改革将中国生产力改到需要革命来进一步解放，那中国的改革就失去了历史进步作用。中国改革的底线就是不能把共产党改到人民的对立面；国企改革，不能改出“二七大罢工”。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不能基于资本财团——这是蒋介石走过且失败的道路，而应该基于工农联盟——这是共产党由此已经获得巨大成就的道路。工农联盟的基础是国家和集体所有制，这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础部分。没有它，人民就不能保住手中的生产资料，而失去了生产资料，我们的人民就会转化为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形容的“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20]的贫民和流民，这样党的执政基础也就名存实亡。而建立在流民基础上的国家政权，就会象目前中东一些国家，一遇外来压力即刻崩溃。 历史反复表明，国家政权的政治生命周期的长短及其相应的抗压能力的强弱，与其所依靠的社会基础的大小为正比，而社会基础的大小又与其所依赖的所有制形式所容纳和解放的劳动力的广泛程度为正比。1927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之间的战略能力的差距，是这一观点的有力证明。此前，国共合作开展北伐，实现中国统一，大得人心，这时蒋介石手头几乎有无限的人才和人力资源可供调配，北伐战场上也是捷报频传。1927年始，他向工农开刀，转靠买办封建势力，这便失去工农支持，以至在1948年国共两党进行大决战的关键时刻，国民党靠“发红包”和“抓壮丁”补充军事编制，但重赏之下已无勇夫；蒋介石方面已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共产党方面则有源源不断且自觉参加的人力资源可随时投入战场。这为毛泽东的战略方针的顺利实施和共产党在全国战场取得胜利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同样，也是由于我们用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别的什么制度团结了全国人民，才使新中国冲破国际国内的重重恶浪，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三、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经验 鉴于这样的经验，吴邦国同志在2011年3月10日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郑重表示：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重要的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涉及国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动摇。动摇了，不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从谈起，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也会失去，甚至国家可能陷入内乱的深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确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确立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公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夯实了立国兴邦、长治久安的法律根基，从制度上、法律上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确保国家一切权力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确保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确保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和各民族大团结，确保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和平发展道路，确保国家永远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奋勇前进。[21] 黑格尔说“哲学也必须在有国家生活的地方才能够出现”[22]。同样的道理，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只有在中国人民生活的国家才能够出现。毛泽东思想抓住了中国所有问题的症结，与蒋介石仅靠在各利益集团间八面玲珑的拉拢手段不同，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用社会主义制度将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全面封锁。同样，当代中国面对日益逼近的外部压力，也只能用社会主义所有制——而不是用仅浮在表面比如送电冰箱、发红包、送城市户口等简单的“惠民”式改革——将占中国百分之八九十的工人和农民团结在党的周围；他们是中国人民的基本组成部分，是支撑中国崛起的基础力量，失去了他们，1789年的法国、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以及目前的中东动荡，便是前车之鉴。 [1] 《斯大林同志同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经国的会谈记录》（1945年12月30日21时），参见[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2] 转引自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页。 [3] 贾宜：《过秦论》 [4] 恩格斯：《德国状况》（1845 年10 月15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6页。 [5] 马克思：《1848 年至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 年1 月～11 月1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9 页。 [6] 恩格斯：《德国状况》（1845 年10 月15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8 页。 [7]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华出口管制进一步升级。随着中国参战，美国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包括冻结中国在美资产。6月25日，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通过决议，要求会员国不对朝鲜提供帮助。6月28日，美国宣布对朝鲜实行完全禁运。6月29日，美国国务院下令各石油公司停止对中国出口石油产品。接着美国又向英国、菲律宾和“巴统”国家[7]提出类似要求。在美国的压力下，墨西哥、委内瑞拉等非“巴统”国家也加入了对中国禁运石油的行列。1951年5月18日，美国又操纵联大通过第500（五）号决议，要求会员国对中朝两国实行禁运武器、弹药、战争用品、原子能材料、石油、具有战略价值的运输器材以及对制造武器、弹药和战争用品等有用的物资。10月26日，美国国会又通过“1951年相互防御援助管制法”（即巴特尔法），其目的是“对于威胁美国安全之国家或国家集团，包括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及受其支配之一切国家在内，达到管制输出及其他目的”。参阅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5、1007-1021页。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同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的法令。共6章40条。明确指出土地改革的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没收地主的土地，征收祠堂、庙宇、寺院、教堂、学校和团体等在农村的土地。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不得侵犯，其出租的少量土地一般也予以保留。土改中团结中农，保护农民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受侵犯。所有没收和征收得来的土地和其他生产材料，除依法收归国家所有的外，应统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所有。对地主同样分给一份土地，使其自食其力，在劳动中改造成为新人。该法对土地分配的方法，土地改革中特殊问题的处理，以及土改的执行机关、执行方法等，也都作了具体规定。该法自1950年实施，1987年底失效。 [9] 周彦瑜、吴美潮编著：《毛泽东与周世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123页。 [10] 详见张文木著：《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与中国比较》，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 [11] 详见《土地改革：印度国家发展奠基中最大的政治‘豆腐渣’工程》，张文木著：《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与中国比较》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 [12] 《英国外交部备忘录》（1949年8月1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页。 [13] 广州日报 2011年02月20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1年年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樊纲表示：用各种方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在城里待下来，这是“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点。樊纲表示，工业化进程根本核心是劳动力转移，按目前分析数据，如果计算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的劳动力，至少有30%~35%的劳动力是农民劳动力，尽管他们的收入目前仍在增长，但其收入也只是农民工的一半，照此不应出现民工荒及农民工工资上涨的情况。“但现在，确实出现了劳动力工资上涨的情况，如何解释这个悖论？”他说，此悖论反映了中国的一个特殊情况，也就是我们的城市化率大大低于工业化。工业化率步速快，但城市化率低，劳动力进城了，把老人孩子留在农村。他表示，用各种方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在城里待下来，这是“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点。中国改革研究院（海南）院长 迟福林更直接表示：“总的看法是：“十二五”解决农民工市民化应当做得到，也有条件做得到。”“‘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应当作为‘十二五’城乡一体化的重大突破。参见《十二五期间资本的重点攻击目标》载《时代与思想评论》2011年第1期。 [14] 《记者调查发现南京郊区农民不想种地盼拆迁致富》，来源：2011年02月10日《新京报》 http://nc.people.com.cn/GB/13882705.html。 [15]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第二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9页。 [16]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8～469页。 [17] “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呢？在现代社会里，解决这个问题同解决其他一切社会问题完全一样，即靠供求关系在经济上的逐渐均衡来解决，但是这样解决之后，这个问题还会不断产生，就是说，一点也没有解决。社会革命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不仅要以时间地点为转移，而且也同一些意义深远的问题有关，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消灭城乡对立。”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5页。 [18] 参阅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上册，1998年，第304页。 [19]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社的两次谈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0页。 [20] 贫农们不怕失掉什么。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确实是“上无片瓦，下无针之地”。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 [21]《吴邦国：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http://business.sohu.com/20110311/n279778155.shtml。 [22]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世纪出版社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 返回目录〉〉 张宏良：康菲漏油和高铁事件——睡梦中的民族劫难 美国康菲公司漏油，毁掉了中国的渤海湾！ 借高铁事件发难，毁掉了中国在建的欧亚大陆桥！ 就在国人痛彻心扉之时，却传来了让国人更加痛彻心扉的晴天霹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要务，就是坚持依法治国。此时此刻提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完全是在安慰美国康菲公司，因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规定，污染中国海洋最高罚款额不得超过20万人民币，而20万人民币，还不到美国康菲公司在中国一分钟的石油产值。中国拥有四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域，按照所谓依法治国的要求，即使把中国四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海域全部污染掉，最高罚款额也不能超过20万人民币，也就是说，中国四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海域，还不如北京普通住宅中一间小小的厕所值钱！ 毁掉中国渤海湾的美国康菲公司笑了，幕后操纵这一切的美国政府笑了，参与掏空中国资源的所有外资都笑了，唯有中国老百姓哭了，甚至连哭都哭不出来。如果说康菲公司毁掉中国渤海湾，老百姓多多少少还知道，那么，策划高铁事件毁掉中国欧亚大陆桥，则中国老百姓连知道都不知道。此时提出要依法治国，就是要防止和避免有人去“违法追究”高铁事件的幕后黑手。在这里，达沃斯论坛上关于民主自由的所有美丽词句，什么选举权、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以及司法独立等等，统统变成了置中华民族于死地，置中国老百姓于死地的法律武器。本来，一直宣扬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解决集权与分权的问题，现在康菲漏油一出现，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却突然变成了要依法治国。一个美国康菲公司，就能够改变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和基本方向，可见当今中国的决策主权已经沦丧到了何等地步！ 今年夏天发生的康菲公司漏油和高铁事件，可以说把当今中国的灾难状况暴露得淋漓尽致。瘫痪中国高铁建设，毁掉中国在建的欧亚大陆桥，能够有效维护美国的海洋霸权地位，能够帮助美国继续紧紧扼住中国油路和海上运输线，所以从中国媒体界到行政部门抓住高铁事件大肆发难、推波助澜，最终使中国高铁建设几乎全部瘫痪；而在对待美国康菲公司漏油事件上则完全相反，因为康菲公司毁掉的是中国渤海湾，装聋作哑对美国有利，所以在长达近4个月的时间里，从媒体界到行政部门一直装聋作哑、借故遮掩，致使渤海湾漏油面积一再扩大，目前污染面积已经超过渤海湾三分之一，中国唯一的内海渤海湾，将有可能就此变成一片死海。如果说对这两个事件截然相反的做法，来自于美国政府和美国媒体，倒还可以理解，因为美国人维护美国利益天经地义，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采取如此相反做法的不是美国媒体和美国官员，而是中国媒体和中国官员，并且，就这两个事件对中国的损害程度和极端手法而言，就算是让美国媒体和美国官员亲自来干，估计也不会超过目前这种程度。暂且不论这两个事件背后隐藏着何等惊人的罪恶内幕，单就摆在眼前的公开情况来看，就能够反映出当今中国的决策主权和发展轨道，已经被“中美国”几乎完全控制。 一，渤海漏油，漏出了康菲公司超越租界的太上皇地位 作为资本横跨30多个国家的世界5大石油巨头之一的康菲公司，是美国社会的真正统治者，是许多中小国家的太上皇，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政治常识，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但是，康菲公司成为中国的太上皇，对中国的傲慢态度甚至超越了宗主国对待殖民地的态度，却是通过这次漏油事件才暴露出来的惊人现象。虽然从表面上看，康菲公司并不拥有当年租界的“法外特权”，但是，康菲公司所享有的“法内特权”，却是远远超过了当年租界的“法外特权”，是比当年租界还要厉害的真正太上皇。 第一，康菲公司在渤海漏油中表现出的太上皇傲慢，甚至超过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美国占领军。此前我们曾经多次指出，作为世界一体化过程中新型共同体的“中美国”，其中一个主要功能，就是在没有公开签署任何不平等条约的情况下，抽空中国的国家主权，从而使国际资本集团特别是美国资本寡头，能够在中国为所欲为。自今年六月初中海油员工揭发康菲公司漏油以来，康菲公司先后采取了三种态度，最初是置之不理，根本不把中国政府和中国民众当人看，任凭漏油污染渤海湾而不加任何理会，比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美国占领军还要更加傲慢；后来在爱国舆论压力和中国海洋局要求下，勉强开了两次新闻发布会，其中不仅没有一个字的认真解释，甚至采取了连欺骗都懒得认真欺骗的傲慢态度，即便是宗主国对待殖民地都不会公开傲慢到这种程度；在持续漏油长达3个月之后，中国国家海洋局在国内舆论压力之下，不得不发出“两个彻查”的最后期限，对此，康菲公司干脆摆出了牛二式的蛮横态度，把几大箱无关材料往国家海洋局门口一扔，留下一句“中国一家独立科研机构已经证明我们堵住了漏油”，便扬长而去，当被问及是那家证明机构是谁时，康菲公司眼睛一瞪吼道：“法律没有规定我们披露这家科研机构”，随后干脆就采取了完全置之不理的态度，连谎言都懒得再对中国编造。因为编造谎言也是一种尊重，虽然是一种最为低级的尊重，但是在康菲公司看来，中国连这种最为低级的尊重都不配享有。由于康菲公司对中国政府不再加以理会，任凭海底石油继续泄漏，到目前为止，渤海湾污染海域究竟已经扩大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是知道一个月之前，渤海湾污染面积已经超过5500平方公里，超过了渤海湾总面积的三分之一，现在又是一个月过去了，我们美丽的渤海湾还剩下多少没有被污染的海域，甚至还有没有剩下没有被污染的海域，我们无从知晓，也不敢知晓，我们害怕我们美丽的渤海湾，我们祖国唯一的内海，就此变成一片死海。 最让国人欲哭无泪的，还不是美国石油巨头康菲公司的傲慢，而是康菲公司还把毁灭中国渤海湾当作一次提高商业知名度的机会，大肆宣传，大肆欢呼，大做广告，康菲公司的这种做法，简直比在丈夫面前强奸妻子还要让中国人更加难堪。就在中国渤海湾告急、国人忧心如焚之时，康菲公司官方网站挂出了“渤海漏油正在大幅提升康菲公司知名度的招聘广告”，得意洋洋地声称：“近期，随着中国渤海湾康菲钻井平台漏油事件的不断演变，使美国康菲石油公司的知名度得到了很大幅度的传播，也使得美国康菲润滑油被越来越多的行业内人士所关注，业务成交量同比大幅度提升，业务人员工作量大幅度增加。”呼吁中国各界人士加盟康菲公司，以“借助这次品牌广泛传播的机遇，共同分享康菲润滑油成长所带来的喜悦。”请大家注意，康菲公司白纸黑字说得十分清楚，是要共同分享毁灭中国渤海湾带来的喜悦！在此，美国康菲公司的傲慢和无所顾忌已经达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即便是在伊拉克、阿富汗的美国占领军，恐怕在毁灭当地资源和环境时也会找个借口，也不会如此公开地欣喜若狂，即便是当年日本关东军对待伪满洲国，侵华日军对待汪伪政权，恐怕也会保持一个表面上的虚假尊重，绝不可能如此公开地欢呼毁灭中国渤海湾给美国公司带来的巨大广告效应。 康菲公司之所以敢如此兴高采烈地毁掉中国渤海湾，是因为康菲公司有这样干的底气和把握，康菲公司知道他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对手。此前我们曾一再指出，美国总统奥巴马来中国之前一个月，强迫全世界银行客户资料库对美国联邦调查局开放，这就意味着除非中国官员全都像焦裕禄那样干净廉洁，否则，美国可以随时把任何一个中国官员的贪腐证据送交中国纪检部门，把任何一个贪腐官员送进监狱，此前的北京市副所长刘志华、核工业部长康日新、铁道部长刘志军等贪腐官员，几乎无一不是或者冒犯了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或者是妨碍了美国国家的战略利益，而被美国中央情报局送进监狱的，对此，康菲公司十分清楚，与康菲公司相联系的那些中国官员同样也十分清楚，所以美国康菲公司才会如此无所顾忌，中国相关官员才会如此装聋作哑。康菲漏油事件比之高铁事件不知道要大多少倍，可是高铁事件引来了中国那么多高官亲临现场，包括国务院最高领都亲临现场召开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而康菲公司漏油至今，却连个国务院的普通办事员都没有出现，或许那些汉奸媒体会说什么高铁事件人命关天，如果真是人命关天在起作用，那么与高铁事件同时发生的“7.22”公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过高铁事件6人，那里才应该成为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的现场，可是“7.22”事故发生后根本就无人理会，既没有国家官员去理会，也没有媒体去理会，所有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高铁事件上。可见，放过康菲公司而在高铁事件上大做文章，完全是另有原因。这个问题，我们还将在后面专门分析。 第二，康菲公司为增加石油产量，人为选择不惜毁掉渤海湾的掠夺式开采方法，不仅不畏惧中国法律，相反，所凭借的恰恰是中国法律。根据中海油公司提供的资料，美国康菲公司违背与中海油合作中的要求，采用全层注水的方法，人为制造了此次漏油事件。采用注水方法增加石油产量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能够避免漏油的分层注水方法，另外一种就是肯定会造成漏油的全层注水方法，只是后者产量更大。康菲公司为增加石油产量，不顾与中方中有关严禁采用全层注水方法的规定，在明知道会毁掉整个渤海湾的情况下，采用全层注水方法增加石油产量，造成渤海湾三分之一以上的面积被污染，有可能会把中国唯一内海渤海湾变成一片死海。由此可见，目前中国渤海湾漏油事件，与2010年美国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完全不同，美国墨西哥湾漏油事件是事先不可预料的偶然事故造成的，而中国渤海湾漏油事件则是康菲公司为增加石油产量人为制造的。 然而，虽然是偶然事故造成的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作为肇事者的壳牌石油公司仍然主动拿出210亿美元，相当于1300多亿人民币设立赔偿基金，以此希望美国法院能够减轻处罚，可是美国法院不仅不买张，还取消了原来0.75亿元的罚款上限，对壳牌公司罚款170亿美元，相当于1100多亿人民币，还不包括生态环境赔偿费用。反观中国对渤海漏油的处理，真是让中国人感到连亡国奴都不如，康菲公司完全是人为事故毁掉渤海湾，并且连续4个月任凭石油泄漏扩大污染海域，而中国对康菲公司的最高罚款额则不超过20万人民币，只相当于区区3万多美元，还不到康菲公司在中国油田一分钟的产量，当中国老百姓无法忍受康菲公司的傲慢和侮辱，要求突破20万上限加重处罚时，立刻就遭受到“要依法治国”的严厉警告。面对如此严厉警告，中国老百姓真是连想死的心都有了，同样都是海湾被污染，污染美国墨西哥湾，人家罚款170亿美元；而污染中国渤海湾，中国只罚款3万多美元。以往只知道中国人的命不值钱，现在才知道中国人的海洋更不值钱。可见，康菲公司毁掉中国渤海湾的满不在乎和有恃无恐，所依仗的恰恰是最高罚款不能超过20万的中国法律，而这个最高罚款额不能超过20万的中国法律，又恰恰是在康菲公司进入渤海湾时制订的，与WTO条约同时产生，几乎就是为康菲公司掠夺式开采量身打造的法律。现在，当康菲公司毁掉中国渤海湾，需要这个法律保护时，中国普世价值派立刻上下一起高喊：“要依法治国”，正是因为有中国普世价值派和法学精英保驾护航，康菲公司才会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如此轻蔑和傲慢。 其实，不仅仅是康菲漏油暴露了中国许多法律，是为外资掠夺中国资源和财富量身打造的，稍加观察就会发现，中国几乎所有领域都存在着类似现象。当初跨国公司富士康野蛮虐待中国大陆工人，被一个年轻女记者揭露后，富士康一个财产诉讼保全要求，就把那位记者吓得哇哇大哭；中国老百姓一滴血一滴汗干出来的深圳发展银行，突然糊里糊涂地变成了美国人管理的英国银行，并且造假欺骗中国股民，一家媒体只是对此表示了怀疑，深圳发展银行一个律师函，就把这家媒体吓得乖乖道歉。为什么外资公司在中国老百姓面前比封建皇帝还威风？因为中国法律规定，外资公司（当然也包括国内富豪）只要向法院缴纳一笔押金（后来为了方便外资，连押金都不要了，只需一笔固定资产担保就行），就可以让当地法院冻结任何一个中国公民的财产，并且可以无期限冻结。这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无疑是死路一条。暂且不说类似法律已经多如牛毛，外资公司凭借这些法律，完全把中国人弄到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绝望地步，仅就财产诉讼保全这一条来说，就能够把任何一个无辜老百姓弄到生不如死的悲惨地步。美国资本集团和美国政府，之所以会无条件地全力支持中国法律党，就是因为中国法律党为美国资本集团服务的条款，已经达到了丧尽天良的极端地步。与当年西方国家在中国设立的租界相比较，如今中国法律赋予外资公司的“法内特权”，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初外国租界的“法外特权”，以往外国租界的特权仅仅限于小小的租界内部，而如今外资公司的特权则覆盖了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每一寸土地。 并且，每当一个外资侵权事件发生，每当中国人民对外资享有的法律特权表示质疑和愤怒时，立刻就会有人跳出来高喊要“依法治国”，高喊执政党“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这次康菲漏油最为典型，当中国人民要求按照美国墨西哥湾的方法处理康菲公司时，又是响起了“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的震天口号，如同母鸡保护小鸡一样，亲自出马把康菲公司庇护在法律的羽翼之下。中美两国同样是海湾漏油，漏油的同样是外资公司，同样是强调依法治国，可是依法治国的结果却截然相反，美国法律保护的美国国家利益和农家利益，对外资公司罚款170亿美元，而中国法律保护的却是外资公司的利益，对外资公司罚款20万人民币。中美两国之间这种截然不同的依法治国，反映出当今中国失去的已经不仅仅是资源和财富，比失去资源和财富更加可怕的，是在不知不觉中失去国家的司法主权，把中国法律完全变成外国势力约束中国政府和中国民众的专制工具，用中国法律捆住中国手脚，进而把中国置于死地。本来，一个国家的法律应该是保护本国政府和人民的利益，可是当今中国法律却相反，不是保护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利益，而是约束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利益。这主要是前些年法律与世界接轨其实是与西方国家接轨的结果，西方国家法律本来就是对付和损害中国的，按照西方国家的立法宗旨和利益要求套搬过来，必然会成为约束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法律工具，如同中美两国之间WTO条约的格式一样的。中美两国之间WTO的格式十分典型：一边是中国的义务，一边是美国的权利；中国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美国则相反，只有权利而没有义务。当时我们就十分纳闷，不明白为什么要如此签署WTO，可是中国官员和法学家眼睛一瞪喝道：美国已经尽到了全部义务，你还想要美国再尽什么义务？如同当年李鸿章喝斥邓世昌一样：“尔等一介草民，懂得什么洋务外交！”后来才发现，不仅是中美两国WTO，整个中国法律几乎全都变成了中美两国WTO的微缩版。 在此之前，中国老百姓看到的，只是中国金融财产的损失，环境资源的损失，钓鱼岛等领土的损失，通过康菲漏油事件才发现，比以上损失更加可怕的是司法主权和决策主权的损失，以往人们只是从书本上才能看到的所谓“国将不国”，现在从康菲公司毁掉中国渤海湾后那种满不在乎，那种不屑一顾，那种懒得理会，那种无所顾忌，那种轻蔑自负，那种傲慢无礼中，人们才有了切身体会，才在现实生活中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国将不国”。如同最近菲律宾率领10个小国瓜分中国南海领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受亚洲诸弱瓜分一样，美国康菲公司满不在乎地毁掉中国渤海湾，也是1840年以来中国第一次遭受一家外国公司的随意欺凌。以往中国最悲惨的时候，也不过只是遭受西方列强的瓜分，不过只是遭受西方政府的欺凌，而现在，连菲律宾那样的小国都敢瓜分中国领土，连美国一家公司都敢随意欺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河北省乐亭、昌黎两县农民养殖户因康菲漏油事件造成数亿元损失，向天津法院提起诉讼却被拒绝受理，拒绝理由是河北农民不能证明海面漂浮的石油是来自于康菲公司的油井。中国的法律和法院能够把康菲公司维护到这种程度，让人不禁感叹中国的司法主权已经沦丧到了何等地步！ 第三，美国康菲公司在空手套白狼白白占有中国大量石油资源的同时，还通过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机构，暗中操控中国的行政资源和媒体资源。康菲公司面对国内民众汹涌澎湃的赔偿呼声，十分得意地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拉合作方中海油垫背，以南方系为代表的汉奸媒体一起声称，康菲公司中国公司是合资企业，中国国有企业中海油公司占51%的股份，康菲公司只占49%，如果赔偿也应该是双方按比例赔偿。此时，人们才注意到康菲公司与中国的所谓合资，完全是空手套白狼地白白占有中国石油资源。此前改革教总是说，中国牺牲资源和市场进行合资的目的，是要换来资金和技术，虽然这种合资方式在除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已经遭到拒绝，普京逮捕俄罗斯石油巨头霍多尔科夫斯基，就是因为霍多尔科夫斯基想要与外国合资开发俄罗斯石油资源，但是毕竟中国还能够得到资金和技术。可是，中海油与康菲公司的所谓合资，中国却没有得到任何东西，完全是把中国石油资源白白送给康菲公司，所谓合资方式，就是中海油把油田送给康菲公司开采，所开采的石油双方之间按照51%和49%的比例分成，也就是说让康菲公司拿中国的石油资源去出售，所得收益再由康菲公司和中国差不多对半分成，这如同康菲公司把你家的房子卖掉然后和你对半分成一样，与其说是合资，不如说是白送。 中国就是采用这种方式把从渤海到南海一系列大油田交给美国康菲公司的，而当时中国石油已经完全自给，没有任何必要把自己贵如血液的石油白白送给康菲公司，中国从这种名曰合资合作的方式中，得不到任何东西（个人腐败收入除外），既没有得到资金也没有得到技术，公司完全由美国康菲公司经营管理，在康菲公司15年开采期内，中国不得过问公司任何事情，康菲公司完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