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事件呼唤媒体革新

群体事件呼唤媒体革新 2008年7月4日【中国保险报】　　□童大焕 6月28日下午，贵州省瓮安县城发生一起严重的围攻政府部门和打砸抢烧突发事件。一些人因对瓮安县公安局对该县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县公安局、县委、县政府大楼不同程度被烧，数十辆被烧过的车横七竖八地躺在大院内。 贵州省委记石宗源指出，“6·28”事件是一起起因简单，但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甚至是黑恶势力人员直接插手参与的，公然向党委、政府挑衅的群体性事件。但从这起事件来看，从一起单纯的民事案件酿成一起严重的打砸抢烧群体性事件，其中必有深层次的因素。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一些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矿群纠纷、移民纠纷、拆迁纠纷突出，干群关系紧张，治安环境不够好。（《贵州日报》） 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的研究明，非直接利益冲突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矛盾的重要表现形式。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就是一些小小的、毫不起眼的无征兆事件，往往有可能引爆无直接相关利益群众心中积郁已久的“炸药”，从而引发大规模群体性冲突。而其背后，总是影影绰绰地有着官府欺人、官员欺人而民众在当地无法得到公安、司法的公正待遇等现象。问题日积月累，积少成多，一些地方的干群、党群关系紧张，社会就像置于火山口上。 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从根本和长远上看，治本的办法当然是从根本的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加强民主与法治建设，建立健全公正、严明、高效的警察和司法系统，将官与民置于权利完全平等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地位上，使官员在法律面前没有任何特权可言。 从眼前治标的方法上，有关部门其实也大有作为。过去一些地方，很多小事最后演变成群体性事件，跟地方政府的处置不当有关，尤其是面对一些人命关天的案子，重视程度和公正、公开、及时解决的力度都不够。一是有关部门一味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手段，不依法律和程序办事，推托、敷衍、塞责，导致一些弱势群体求告无门；甚至迷信强权和高压，动辄采用高压手段，结果适得其反，小事酿成大事，大事酿成爆炸性事件。这就像气球，你要让它有出气口，而不是堵住不放气，而且还压制它，结果就是要爆炸。二是一旦发生负面新闻，传统的做法就是“防火防盗防记者”，阻止记者进入，不让消息外传，甚至动用各种手段上下攻关，阻止媒体曝光；至于在当地，遇到稍微“敏感”的话题，更是通常试图以地方有关部门审稿后的新闻通稿统领一切，导致信息不全，谣言满天飞。同时有时也可能给一些别有用心者以可乘之机，使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群情激愤。所以，传统的信息管制思维已经远远不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可以说，它的效果是完全适得其反的：原本以为信息管制可以带来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结果却是更加不稳定。 平心而论，不论是封锁消息，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地方主政官员的初衷未必是要护短，而是传统落后的“家丑不可外扬”观念使然。但长此以往，积非成是，就形成了“官官相护”的事实格局，对社会心理形成恶劣的心理暗示。 我们必须走出这种“家丑不可外扬”的封建观念和行为陷阱，才能形成公民表达和权利伸张自由、公权力受到监督和制约的局面，使众多细小的利益冲突能够及时得到公平公正的解决，而不是累积成地底的炸药。首先，地方主政官员应该切实负起责任，切实转变“家丑不可外扬”观念，应该有现代的“天下”意识，你的辖区不是你的“家”，应该以“天下”为己任，而不是以“家”为己任。其次，从中央到地方，都应该改革新闻报道和管理模式，让记者自由采访和报道，让各种负面新闻及时走出“土围子”，给有冤无处诉、有理无处说的民众以“出气”的地方。依法管理新闻报道，而不是依政策，更不是依官员的喜好和个人判断管理新闻报道。中长期看，还应该改变媒体的地方隶属和行政部门主管格局，通过跨行政区域传媒集团等形式，按新闻规律依法自我管理，改变地方党政“公检法尽在掌握”的权力不受制衡格局。 美国加州森林大火启示我们：如果我们平时把所有的小火都扑灭在萌芽状态，而不让其适当燃烧，最后的结果，会酿成毁灭性巨大的熊熊大火！自然规律如此，社会规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