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回族皮毛贸易

包头回族皮毛贸易 （１８７９～１９４５） 摘要：道光三十年(1850年)，包头便成为黄河中上游的水运货物集散地，作为边境贸易城镇的区位优越性更加明显体现出来，光绪五年(1879年)天津洋行买办到西北收购羊毛后，包头皮毛市场功能从产地市场向转运市场转变。民国11年(1923年)京包铁路通车后，两种最经济便捷的运输方式在包头汇集，连接着皮毛的产地市场和终端市场，包头成为北方广大地区的水陆交通中心和最大的皮毛集散地，引发黄河中上游地区商品流通渠道重大变迁。 引言 　　 包头于嘉庆十四年(1809年)由村改镇，逐渐成为晋商与蒙古地区贸易货物集散地，其中有规模的收购皮毛贸易始自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晋帮汉族商人开的公义店。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包头镇划归归绥道，道光三十年(1850年)南海子码头替代了托克托县的河口镇码头，包头便成为黄河中上游的水运货物集散地，作为边境贸易城镇的区位优越性更加明显体现出来，光绪五年(1879年)天津洋行买办到西北收购羊毛后，包头皮毛市场功能从产地市场向转运市场转变。民国11年(1923年)京包铁路通车后，两种最经济便捷的运输方式在包头汇集，连接着皮毛的产地市场和终端市场，包头成为北方广大地区的水陆交通中心和最大的皮毛集散地，引发黄河中上游地区商品流通渠道重大变迁。由于包头长期隶属于山西的缘故，历史上晋帮汉族商人的地缘优势明显，尽管民国17年(1928年)九月包头等县从山西划分出，但包头回族皮毛店与汉族皮毛店不仅没有因新行政区划而停止竞争，反而愈演愈烈，甚至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民国26年(1937年)九月日军占领包头后，马步芳、马鸿逵等西北回族军阀以国民党中央颁布的防止以各种物资资敌为借口，禁止甘、宁、青皮毛运包头，商旅裹足，包头的边境贸易城市地位下降，汉族皮毛店、回族皮毛店在政治、经济等特殊背景下各自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包头皮毛行业内部随之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历史局面。 　　笔者从1996年始前往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等省区数十个回族聚居社区，就回族皮毛贸易进行了为期11年的田野调查；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笔者还选择主麻日、开斋节等时间采访了数十位尚健在的回族皮毛商人，对市场主体回族皮毛商有了客观上的认识，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笔者曾沿着当年皮毛商运行的路线，多次穿越鄂尔多斯高原、河套平原、阿拉善草原、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毛乌素沙地；笔者还乘羊皮筏子多次顺黄河而下，获得了一些感性认识。根据目前笔者收集、掌握的包头回族皮毛店的历史资料，现撰写本文，以求教于学界，望能有裨于学界对包头回族皮毛业的进一步了解和客观评价。 　　本文论述的历史时限是1879～1945年，地域是包头的经济腹地。 　 　一、腹地市场主体汉、回族皮毛收购商力量的博弈 　 　　包头是黄河中上游流域的货物集散地，民国11年(1923年)京包铁路通车后，“包头毛业之盛，执西北之牛耳。然包头本地产毛无几，所有货物大都自西路来。”“每年来包最多者，首推西藏与青海二处之毛，该两处之集散地西宁，可知所谓西宁套毛者，并非皆产于西宁也。其次来包之羊毛最多当推甘肃与宁夏，其大集散地为甘州、肃州、凉州、永昌、镇番等处，天津市场谓之西路套毛者是也。其次则为蒙边一带，指外蒙以南绥远北部而言，……所产之毛总称蒙古套毛。再次则为河套一带，每年产毛亦颇不少。最后当为包头本地所产”。可见包头皮毛的腹地市场主要是新辟甘、宁、青地区及传统的周边地区腹地市场。 　 　随着国外市场对皮毛需求的急剧扩大，光绪五年(1879年)，天津英国洋行买办葛秃子首次到石嘴山探险，看到当地人用羊毛沤为粪土，即赊购4万斤运往天津销售，而大发其财。第二年，英国瑞记商行便在石嘴山设立洋行收购羊毛。随后兴隆、仁记、新泰兴、天长仁、和平、高林、聚力、隆茂等10家洋行也来到石嘴山，利用城市对农村市场进行控制，并以城市为中心对农村进行搜刮，其收购触角开始深入到西北地区的各个角落。此时正值陕甘回民起义失败后的第8年，劫后余生的回民土地、房屋被当作“叛产”充公，回族人被遣散在穷山僻壤、不毛之地，西北回民千百年来惨淡经营的经济基础被彻底摧毁。广大回族群众身无分文，只能从事一些本小利薄的行商收购业务，勉强维持生计。当时协助洋行开展皮毛收购业务的主要是外地汉族商人。京、津、晋帮占据着绝对优势，控制着皮毛收购等行业，如青海西宁山陕会馆的16个会首，长期操纵着当地商业，而西北的秦、陇帮一般资本相对较小，多以中药材、水烟、土特产和骆驼、皮筏贩运为业。 　 　光绪十八年(1892年)英商新泰兴洋行最先闯到青海。这一时期许多回族不惜远走他乡大量深入藏、蒙牧区谋生，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湟中县小摊贩被称为“吊郎子”，其中回民约占70％。许多吊郎子经常往来于农牧区，将日用品运入牧区而换取羊毛、皮张等。有的还深入到青海西南的玉树、果洛等地和西藏的黑河、昌都一带，到藏族、蒙古族的帐房边上求生。回族商人大多本钱很少，规模甚小；由于缺少资金，很多人只好由进庄介绍和担保，由洋行支付给现金赴藏区收购羊毛；有的从大的批发商那里赊货，深入藏区换取土特产品到城镇倒卖后，再向批发商归还本利钱。有的回族商人资金周转不灵，向各寺院活佛借款或谓共出则担保，得藏民信任。有时他们装扮成藏民模样，深入川北及海南果洛藏区，认千百户为主人家，以物易物，换来羊毛、皮张、牛羊、马匹等。如遇抢劫，各寺院还会协助追回被抢货物。可见回族商人在藏区活动范围很大，并与藏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如河州的回族商人“足迹遍西北……北边跑到蒙古草原，天山峰顶，西边远到西藏、印度”。 　 　此后，打着英、美、俄、德等国“洋行”招牌的天津买办商人纷纷前来，“洋行”由西宁扩延到湟源、贵德、俄博(祈连)等地，数年间增至近30家，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西宁的主要商业，掌握在八家洋行手里”。这些洋行凭借所享受的“子口运单”横行各地，“皆购有海关子票，内地税局，不能过问，但验票而已”。 　　进入20世纪后，洋行向西北腹地深入，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天津的英商派代办人来河州收购羊毛。“新泰兴”洋行住进回族同兴店(经理王圭璋)；“怡和”洋行驻进回族吕新店(经理海师爷)。随后德商世昌洋行等6个商号先后来到河州开展业务。同年甘南地区的羊毛生意被英商垄断，远在藏区的拉卜楞“丛拉”上也建起英国普伦洋行和其他商行，直接收购羊毛，先在甘加、麦西、桑升、欧拉、黑错几个地方集中，然后统一运到拉卜楞，交洋行验收过秤。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回族皮毛商利用原有的社会网络，迅速开展皮毛贸易，“在羊毛贸易兴旺的中国19世纪末和20 　　摘要：道光三十年(1850年)，包头便成为黄河中上游的水运货物集散地，作为边境贸易城镇的区位优越性更加明显体现出来，光绪五年(1879年)天津洋行买办到西北收购羊毛后，包头皮毛市场功能从产地市场向转运市场转变。民国11年(1923年)京包铁路通车后，两种最经济便捷的运输方式在包头汇集，连接着皮毛的产地市场和终端市场，包头成为北方广大地区的水陆交通中心和最大的皮毛集散地，引发黄河中上游地区商品流通渠道重大变迁。 　　 关键词：包头回族；皮毛贸易；市场主体；市场客体；资本 　　中图分类号：F762.5“2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586(2007)03—0036—06 　　 　 　引言 　　 　　包头于嘉庆十四年(1809年)由村改镇，逐渐成为晋商与蒙古地区贸易货物集散地，其中有规模的收购皮毛贸易始自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晋帮汉族商人开的公义店。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包头镇划归归绥道，道光三十年(1850年)南海子码头替代了托克托县的河口镇码头，包头便成为黄河中上游的水运货物集散地，作为边境贸易城镇的区位优越性更加明显体现出来，光绪五年(1879年)天津洋行买办到西北收购羊毛后，包头皮毛市场功能从产地市场向转运市场转变。民国11年(1923年)京包铁路通车后，两种最经济便捷的运输方式在包头汇集，连接着皮毛的产地市场和终端市场，包头成为北方广大地区的水陆交通中心和最大的皮毛集散地，引发黄河中上游地区商品流通渠道重大变迁。由于包头长期隶属于山西的缘故，历史上晋帮汉族商人的地缘优势明显，尽管民国17年(1928年)九月包头等县从山西划分出，但包头回族皮毛店与汉族皮毛店不仅没有因新行政区划而停止竞争，反而愈演愈烈，甚至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民国26年(1937年)九月日军占领包头后，马步芳、马鸿逵等西北回族军阀以国民党中央颁布的防止以各种物资资敌为借口，禁止甘、宁、青皮毛运包头，商旅裹足，包头的边境贸易城市地位下降，汉族皮毛店、回族皮毛店在政治、经济等特殊背景下各自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包头皮毛行业内部随之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历史局面。 　　笔者从1996年始前往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等省区数十个回族聚居社区，就回族皮毛贸易进行了为期11年的田野调查；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笔者还选择主麻日、开斋节等时间采访了数十位尚健在的回族皮毛商人，对市场主体回族皮毛商有了客观上的认识，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笔者曾沿着当年皮毛商运行的路线，多次穿越鄂尔多斯高原、河套平原、阿拉善草原、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毛乌素沙地；笔者还乘羊皮筏子多次顺黄河而下，获得了一些感性认识。根据目前笔者收集、掌握的包头回族皮毛店的历史资料，现撰写本文，以求教于学界，望能有裨于学界对包头回族皮毛业的进一步了解和客观评价。 　 　本文论述的历史时限是1879～1945年，地域是包头的经济腹地。 　 　一、腹地市场主体汉、回族皮毛收购商力量的博弈 　　包头是黄河中上游流域的货物集散地，民国11年(1923年)京包铁路通车后，“包头毛业之盛，执西北之牛耳。然包头本地产毛无几，所有货物大都自西路来。”“每年来包最多者，首推西藏与青海二处之毛，该两处之集散地西宁，可知所谓西宁套毛者，并非皆产于西宁也。其次来包之羊毛最多当推甘肃与宁夏，其大集散地为甘州、肃州、凉州、永昌、镇番等处，天津市场谓之西路套毛者是也。其次则为蒙边一带，指外蒙以南绥远北部而言，……所产之毛总称蒙古套毛。再次则为河套一带，每年产毛亦颇不少。最后当为包头本地所产”。可见包头皮毛的腹地市场主要是新辟甘、宁、青地区及传统的周边地区腹地市场。 　　随着国外市场对皮毛需求的急剧扩大，光绪五年(1879年)，天津英国洋行买办葛秃子首次到石嘴山探险，看到当地人用羊毛沤为粪土，即赊购4万斤运往天津销售，而大发其财。第二年，英国瑞记商行便在石嘴山设立洋行收购羊毛。随后兴隆、仁记、新泰兴、天长仁、和平、高林、聚力、隆茂等10家洋行也来到石嘴山，利用城市对农村市场进行控制，并以城市为中心对农村进行搜刮，其收购触角开始深入到西北地区的各个角落。此时正值陕甘回民起义失败后的第8年，劫后余生的回民土地、房屋被当作“叛产”充公，回族人被遣散在穷山僻壤、不毛之地，西北回民千百年来惨淡经营的经济基础被彻底摧毁。广大回族群众身无分文，只能从事一些本小利薄的行商收购业务，勉强维持生计。当时协助洋行开展皮毛收购业务的主要是外地汉族商人。京、津、晋帮占据着绝对优势，控制着皮毛收购等行业，如青海西宁山陕会馆的16个会首，长期操纵着当地商业，而西北的秦、陇帮一般资本相对较小，多以中药材、水烟、土特产和骆驼、皮筏贩运为业。 　　光绪十八年(1892年)英商新泰兴洋行最先闯到青海。这一时期许多回族不惜远走他乡大量深入藏、蒙牧区谋生，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湟中县小摊贩被称为“吊郎子”，其中回民约占70％。许多吊郎子经常往来于农牧区，将日用品运入牧区而换取羊毛、皮张等。有的还深入到青海西南的玉树、果洛等地和西藏的黑河、昌都一带，到藏族、蒙古族的帐房边上求生。回族商人大多本钱很少，规模甚小；由于缺少资金，很多人只好由进庄介绍和担保，由洋行支付给现金赴藏区收购羊毛；有的从大的批发商那里赊货，深入藏区换取土特产品到城镇倒卖后，再向批发商归还本利钱。有的回族商人资金周转不灵，向各寺院活佛借款或谓共出则担保，得藏民信任。有时他们装扮成藏民模样，深入川北及海南果洛藏区，认千百户为主人家，以物易物，换来羊毛、皮张、牛羊、马匹等。如遇抢劫，各寺院还会协助追回被抢货物。可见回族商人在藏区活动范围很大，并与藏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如河州的回族商人“足迹遍西北……北边跑到蒙古草原，天山峰顶，西边远到西藏、印度”。 　 　此后，打着英、美、俄、德等国“洋行”招牌的天津买办商人纷纷前来，“洋行”由西宁扩延到湟源、贵德、俄博(祈连)等地，数年间增至近30家，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西宁的主要商业，掌握在八家洋行手里”。这些洋行凭借所享受的“子口运单”横行各地，“皆购有海关子票，内地税局，不能过问，但验票而已”。 　进入20世纪后，洋行向西北腹地深入，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天津的英商派代办人来河州收购羊毛。“新泰兴”洋行住进回族同兴店(经理王圭璋)；“怡和”洋行驻进回族吕新店(经理海师爷)。随后德商世昌洋行等6个商号先后来到河州开展业务。同年甘南地区的羊毛生意被英商垄断，远在藏区的拉卜楞“丛拉”上也建起英国普伦洋行和其他商行，直接收购羊毛，先在甘加、麦西、桑升、欧拉、黑错几个地方集中，然后统一运到拉卜楞，交洋行验收过秤。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回族皮毛商利用原有的社会网络，迅速开展皮毛贸易，“在羊毛贸易兴旺的中国19世纪末和20 世纪初，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扮演了中间人这一很重要的角色”。回族皮毛收购业中的三种力量迅速成长： 　　一是回族民间商业资本的成长。20世纪初期，从事皮毛贩卖的回商主要是与藏区有商业往来关系的商号，也有精通藏语的回族皮毛贩子。因资金薄弱，多为行商，集东家、、会计以及运输于一身，凭勇敢、冒险、勤奋深入番地收货。如临夏回族皮毛商远赴贵德收购皮毛，“贵德民元以来，临夏县商人到此营商，年有增加，直至现在约数十家，多投资于皮毛，而设立国货庄，以通有无。从事是业者必熟悉番话，驮粮食赴帐房一带，购皮易物”。在这一时期，本小利薄的回族商人由于势单力薄，经营规模小。到20年代时，部分回族商人原始积累完成，进入藏区的商号不断增多，据统计，仅临潭旧城一地有商业资金银洋647000元，资本大多在1000－5000元之间，资金在2000元以上的商号有38家，全由回民经营，他们均为单家，搭帮而不合股，合股者仅偶尔有之。分为坐商和行商，分别对藏区展开商务活动。 　　1920年由于甘肃军阀混战，社会治安混乱，洋行买办在自身安全不保的情况下，开始陆续撤离甘肃回到天津。洋行撤走之后，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西北回族商人开始自购自运加入到皮毛收购业务中，成为西北皮毛收购业务的一种力量。临夏回族皮毛商每年远往上海、汉口、四川、天津……各地销售。河州商务会长、同兴店的王圭璋开始自运羊毛到天津，卖给英商。从此不少殷实回族商人开办了步云祥、王盛公、福顺和、复兴隆、集生堂、天庆魁、福顺祥等皮毛商号。在经营方法上，他们借鉴采用洋行的办法，派人分赴拉卜楞、循化、保安等设庄，一方面收购当地羊毛，另一方面与熟悉藏语的商人订立，预付现金。到民国十五六年，羊毛生意达到最高峰。随着羊毛生意的兴起，临夏商人的商业活动范围相当广阔，开始进入津、京、沪、汉和景德镇各大商埠。他们在天津出售羊毛后，遍游北京、上海、武汉、景德镇等城市，大量采购布匹、绸缎、百货、瓷器等商品，装火车运到包头、潼关，再雇脚户、畜力车运到临夏批发、零售。“同兴店”商号经理王圭璋几年之内一跃而为百万富翁，云步祥的经理马子升，成为“百万富翁”，集生西经理曾得仁，数年之间，成为城内的大富户。此外，王慎庵、白洁如的资金，亦高达银币40万元之多。 　　根据王廷贵《解放前的临夏皮毛商》(载《临夏市文史》第2辑)整理。 　　回族商人在拉卜楞当地的皮毛收购市场也成为主要力量，“羊毛始终占输出总额的第一位，皮张占输出总值的第二位”。据上世纪30年代的调查，拉卜楞一地，其输出之商品包括羊毛、狐皮、白羔皮、羔叉皮、猞猁皮、狼皮、羊皮、獭皮、黑羔皮、獾皮、狗皮、熟羊羔皮、马、牛、羊、羊肠子、路茹、酥油、鹿茸、麝香、羊油、牛油、蕨麻，营此业者回商占十分之八，基本上垄断了当地的羊毛贸易。见表二。 　　根据敏文清《近代甘肃地区民族商业贸易概述》(载《甘肃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整理。 　　到30年代初期时，回商民间资本大为增加，在“甘肃、青海重要贸易，如羊毛业各种贸易，回教徒占有极重要的地位”。青海经营羊毛贸易的，除了马麒的官办商号德义恒、德顺昌外，较大规模的好几十家，河湟地区较大商业资本全由回民经营，中等商人回七汉三，小商户回六汉四。西宁、化隆、湟源、湟中等地的回族工商业者也立足于青海，面向甘肃、宁夏、内蒙古、天津、北京、上海等地区，设立商行、开办货栈，发展其经济实力。有些字号在省内外设立分栈等机构，资本可达百万银元。甘肃河州(今临夏)，民国20年(1931年)以后皮毛商业中仅回商官僚资本就占全市商业资本的80％。平凉的皮毛业也是由回民垄断，其中“规模最大的要数白受三的文茂祥商号，其营业额约占平凉毛皮业的60％以上”。拉卜楞的皮毛商据统计“多系临夏回民官绅之资本，多财善贾，生意较为兴隆。营此业者，回商占十之八”，“拉卜楞的商业权十之八九在回人手中”。在临潭等边地藏区“商业大权，自清代以后，始终操诸回民之手”。宁夏吴忠“回民商号资金占70％，本地汉民商号资金10％，外地商号资金占20％”，吴忠有商号87家，其中天成和、义顺和等商号的资本超过20万银元。天成和商号有骆驼200多峰，鼎盛时期曾在陕、甘、青等地设立收购点，将西北地区的羊毛、皮张、甘草、发菜、枸杞用骆驼和木船运往包头，再装火车运到天津销售，然后从天津采购布匹、棉花、绸缎、毛巾、鞋袜、肥皂、火柴、蜡烛等日用百货和五金产品以及糖茶类副食品，辗转运回宁夏销售。 　 　二是宗教商业集团商业资本的成长。伊斯兰教派中老教华寺门宦、新教西道堂教派、哲合忍耶北山教派、灵明堂等宗教团体商业都在迅速崛起，用宗教力量维系控制着经济的扩张；以天兴隆商号为例，光绪三十年(1904年)一月即洋行到河州开设分行的第四年，西道堂教民丁重明捐银一万两，以此为资金，西道堂“天兴隆”号商行正式开业。经理苏占奎，副经理丁录退。次年12月，丁重明再捐银l 000两；在新城建“天兴享”商号，由马正隆任经理。临潭地处藏区，西北靠近著名的拉卜楞寺院，南连上下迭部，西达双岔、毛里、西仓，全是以牧业经济为主的藏族聚居区，“天兴隆”号商行从事的皮毛收购业中的行商活动范围包括甘肃和青海玉树、果洛、海北等，西道堂到1911年时已经积累壮大到百万资财。到1920年时，已在甘肃、青海、四川、安康等四省11个地区开设了15个坐商商号，可见规模宏大，其中深入藏区的就有14个。行商商队在经理们的带领下到草原腹地收购羊毛，销售藏族生活日用品。民国21年(1932年)时，天兴隆流动资金达银元16万余两。派经理马仁山专往归绥、包头等处经商。 　　根据《西道堂史料辑》整理。 　 　三是以马麒为首的官僚、军阀资本的成长。同时期，马氏家族军阀资本逐渐发展起来，在“经营手段上军、政、商三位一体”，一些军阀也开始转向皮毛生意。1910年前后青海回族军阀马麒、马麟在循化及甘肃河州等地与亲属合资设立德义恒、德永源、德盛厚、步云祥等商号，民国4年(1915年)，马麒在西宁创办了德顺昌商号，主要抢购贩运青海省的皮毛。在青海，依附军阀起家的回族商人也很多，马步芳的姐夫马庆约有资本四五十万元，大商人兼大地主马生泰开有“泰生店”约有资本15万元，另一位回族大商人马锦春约有资本五六万元，他们也同甘肃的半官僚资本一样以贩卖牛、羊皮、羊毛为主。30年代中期马氏家族军阀资本对甘宁青皮毛等各方面垄断。民国24年(1935年)青海的大宗贸易已为义源祥商号一手经营。在皮毛贸易中“马步芳以促进自由企业为幌子，通过控制生产市场垄断举足轻重的羊毛贸易”。他把蒙藏民族对他应缴的租税折为羊毛。这批羊毛的收入就有可观的数量。其次，他在几处产毛的地方，独占式的收买，一般私人当然不能和他竞争。宁夏的情况大致相同，马鸿逵利用宁夏银行控制了全省的金融和工商贸易。 这种官僚资本控制羊毛出境贸易。 　　总之，回族皮毛商三种力量随着与洋行经济往来中迅速发展壮大力量，并在与汉族皮行对抗中胜出，“1910年和1920年北洋政府软弱无力时，回回商人曾像中央机构一样控制了全中国的羊毛贸易”。回商力量发生根本性逆转，回族资本大为增加，逐渐胜出。一度为市场主体，曾推动皮毛贸易发展、资力雄厚的汉族商人泰元涌、世诚和、德合生、德兴旺等山陕汉族皮毛商商号已走向衰竭，当时，在羊毛产地，秋季成为买卖双方争价的季节，“在争执和讨价还价的喧闹声风起云涌时……价格的商订全被回回商人和买办们掌握着”。在外国入眼中，在西北甘宁青地区“回族是惟一参与收购羊毛和另外一些草原土特产品的民族”。“按现在情形来说，回民操藏民的主要经济权，藏民又操蒙民的主要经济权，汉人则委蛇于各种人之间。” 　 　　 二、市场客体皮毛的运输 　　 　　回族人运输皮毛有多年的历史，“操纵着朝东运输皮毛的回回们”主要采用两种运输途径，秋冬季用驼运，春夏季用水运。 　　 　　(一)驼运 　　 由于黄河每年长达5个月的封冻期，皮毛产地市场的运输工具主要是骆驼和牛车，运输缓慢，运量不大。这一时期，包头与西北地区间运输“几全系用驼运，驼运商亦几全为回民，所有西北商货，统通由驼商包运”，内蒙古的商队群，特别是一些较小的商队群，“大部分由回回们经营着，来自兰州和湟源地区的商队群几乎全部由回回穆斯林经营着，不仅运量有限，而且行进迟缓。“骆驼一年只秋冬二季为强壮之时，春夏全身脱毛，疲敝无力，不能运货，故春夏必须休息，谓之下厂；秋冬起运，谓之起厂”。民国21年(1932年)时，西道堂天兴隆加强了与外省的商业交流，扩充骆驼60峰，派经理马仁山专往归绥、包头等处经商。 　　(二)水运 西北回民皮毛转运者有两种身份，一是官僚军阀资本自购自运，官僚军阀资本利用军队在沿线保护筏运货物，毛筏浩浩荡荡，声势夺人。沿河一带税务人员，不敢查验。二是大的回族民间商业资本、宗教商业集团商业资本、中小的回族民间商业资本托筏户代运货物，青海西宁东关栈房、滨河路一带有筏户五六十户。在20世纪20至30年代筏运业兴旺发达时，筏户、水手业务繁忙，来往奔走于西宁、兰州、包头之间。在甘肃“兰州跑长途的筏户有50多家，绝大多数是回民”，而且“长途或短途水手，绝大多数是回民”。当地的政府委派有一名行头就是回民，筏户都要受他的领导。临夏地区，羊毛由同兴店和昌新店承揽黄河运输，雇用喇麻川水手栈运包头。回族民间商人将羊毛装入牛皮袋内，每袋装150斤到200斤，拼成牛皮筏。大筏有120个皮袋，小筏70个皮袋。大筏皮袋装羊毛两万斤，上面压羊毛捆两万斤，共4万斤。每个大筏的运费7 000两白银。同兴店每年装大筏lO个，小筏4至5个，运费毛利达5万两左右，除购置牛皮袋(每交折损耗三分之一)、水手工资(每个大筏7人)、女工择毛费、沿途税务等外，未付海关税的羊毛每年会给他们带来两万两赢利。 中小的民间商人的皮毛通过毛筏、木船、驼运、车载等运输工具运到包头后，交商户、洋行收秤。由于风俗习惯、饮食、宗教信仰不同，汉族皮毛商、回族皮毛商自然到各自民族的皮毛店投宿、寄存货物。 　　1937年马步芳以国民党中央颁布的所谓防止以各种物资资敌为借口，禁止青海私商染指皮毛生意，马鸿逵以宁夏省政府名义，宣布对宁夏的羊毛实行国家专买专卖并明令私商“各商号所存羊毛，均卖给银行，不得偷运包绥、天津，违者以资敌办”。对宁夏的羊皮、牛皮划归“军用物资”范围，马鸿逵在宁夏所有交通要道遍设局卡，规定载运物资到渡口须经由马鸿逵和赵文府共同签章才可放行。在各地密设“税局”、“缉拿队”、“便衣队”，私商贩卖皮毛一经查获，无不遭劫。甘宁青商旅裹足，皮毛业一落千丈，渐趋于迟滞之状。 　　 　　三、包头回族皮毛店的资本运动形态 1920年由于甘肃军阀混战，社会治安混乱，洋行买办在自身安全不保的情况下，陆续回到天津，越来越多的西北回族皮毛商从产地市场向包头进发。这不仅标志着回民在皮毛产地市场的崛起，而且随着产业链的波动还引发了聚散市场的振荡。 　　1923年京包铁路的通车，加速了包头皮毛行业的市场功能从皮毛产地市场向聚散市场转变，促使愈来愈多的西北回族皮毛商开始到包头投行买卖，新开张的包头回族皮毛店不同于清末的回族皮毛店，它们是一开始就直接生存在整个皮毛行业产业链中，是世界皮毛行业大分工的一个组成部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在市场分工中通过为上游外国洋行提供服务来赚取利润，由于产业链上游的需求量是全球性的、巨大的、开放性的，因而相对于封闭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时期的回族皮毛店，新开回族皮毛店的生存空间显然是巨大的。 　　1925年冯玉祥在石嘴山下令取消免税条例，洋行受到进一步限制。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裁撤厘金，各洋行遂相继撤离包头回津，改由从天津的毛栈、毛庄处收货。当洋行收到订单后，雇佣买办、栈庄联络，合同签订后，买办、栈庄派人深入羊毛转运地，联系当地的皮毛店代买。据绥远省政府1933年的统计，包头的21家皮毛店，每年从青海甘肃陕北蒙古等地采购的各类绒毛约600万斤，各类皮张11万张，均销售到天津等地，共值250万元。到小林元调查时，包头有店号的毛栈大约30家，虽然回民开设的毛栈只有5家，但是他们雇佣着10至20个人，资本金一般在一万至三万余元间。而汉民毛栈资金一般只有3000至6000元间，资金在一万至二万元间的只有二家。在以羊毛为主的交易中，毛栈一年中所交易的羊毛总数接近1 00多万斤，其中回族的羊毛交易占50％以上，并且西宁羊毛、宁夏羊毛等品质优良、价格较高的羊毛产品，大部分是回族的毛栈在操作。 　　皮毛行业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行业，包头当时对羊毛等级的划分很混乱，五花八门：有以产毛季节为划分的，如春毛、夏毛、秋毛；有以除垢与否为标准的，如油毛与洗毛；也有以产地为标准的，如王爷府毛、西宁套毛等。进入皮毛行业要学习鉴别粗细皮、各种绒毛节气、路分质量等方面的业务，要学习国际通行的按羊毛含绵绒量的多少来划分等级分类方法。当外界产生很大需求，行业有较大利润空间时，汉族皮毛商号与回族皮毛商号容易分解出新的店，如公义店在光绪六年(1880)和光绪八年(1882)分别分解出恒义德和明远堂两个店；公义店到光绪十六年(1890)关门歇业，开了57年；明远堂只开了14年，在光绪十九年(1893)和光绪二十年(1894)又分解出大义成、长盛公、广恒西3个商号；恒义德也只开了32年，又分解出义同厚、广义厚、德义堂3个字号，到民国23年(1934)时，3个字号又分解出义同厚、天义长、天德隆、义源恒、广义恒、德生厚等6个字号；明远堂分解出广恒西、广丰裕、同泰昌、双义厚、德生西、广丰厚等6个字号；到民 国23年(1934)时共分解出12个字号。 　　在1833～1934年100多年的时间里，汉族中只有从事货店的天恒号进入皮毛行业，显然业外很难进入这一行业，在通往西北广袤腹地的转运路线被切断后的1939—1940年间却新增加了7家回族皮毛店，在表面上看这些新店在汉商长期垄断的包头周边地区没有收购业务，又没有皮毛转运业务，资本规模只有1000元左右的。汉族三义堂商号的张副经理曾说“回民皮毛店只为卖主代卖，没有几个懂得贩卖兽皮业务的店员”，按商界的传统做生意就是为了赚钱，不赢利行为的背后肯定有被掩盖的内幕，回族皮毛店靠什么生存? 　　抗战爆发后甘宁青的皮毛被官方压价垄断收购，在青海，马步芳对皮毛以“统购统销”、专营和管制等手段实行全面经济垄断，宣布皮毛为统制之列，规定所谓“官价”收购皮毛；在青海，协和商栈自行规定羊毛价格，在收购中强行压价。民国34年十一月，国民政府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西北办事处调查课在《青海羊毛产销调查》中对此评论说：“各地统制机关……几与藏蒙牧民订购羊毛，均为强迫摊派性质，名目上虽有毛价硬币10元之称，但以茶、布、粮食等高价转算，事实上每百斤羊毛也不过硬币六七元。”“但在河西、夏河、西藏及川、康等处，毛价均在四五十元。”据载，1943年湟源兴海商栈向当地商人预订羊毛一批，每百斤羊毛预付法币100元(折合银元1元6角6分)，以当时市场物价计算，仅等于三原斜布2.63市尺，加之在交货时又压低羊毛等级和压秤，商人尽皆亏损。在牧区以不到十分之一的低价收购羊毛，“他们卖给群众的东西，公开的价格是一百斤羊毛换五尺白布或一块茶叶，一个玻璃鼻烟壶要一匹好马，一个茶碗要四斤羊毛”，以致牧民“卖的羊毛不如青草值价，买的茶叶比黄金还贵”。 在宁夏，马鸿逵以宁夏省政府名义，由军需处严加统制，通过地方税局按照所掌握的征收羊捐，登记清册，摊派征购。宁夏银行代表官方每年强行以老羊皮每张一角至三角，二毛皮每张三角至五角的超低价格派购二毛皮和老羊皮各万余张，在收购过程中，收购人员更是假公济私，肆意勒索，稍有违抗即遭鞭打镣押。宁夏商户库存羊毛，原每百斤58元，马鸿逵也以每百斤14元强行“统购”¨“。 　　再比较一下包头同时的皮毛收购价，1938年每百斤羊毛50～75元，1939年时每百斤羊毛购价53--60元，老羊皮每张1.75～2.5元，包头与甘宁青之间巨大的差价空间吸引着定居在包头的甘、宁、青回民，利用和原籍频繁而又广泛的联系向包头私贩皮毛。1941年保商团的何四对外疏通驻大树湾的王锁子部，对内疏通包头汉奸王英、二老财(王英的二姐)等，宁夏吴中一带的回族商人倒贩大烟板子到包头，住在三义栈、大恒永等回民货栈，换银元、棉布、染料而去，继而运皮毛来包头。蒋文焕还疏通了包头经后山到河西走廊的驼运线路，后这两条线路始终没有断绝。笔者在研究这两条驼运线路风险贸易的过程中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留下的这段历史的复杂，这些地区活动绝大多数是秘密进行的，显然只适合独资经营，不需要更多的人知晓，合股经营显然会制造更多的风险，不适合在特殊历史时期维系。 　　 　 　结语 由于近代包头皮毛转运市场受到政治、军事、经济等因素影响是多方面的，不同国籍不同民族的商人都在波动中重新定位，或进或退，回族商人在产地市场胜出，产地市场的力量转换又影响到回族商人在转运市场的崛起。笔者对包头回族皮毛转运业从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后，认为这些变化只是历史的表面，并不是包头回族皮毛业史的全貌。限于笔者学力有限，只能大致作些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