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上海——周庄

北京——上海——周庄 某些“阳刚人士”业已鲁莽地作出这样的论断，说青春文学“矫揉做作，无病呻吟，已落入哀伤疼痛的桎梏”。亦不能说这论断毫无根据，不过用了以偏概全、移花接木的手段。 “哎呀咿哟，痛死我啦”，类似于此的幼稚呻吟，早已为鲁迅所诟病。但他却又常常给母亲买张恨水的言情小说。他在《无声的中国》中写道，“至于幼稚，尤其没什么可羞，正如孩子对于老人，毫没有什么可羞一样。幼稚是会成长，会成熟的，”“倘说待到成熟才可以动手，那是虽是村妇也不至于这样蠢。”的确，因为内心尚且幼稚，未培养出为民请命的气魄，便丢失了文学创作的权利么？张爱玲何曾写过些激扬爱国情怀的作品？那么她在文学界便无一席之地了么？她总是用她最孤芳自赏的冷艳去写一个时代的哀愁。而直至今日，她的文字依旧保存着最初的冷怨气质，给这个燥热的盛世降温。 我想说，即使是青春文学，即使是有些幼稚而不成熟的、小桥流水的青春文学，也会有高下优劣之分。前辈们不能一看到某90后在文章里感叹“哎呀咿哟”，就将这个群体的笔耕成果否定。黜百尊一、抑柔崇刚的做法在我看来是不尽公平的。 况且，一个人，以及他笔下的世界，只有硬汉的一面，苍白且虚浮。郭敬明评价韩寒，说他“很优秀”，但“如果这个社会上都是韩寒，那就乱套了。”这个见解是很理性的。人类毕竟是有血有肉、感情丰富的存在，那么便不能只知道在生命中播撒愤怒。愤怒是精神的食盐，有些人撒得太少，则令生活嚼之如蜡；有些人放得太多，又变得口味太重，再也没有心情去品味“淡烟疏雨落花天”、“疏影横斜水清浅”的恬淡。欧阳修不肯做这样的人，苏轼则更不肯。 容忍忧郁的文学，说到底是在容忍忧郁这种情怀。傅雷在给儿子的家信中写道，“人一辈子都在高潮——低潮中浮沉，唯有庸碌的人，生活才如死水一般。”这个低潮，可以是折柳之怅、红豆之思、朝露之惜、游子之吟……这些情绪扎根于沉沦现实后的思索，它们虽不似温暖的阳光能“将黑暗留在后面”，却又能使你于暮色中尽情苍凉。正如梁启超言：“须知美是多方面的。”在这苍凉下，在不狭隘的人看来，也自然会有很美的文学世界。你或如柳永哀伤：“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你或如笛安般恍悟：“生命的名字叫徒劳”。你或如郭敬明般伤感：“年华里，我们失去的是种心情。”这样的“低斟浅唱”是冰冷而消极的，因为吟游诗人说的是蒹葭岁月里的辗转反侧；但同时它们又是鲜活而跳动的，因为作者们做到了很多“正统文人”空谈了一辈子却从未践行过的“我手写我心”。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卷耳之文里，游吟诗人在仰望飘渺的星空；“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激烈之文里，爱国诗人在体察厚实的黄土地。我始终相信二者之间没有不可化解的矛盾或对峙，不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或深堑。永远只会仰望星空的夜蛾会化身为纯粹的理想主义或虚无主义；永远生存在黄土地里的田鼠则会在纯现实主义中死去。 韩寒说他和郭敬明是“一家人”，总是“床头吵床尾合。”王蒙也讲过：“本来人就各式各样，跟你不一样的也许正是你最需要的，中国有个说法叫党同伐异，我老说我主张党同携异。”此语是也。阴阳相生，刚柔相济。“卷耳”与“激烈”的魅力在二者的较量之中彰显，而各自的缺陷又必须靠彼此间的交流来弥补。 请以城市为喻：若说风沙呼啸的北京象征着文学界的“阳刚遒劲”，那么小家碧玉的周庄便流淌着“非主流”的“寂寞惆怅”。华夏文明隽永而鲜活、粗犷却儒雅。但华夏文明究竟意味什么？光靠北京的“阳刚遒劲”是远远不够回答这个问题的。加上周庄的“惆怅寂寞”，还显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