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书店简史

新华书店简史 新华书店简史 (2007-7-18 10:42:25) 　　1937年，新华书店从延安清凉山的一个石窟创业，随着革命的烽火和抗战的硝烟，向敌后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发展。新中国成立前夕，她的发行网点已达七百三十五处，职工八千一百名。建国以后有了更大发展，到1985年底，全国已有新华书店八千二百处，职工近十万名。从1949年算起到1985年，新华书店累计发行各种图书一千亿册。 　　1937年1月，中共中央从陕北的保安迁至延安，由张闻天、秦邦宪、凯丰等同志组成中央党报委员会，下设出版科、发行科。 4月24日，发行科以新华书店[1]的名称发行书报杂志，并以这个名称同广大读者和各地书业界联系。 　　当年延安出版的党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以及列宁丛书、抗战丛书，都是由新华书店发行的。不到半年时间，新华书店的影响已扩及陕西、山西、江苏、上海等十几个省市。同年10月，陕西国民党当局曾颁布“查封延安新华书店与《解放》周刊的严令”。为此，《解放》周刊发表时评：“向西安当局及南京最高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向全国抗日同胞作最愤慨的声诉”。紧接着，《解放》周刊在西安发行受阻，办事处被查封，经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交涉，才将事态平息，“和解了案”。 　　从1938年1月起，中央党报委员会编译的书刊，一律用解放社的名义出版，由新华书店发行或总经售。 　　1939年9月1日，新华书店单独建制，由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后改名中央出版局)直接领导。毛泽东同志书写了店名。店址从清凉山迁至北门外，朱德、张闻天等领导同志亲临视察。在书店内部，健全了机构，充实了干部，逐步沟通了与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根据地发行网点的联系。 　　1940年3月，中共晋西北区党委(后改晋绥分局)在山西兴县建立晋西北新华书店(后改晋绥新华书店)，承担晋绥边区的出版发行任务，还承担从延安发往华北、华东、华中等根据地的图书报刊转运任务。 　　在此期间，延安新华书店在陇东的庆阳建立了发行据点，负责向兰州、成都、重庆等大后方转运图书报刊。 　　1942年，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在延安成立，并在边区各县陆续建立了发行网点。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发行工作者贯彻座谈会精神，走出店堂，主动到农村、工厂、部队宣传发行通俗读物。从此形成传统，流动供应，送书上门，是新华书店发行工作的一个特点。 　　边区书店成立以后，中央出版局领导的新华书店总店集中主要力量向根据地、国统区、敌占区以及八路军、新四军各兵站，发行和运送延安出版物。 　　1946年初，中央出版局并入中央宣传部，新华书店总店成为中宣部发行科，对各根据地联系业务和出版发行图书仍用总店名义。毛泽东同志为新华书店总店题写了店名。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队进犯延安，我军作战略转移，总店随中央机关迁至瓦窑堡，又迁至晋绥边区。大规模的运动战和游击战，无法开展出版发行业务，总店人员相继调赴各解放区工作。 　　我军撤离延安时，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并入边区群众报社，随军转战陕北。1948年4月，我军收复延安，整个边区扩大为西北解放区。在西北局宣传部领导下，边区书店改名西北新华书店。西安解放，西北新华书店从延安迁至西安。留守的书店机构和人员，改为延安分店。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开赴前线，与日本侵略军进行殊死斗争，并逐渐向敌后实行战略展开。配合地方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山东、苏皖、浙东等根据地。四十年代初期，新华书店相继在这些根据地建立(在新四军，建立了随军书店)。由于战争阻隔，延安新华书店总店同各根据地书店的业务联系时续时断，有些长期没有联系，处于分散经营的状态。 　　在根据地初创阶段，一般先由党的领导机关建立报社，在出报的同时也印行一些书刊，用新华书店的名义出版发行，某某报社发行科对外就称某某新华书店。例如： 　　——晋察冀日报社于1941年5月建立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又称晋察冀边区新华书店，报社社长邓拓同志亲笔写了《五年发行》。 　　——晋冀鲁豫边区的新华日报华北馆，于1941年1月在太行山区建立了华北新华书店。这个边区所辖的太岳、太行、冀鲁豫等行政区，也分别由那里的报社建立了新华书店。 　　——在山东根据地，大众日报社于1944年建立山东新华书店。在此前后，鲁南、鲁中南、胶东、渤海、滨海等地的报社，也陆续建立了书店。 　　——在浙东游击区，浙东日报社建立了浙东书店。 　　这些由报社建立的书店，一步步发展壮大，然后从报社分出来，自办编辑、印刷、发行业务，直接由中央局或分局、区党委的宣传部领导。也有例外，华中、苏北、苏南、皖北、皖南等地新华书店，一开始就是由党委宣传部直接建立的。 　　抗日战争胜利，我军挺进东北，建立东北解放区。1945年11月，东北日报社建立东北书店，后改由东北局宣传部直接领导，综合经营出版印刷发行业务。在解放战争期间，共计发展十六个分店(有些分店是由当地报社创办的，逐步统一为直属分店)，一百八十五个支店，一百多个分销处，形成遍及东北全区的发行网。1949年7月，改称东北新华书店。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西北、华北、华东、中原(后改中南)解放区迅速扩大，新华书店的发行网点不断增加。各解放区新华书店先后成立了总店或总管理处。重庆解放以后，华东、华北、东北的新华书店抽调领导骨干，建立了西南新华书店。 　　1948年8月，中央宣传部决定建立全国出版工作的统一集中领导机关。同年冬，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驻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再次为新华书店题写了店名。建国以后，全国新华书店统一用的店名标准字，就是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题写的。 　　1949年2月，中央宣传部成立出版委员会，领导筹划全国新华书店的统一集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三天(1949年10月3日)，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在首都北京召开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各大行政区的总店、各省分店及有关单位，派代表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同志为会议题词：“认真作好出版工作”，并于10月18日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全体与会代表。朱德同志为会议题词：“加强领导，力求进步”，并在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统一全国新华书店的各项决议。 　　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于1950年4月1日成立新华书店总管理处，设出版、厂务、发行三个部门。各大行政区设新华书店总分店，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新华书店分店，各市、县设新华书店支店。 　　1950年10月2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指出：“书籍杂志的出版、发行、印刷是三种性质不同的工作，原则上应当逐步实现科学的分工”，“国营的新华书店应从速完成其全国分支店的统一经营99。遵照这个指示，从1951年1月起，新华书店解除了出版、印刷业务，成为专一从事图书发行的文化企业。以新华书店总管理处发行部为基础，成立新华书店总店。各级新华书店原有的编辑出版机构改组为中央或地方的人民出版社，原有的厂务部和印刷厂成为单独经营的企业单位——新华印刷厂。新华书店各地分支店的人、财、物，实行集中统一管理。 　　1951年3月，新华书店总店从各总分店和部分城市书店抽调干部，组成抗美援朝战地文化服务队，奔赴朝鲜前线(东北总分店派出的队员，已于上年12月先行到达)。他们冒着枪林弹雨为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服务，历时两年七个月，赠发图书一千三百万册，活跃了战地文化生活。全国新华书店的职工，基于保家卫国的热情，利用义务劳动的收入，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新华书店职工号”飞机一架，高射炮一门。在总店的统一布置下，全店职工废寝忘食、埋头苦干，仅仅一年的时间就宣传发行抗美援朝书刊一亿册。 　　1951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管理处的发行部门及其分支店，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联营书店四个总管理处的发行部门及其京、津、沪、沈、穗等二十四个城市的分店合并，组成公私合营性质的中国图书发行公司(三联书店为公股)，形成与国营新华书店并行的发行系统。 　　1954年初，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总管理处与新华书店华北总分店的业务部门合并，成立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承担北京地区出版物的总发行任务。中图公司在各城市的分公司并入当地新华书店。分公司的领导人一般都参加了当地新华书店的领导班子。 　　1954年秋，各大行政区撤销，各总分店随之撤销。华东、东北、中南、西南四个总分店的业务机构，分别改制为上海、沈阳、武汉、重庆发行所，承担本地区出版物的总发行任务。西北总分店的业务机构并入陕西分店，未成立发行所。后来，沈阳、武汉两个发行所与所在地的省分店合并。八十年代，湖北和天津分别成立发行所。 　　出版、印刷、发行分工专业化以后，新华书店加快了发行网点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平均每天增加两个书店(门市部)。1956年，全国私营书店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公私合营，1958年并入当地新华书店。同年，新华书店的分支店下放给地方文化行政机关管理，分店相应改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华书店，支店改称××市或××县新华书店。到1960年，全国有新华书店五千八百七十二处。由于三年经济困难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发行网点减少了一千处。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左”的错误，我国出现了空前的安定团结局面，发行网点逐渐恢复，并有了较大的发展。从1979到1985，七年时间共增加新华书店三千一百处，总数达到八千二百处。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新华书店特别加强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建店工作，并且把发行好少数民族文字图书作为这些书店的中心任务。在祖国北部绵延两千公里的内蒙古自治区，解放前只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市)有两家小书铺。1985年底，内蒙古自治区已有新华书店九十七处，供销社售书点一千六百余处，集体、个体书店和书摊三百六十处。在辽阔的锡林郭勒边境牧区，配备了流动供应图书的汽车，专程为分散的放牧点和边防哨卡服务。新疆、西藏、青海、宁夏、云南等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地区，也同内蒙古自治区一样，普遍建立了发行网点。这些地区，幅员辽阔，交通不便，书店的发行费用高，往往入不敷出。八十年代初期，新华书店总店用集资的办法，给少数民族地区和部分边远地区的书店，补助了三千多万元，有效地支援了那里的书店建设。 　　新华书店是从根据地的农村发展起来的。建国以后，在发展城市发行网点的同时，始终致力于农村发行网点的建设。从1956年起，全国农村的基层供销社普遍开展图书业务。新华书店为吝，持供．簧辛土售书，派专人进行业务辅导，并实行经销包退。1958到1960年，约有四万个农村人民公社办起公社书店。三年经济困难期间，公社书店陆续撤销，又重新恢复供销社售书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华书店在依靠供销社售书的同时，还支持和发展集体个体书店、书摊书贩，发展国营商业及其他社会力量创办的售书点；在农村还发展了一大批个体售书户。1985年底，由新华书店联系和发展的各种形式售书点达十万处，遍布祖国城乡。 　　1979年，经财政部和国家出版局批准，新华书店在出版系统最早实行全行业利润留成(1984年起，实行利改税)，增强了企业自我发展能力，调动了基层书店和职工的积极性。截至1985年，七年期间全国新华书店新增加的固定资产等于建国以来三十年累计固定资产总额的一点四倍。 　　新华书店历来重视对发行人员的培养训练。早在1940年8月，晋察冀边区就举办过发行人员训练班，北方分局秘书长姚依林(现任国务院副总理)，亲自给学员上课，讲解党的发行工作的性质和重要作用。同年，晋西北区党委发行部也举办了两期训练班，培训发行骨干近百人。建国初期，各总分店都建立了培训机构，有计划地培训在职干部。总店也不时地举办短期训练班。1958年，新华书店总店在北京通县建立图书发行干部学校，培训地、市一级的书店经理。一年以后，被并入文化部建立的文化学院，设立图书发行系，主要培训在职的省、地(市)书店领导干部。这个学院于1961年9月结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总店从编辑出版发行业务教材抓起，推动各级书店培训在职职工，并先后举办十八期省、地(市)书店领导干部读书班(或培训班)，联系发行工作实际，学习理论，总结历史经验，研究探讨规律性问题。 　　1982年3月，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出版工作，明确提出，新华书店的发行人员应该进行轮训。为贯彻落实这个指示精神，文化部批转了总店制定的《全国新华书店发行人员轮训规划》。按照规划要求，各省级书店和部分地(市)书店建立了培训基地，分期分批分专业开展轮训工作。到1985年底，已轮训了六万人次。 　　为了培养图书发行管理人才，武汉大学于1983年设立了图书发行管理专业(四年制本科)，1984年设立图书发行专修科(两年制大专)，培训在职干部。此后，成都大学、安徽大学、文化干部管理学院等十二所高等院校设立了图书发行专修科(有的是三年制夜大学)。从1979年起，各地出版局和省级书店共设立十七所图书发行(或印刷发行)中等专业学校，图书发行行业的中专教育开始走上正规。 　　为适应教学需要，新华书店加强了图书发行科学研究工作，已编辑出版高等院校图书发行专业试用教材、职工培训教材、丛书、史料、手册等三十余种。多层次兴办专业教育和轮训职工，是八十年代新华书店事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 　　厉行改革，放开搞活，是八十年代新华书店事业发展的另一个特点。为促进改革，文化部、国家出版局和总店先后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总结交流改革经验，研究落实改革的措施。改革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产销形式推行多渠道，购销形式推行多样化，经营形式推行承包责任制，分配形式改变“大锅饭”，管理体制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还仅仅是开始，但已经促进了事业发展。新华书店的固定资产增长，发行数量增加，发行网点发展，劳动生产率提高，就是很好的说明。 　　纵观新华书店五十年发展历程，有不少优良传统值得继承和发扬： 　　一、牺牲精神。在党的长期培养教育下，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为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播科学文化，坚韧不拔，百折不挠。在战争时期，面对强大敌人，敢于斗争，不怕牺牲；在和平年代，面对繁重任务，勇于承担，不畏艰难。晋绥书店，三次被侵华日军烧毁，书店工作人员自己动手一次次重建起来。1941年7月，侵华日军派九架飞机轰炸、扫射晋察冀边区首脑机关所在地的河北灵寿县陈庄镇，刚刚建立两个月的晋察冀分店门市部被炸毁，第一任分店经理罗军、发行员王吉贵为掩护同志，中弹牺牲。在反“扫荡”战斗中，晋察冀分店发行人员越战越勇。他们依靠游击队，化整为零，“七进七出”敌人封锁线，把新出版的书报运送给游击区、敌占区的人民。在几次突围中，先后有十二名发行员以身殉职。1942年5月，华北新华书店的同志们，随同八路军总部在太行山区同侵华日军浴血奋战，有二十七位同志壮烈牺牲。类似的牺牲在其他根据地、解放区的新华书店都发生过。献身于书店事业的革命先烈，永远是我们的榜样。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和平年代，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同样经受了考验。为了把图书源源不断地送往农村、矿山、林区、牧场、海岛，许多同志身背、肩挑、车载沉重的图书包件，披星戴月，栉风沐雨，长年累月坚持流动供应工作。在祖国的大地，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北京怀柔县书店发扬背篓精神长期坚持到山区供应图书，受到农民欢迎，荣获国务院嘉奖令。广东崖县书店发行员罗其志，乐作天崖送书人，热情地为守卫在祖国最前哨的海防战士服务，为渔民服务，为黎村瑶寨服务，受到广州军区政治部的通扬，广东电视台拍摄专题电视片介绍他的先进事迹。几十年来，新华书店的先进模范人物一批接一批地涌现。他们为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播科学文化而献身的精神，是战争年代发行工作者牺牲精神的继续和发展。 　　二、开拓精神。书店工作者深刻认识到，自己干的是革命工作，对事业的发展充满希望和信心，生活再苦不怕苦，不计报酬做主人。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新华书店一律实行供给制，没有工资，每人每天按二钱油、二钱盐、八两粮食的低标准供给伙食。物质生活虽然艰苦，精神生活却是愉快的。大家在团结、友爱的集体生活中，发奋学习，努力工作，自学成才率较高。在经济困难的环境中，书店工作者学会了精打细算，勤俭办店。机构力求精简，人员力求精干，依靠发行收入自给自足，用经营积累发展书店事业。通常的规律是，靠报社发行科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发展成独立建制，不靠政府供给，自办印刷厂，出书办店，不断扩展发行网点。这种在困难中求发展的开拓精神，在建国以后得到了继承和发扬。新华书店的发行网点增加十倍多，如果算上新华书店发展的社会发行网点则增加二十五倍。在经营方面，也是克勤克俭，开拓前进的。全国新华书店图书发行数量和销售额，长期保持高速度增长。1950年，发行图书两亿册，1985年发行五十九点五亿册。建国以来平均每年的发行册数增长10．2％，销售金额增长12．7％。如果剔除十年动乱期间发行数量下降的因素，则平均增长速度更高。进入八十年代，新华书店较早地迈出了改革步伐，开拓精神得到了进一步发扬。 　　三、服务精神。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发行工作者同人民群众建立起深厚感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新华书店唯一的办店宗旨。新人员进店的第一课，就是学习为人民服务。解放区的许多新华书店，都在门面上高悬毛泽东同志手书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宇，目的是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同时为了鞭策书店工作者。用最好的服务态度，最好的精神食粮，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是新华书店的光荣使命。建国以后，这种服务精神集中表现在“为书找读者、为读者找书”的主动服务工作中。书店工作者深入农村，急农民所急，供生产所需，一本书救活形将枯萎的秧田，一本书导致水果大丰收，一本书促进副业大发展……这些令人振奋的发行效果，几乎每个县书店都可以举出许多。为了配合建设，例如宝成铁路工程、引洮工程、三门峡工程等等，新华书店都派出服务队，长期坚持在工地服务。在书店营业员中，热心为读者代找、代查、代借、代抄、代留技术资料以及拾金不昧、助人为乐的好人好事，更是层出不穷。服务精神是新华书店得以兴旺发达的生命线，在推行多渠道发行、鼓励竞争的八十年代，更要珍视它、发扬它。 　　全国新华书店十万职工，回顾五十年光辉店史，豪情满怀；展望新时期似锦前程，精神振奋。在庆祝建店五十周年的时刻，大家发出共同的心声：继承光荣传统，紧跟时代要求，兢兢业业迈向第二个五十年! 　　 　　注释： 　　[1]《解放》周刊创刊号注明：“发行者新华书局”，从1937年10月30日出版的21期起，改称新华书店。 　　 （据《新华书店五十年（1937-1987）》，新华书店总店编辑出版，一九八七年一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