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消费为主导的中国

以消费为主导的中国 现在 ,“中国经济奇迹”已经成为经济发展词典 中一个熟悉的名词。这自有其道理。中国经济 在过去三十年里的表现令人瞩目，这个全球人 口最多的国家在GDP增长、减贫和生活 的改善等方面甚至超越了最乐观的预期。以前 没有人相信中国会保持其增长势头，现在全世 界都向“中国经济奇迹”张开了双臂—所有人 都热情推测这些巨大的成就会一直延续到未来。 事情要真有那么简单就好了。虽然过去三十年里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但是这不能保证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将来会同样成 功。事实上，中国的宏观经济结构越来越失衡，全国产值过于 集中在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这已经引起了对这一模式的可持 续性的深刻质疑。最终，没有任何经济体可以摆脱最基本的供 需规律。如果中国保持目前的轨道不变，则其最终可能面临强 劲的增长动力被巨大的失衡压倒的风险。这个警告中的关键词 是“最终”—这可能会使自满的情绪压过再平衡议程，并将后 者一拖再拖。 不过，在后危机时代，以上述“最终”作为借口就没有那么多 时间了。现在，可持续性问面临着新的紧迫性。这是因为支 撑中国增长模式的外部需求在未来几年内都将会比较疲软。原 因在于长期以来主导全球经济需求面的毫无节制的美国消费者 现在必须面临去杠杆化和储蓄等重要任务。与此同时，中国强 大的投资动力也开始碰上宏观可持续性等重要制约因素。简而 言之，北京再也不能坐视有关再平衡问题的辩论成为无休止的 扯皮了。本次危机及其导致的持续外需冲击正是对中国的一记 警钟。中国果断转变增长模式的时候到了，新的增长模式应更 多地依赖国内消费者的需求，而非变化无常的外部需求。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全国人大将于年内通过的“十二五规 划”中，这一转型将成为其基调。只有在北京真正把旨在拓宽 就业基础、解决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收入差距问题以及提供社会 保障体系以减少恐慌型过度防御性储蓄等政策作为其重点之 后，消费主导型的中国才有可能繁荣发展。这些目标只有在中 国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从制造业主导的资本密集型增长转变 为以服务业主导的劳动力密集型增长—后方能实现。 只要执行得当，这一规划很可能成为温家宝总理对旧模式“不 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这一著名论道的解决之 道。精心设计的促进消费的措施可能会正面解决以上“四不”。 消费型中国不仅可以实现更好的宏观平衡，还可以更有效地应 对过度资源消耗、环境恶化以及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等负外部 性。新的增长模式可使中国发生彻底的改观，并将对亚洲其他 经济体以及全球经济产生长久、深远的影响。 两种模式之辩 过去三十年来，中国一直在沿用着外需主导型增长模式。出口 和固定资产投资这两个经济部门占GDP的合计比重从1979 年的34%快速上升至2007年的75%，翻了一番多。出口遥 注：本文为于�010年�月�0 – ��日在北京举行的“第十一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而准备。 2010年3月22日 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 史蒂芬 ·罗奇 � 遥领先，成为最强大的增长动力。1979-2006年间，出口占 GDP的比重从5%上升至36%。与此同时，固定资产投资的 比重也在近三十年间从30%增加到40%（图1）。 图1：中国的增长奇迹 0 50 40 30 20 10 52 55 58 61 64 67 70 73 76 79 82 85 88 91 94 97 00 03 06 09 资料来源：国家信息资料、摩根士丹利研究部 这两个经济部门合力推动中国强大的出口机器的运转。本世纪 以来，出口从2000年的2500亿美元增长至2008年的14000 亿美元，翻了近6番，最近又一举超过德国，使中国成为全世 界最大的出口国。但是出口的迅猛增长并不是发生在真空里 的。它主要是通过中国沿海地区的先进基础设施和制造设施的 投资实现的。换言之，投资的迅猛增长是出口繁荣的重要基 础，它为中国庞大而且仍在快速扩张的出口平台提供了生产、 组装、供应链物流以及配送等基本要素。 中国的外需主导型增长模式还得益于两个重要的外部因素— 2001年的加入世贸组织以及全球贸易出乎意料的迅猛增长， 2001年世界出口占全球GDP比重为24%，到2008年达到了 32%的历史最高记录。中国的出口型增长模式占尽了天时地 利，从而为整体经济创造了巨大的“红利”。中国出口占GDP 的比重从2001年的20%上升至2007年的36%，在短短七年 时间内翻了近一番，从而导致真实GDP增长速度远高于过去 30年10%的平均水平，在2005-07年间平均高达12%，而 2007年则更是达到13%的最高记录。以出口为主导的“中国 经济奇迹”不容置疑。对此还能有什么别的要求呢？ 事实上，坦言中国经济尚有许多不足的不是别人，正是温家宝 总理。他这么说自有其理由。虽然这位总理对中国从上到下的 表现深感欣慰，但他也坦率地警告，经济存在的问题远远大于 其表像。三年前，他首次公开承认，出口和投资主导的增长模 式使中国经济日益“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这 一论断反映了温总理对过度的能源消耗、污染和环境恶化、日 益严重的收入差距、产能过剩以及国内私人消费的严重不足的 担心掐中了问题的要害。虽然旧的增长模式在过去三十年里以 自上而下的方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总理还是提醒说， 这一模式可能无法将中国带入下一个发展阶段。1 中国需要将以出口和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转变为消 费主导型的增长模式 这就引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模式—消费主 导型增长模式，这一模式能够吸收来自13亿中国人口的不断 增长的内需支撑。这使中国不仅得以摆脱对外部需求的过度依 赖，还可以实现从资本和资源密集的制造型增长向劳动力密集 的服务型增长的转变。这绝对是中国成功经济增长结构的一次 根本性转变。 以下两个数据凸显了中国消费型增长模式具有较大的向上空 间：目前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为35%，服务业占经济的比 重为40%（图2）。这两个比重均处于历史低位，远低于任何一 个主要经济体理想的宏观结构水平。在1990年代初，中国消 费所占比重超过50%。2002年之前，服务业的比重一直呈上 升趋势，但在达到40%之后开始走平，并在过去几年内一直 保持在这一水平—远低于50%-60%的正常水平。 图2：中国的宏观缺陷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52 56 60 64 68 72 76 80 84 88 92 96 00 04 08 资料来源：CEIC数据、摩根士丹利研究部 1.参见《未来的亚洲》“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部分，史蒂芬•罗奇，John Wiley & Sons出版社，�00�年。 � 中国消费和服务业占比的最低点是一把“双刃剑”：它们显示了 本国宏观结构的显著缺陷，同时也表明结构性再平衡具有巨大 的潜在空间。消费型增长模式不仅可以解决所有这些不足，而 且还可以缓解旧的出口主导型模式下的许多压力和制约。目前 中国面临的挑战是抓住机遇，开始实施这一重要转型。 敲响警钟 出口主导型增长模式有两个重要基础：出口竞争力和外需水 平。对于中国而言，第一个不是问题。出口主导类制造业工资 上涨的影响因生产力的大规模增长而得到抵消，总体而言，人 工成本仍极具竞争力。2基础设施以及中国相对较新的生产平台 的现代化技术禀赋都是一流的。这强化了日益以中国为中心的 泛亚洲供应链的物流。中国向亚洲贸易伙伴采购各种零部件和 组件，在内地完成组装之后再出口到海外市场。3 �00�-0�的金融危机给外需和出口主导的中国经济 增长以持续的冲击 但是旧模式现在遇到了新问题：危机之后，外部需求可能持续 衰弱。在长达12年的过度消费之后，已经透支的美国消费者 终于支撑不住了。依赖泡沫的美国家庭在创记录的高负债和 低储蓄率下已经不堪重负，目前的储蓄率之低已不足以维持 7700万正在老龄化的“婴儿潮”一代人的退休生活。他们接二 连三地遭受了一系列沉重的打击：房地产和信用泡沫的破灭、 失业率的激升、以及整整一代人的庞大劳动收入缺口。因此， 未来3-5年内，美国的真实消费开支增长的平均水平可能维持 在1.5%-2%之间，不到2007年次贷泡沫破灭之前的12年间 3.6%的平均水平的一半。 目前，还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填补美国消费者经过多年的过 度消费后留下的空白。亚洲消费者尤其不必考虑，他们的当 量尚不足以推动危机后全球消费的增长。例如，虽然中国和印 度人口合计占世界人口的近40%，这两个国家的消费总额仅 为2.5万亿美元。相比而言，美国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4.5%， 但其年消费总额却高达10万亿美元。即使算上中印两国消费 者需求快速增长的可能性，其当量差异使之在数学的意义上无 法抵消美国的收缩对危机后消费增长的影响。唯一有足够当量 来弥补美国消费的持续疲软的正是最不可能这么做的人—欧洲 消费者（图3）。 图3：全球消费者 12000 10000 8000 6000 4000 2000 0 资料来源 : 国家信息资料 , 联合国 , 摩根士丹利研究部 所有这一切勾勒出一幅画面：未来3-5年内全球消费增长会慢 得多，对于中国等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体而言，这意味着危 机后其外需基础将持续疲软。因此，虽然中国的出口增长在 2008年和2009年初的暴跌之后出现了反弹，但这个好转很 可能是暂时的—其主要动力是存货的调整以及上年在危机的 影响下的“比较基数效应”。鉴于全球最大的消费国可能在相 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堪重负，未来几年内中国出口机器的外需 基础可能会受到削弱。这可能成为制约中国出口部门发展的强 大阻力—自本世纪初以来，这一部门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 主要动力。 当然，中国可以采取措施提升其出口竞争力来应对外需的不 足。在这方面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货币贬值和其他商业行为以 争夺其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但这些措施很可能暴露出口主导 型增长模式的阴暗面 :潜在的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这方面已 经开始出现令人担忧的苗头。如果中国选择了这条路，并以咄 咄逼人的贸易政策推动出口增长，则将面对显而易见的风险： 这一方法可能走火而伤及自身—最容易与之发生摩擦的是是那 些苦于高失业率、面临不断增强的国内政治压力的发展中国家 贸易伙伴。 �. 参见《未来的亚洲》“中国的再平衡挑战”部分，史蒂芬•罗奇，同前。 �.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报告称，“亚洲地区内的大多数贸易是在垂直整合的地区供应链中发生的，总体而言，该供应链将半成品运至中国组装成成品，然后再运往工业化国家。” 参见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地区经济展望：亚太地区”第二章，�00�年�月。 � 中国若想维持目前的增长模式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增加固定资 产投资。事实上，这正是本次危机最严重时所采用的积极财 政刺激措施的核心部分。表面上看来，这对于中国经济在遭受 极其严重的外需冲击之后保持其“增长奇迹”起到了很大的作 用。在创记录的9.6万亿银行贷款的刺激下，2009年资本形 成总额飙升了17%，足以支持全年8.7%的实际GDP增长中 的70%。不幸的是，这一投资主导的增长动力进一步加剧了 中国业已令人担忧的失衡，使已经处于历史最高水平的投资占 GDP比重进一步上升至47%的预期水平。这不仅是中国的历 史最高记录，而且也很可能是现代历史上任何一个主要经济体 的最高记录。简而言之，在目前已经过高的投资主导型增长上 进一步加大赌注将会导致产能过剩和银行贷款质量下降的双重 风险。无须赘言，这一方法在未来几年里是无法持续的。 投资占GDP比重的上限已达到��%，这种配置的优 势其实有限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本次严重危机将成为中国历史上 的一记警钟。这导致了持续的外需冲击，从而为转变长期成功 沿用的增长模式提供了足够的动力。这一转变对于缓解中国面 临的其他外部风险，即前文所提到的贸易紧张关系将起到决定 性的作用。通过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中国可以压缩过度 储蓄，进而减少经常账户盈余和贸易顺差。简而言之，消费型 增长模式将成为解决中国所有“四不”的一剂良药，使这个国 家拥有更大的灵活空间去解决其巨大的储蓄、投资和其他结构 性失衡问题。 十二五规划 每隔五年，中国都会重新审视其经济战略。将于年内颁布的 “十二五规划”很可能成为中国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分水岭。这一 规划的出台恰逢其时—过去三十年里为中国创造了巨大辉煌的 旧增长模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指导2011-2016年经济 运行的“十二五规划”的起草早已开始，目前正在做最后的收 尾工作。上述危机后的警钟为中国领导人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来 在“十二五规划”中选择新的发展道路，即批准有关政策，促 进从外需支撑的出口型模式向内需支撑的消费型模式的转变。 这一促进消费的新规划应当突出三个重要方面的举措（图4）： 第一，需要拓宽收入基础，这对于增强家庭购买力十分必要。 在这方面，关键是中国庞大的农村人口。根据最新的估计，中 国农村人口在7.5-9.5亿之间，占全国人口的57%-73%。平 均而言，农村人均收入仅为富裕的城市地区人均收入的30% 左右，凸显了当前巨大而且仍在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与北京 所谓的“和谐社会”的努力显得格格不入。4 图4：第十二个 ‘五年’中国的鼓励消费措施 “十二五规划”需要采取积极措施，释放中国农村地区的代际收 入潜力。目前有多种可供选择：税收政策（包括向农村家 庭退税）和农村土地改革应是其中的重点。利用 IT技术实现农 村社区和更富裕的城市中心的互联互通对于促进农村生产力十 分重要。此外，还应采取鼓励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以增加平 均收入。最近在农民工身份证上所采用的改进措施是朝着这一 方向的令人鼓舞的一步。 第二，规划大规模服务性行业蓝图。如上所述，目前服务业占 中国经济总量的40%比重不仅与更成熟的发达国家相比，甚 至与印度等其他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相比都低得可怜。发达国家 的服务业通常占GDP的65%以上，而印度等主要发展中经济 体目前的水平都在55%以上（图5）。应当重点发展批发、零 售经销、国内交通和物流、数据处理、医疗、金融等传统服 务业。此外，还需要发展更为先进的 IT服务集群，这些集群 通常都建在中国高速发展的高校周边。发展 IT服务集群还可 �. 据经合组织的估计，�00�年城市和农村收入比达到了�.�倍的历史最高记录—与1���年到1���年从�.�倍到1.�倍的逐步缩小的趋势相比，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失望的倒退。参见“经合组织农 村政策回顾：中国，�00�年”。 � 以使中国参与角逐软件设计、医疗技术等高端服务以及法律、 会计、咨询等专业服务市场。 图5：中国和印度两国的服务行业比较 20 30 40 50 60 52 56 60 64 68 72 76 80 84 88 92 96 00 04 08 % 资料来源：CEIC数据、摩根士丹利研究部 中国向服务业的转型可谓是“一石二鸟”。5如下所述，服务主 导型增长模式有助于中国解决过剩劳动力这一顽疾。对于这个 长期以来一直将就业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中之重的国家而 言，这实在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考虑。外贸和投资主导型增长的 核心动力是资本密集型制造模式。与之相反，劳动密集型服务 业可以使新增产值增长摆脱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环境恶化、 污染等负外部性。 第三，“十二五规划”尤其应当加强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 设。只有这样，缺乏安全感的中国家庭才会有足够的信心减少 过度的“防御性”储蓄。康奈尔大学的艾斯瓦 ·普拉萨德（Eswar Prasad）估计，中国家庭的储蓄（按资金流估计）已从2000年 的27.5%激增至2008年的37.5%。6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这反映了“防御性”或“恐慌性”储蓄的增加。毕竟，6500多 万人的下岗与过去十年间国有企业的改革有关，这导致了对收 入和工作的不安全感。而“铁饭碗”的打破则使这一问题更加 复杂性—以前，国有企业为中国家庭提供终身福利，包括劳动 和退休收入、医疗保健、住宅、教育补助等。 这了消除这些忧虑，新规划应重点支持扩大现代社会保障体 系，尤其是社会保险、个人养老、医疗保险以及失业保险等。 令人不解的是，近年来中国在这些方面几无建树。例如，全国 社保基金目前管理的资产规模仅为1150亿美元，平均下来， 每个工人的终身社保福利仅为1300美元。与之相似，一年前 建立的8500亿元人民币全国医疗保险计划只够在未来三年内 为每人支付30美元。无论其初衷是多么高尚，这些措施的力 度都不足以对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正是由 于这种不安全感使家庭收入发生了重“防御性储蓄”、轻消费的 畸形配置。 当然，没有任何一种方案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消费社会的问 题。在许多方面，中国其实是其自身成功的牺牲品。中国消费 文化的发展举步维艰，对此出口型增长模式的巨大成就要负很 大的。但消费主义是任何一个繁荣的国家 (尤其是中国和 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 )的最终归宿。我不赞成中国人有着根深 蒂固的反对消费的说法。这不是遗传基因的问题。中国人偏好 储蓄是在缺乏一个稳定、安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下的一个理性的 选择。此外，消费不足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广大的农村人口收 入水平低，同时也缺乏新的高收入就业资源。如果“十二五规 划”能够有效解决这些缺陷，我相信中国消费者的跟进速度会 快得令人大跌眼镜。 劳动密集型增长 消费型增长模式的优点完全符合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愿望。这 一途径可以克服不断加剧的失衡问题的许多内部及外部陷阱。 同时，它还为中长期发展的可持续性的重要问题提供了新的解 决办法，可持续性问题是温总理有关中国经济“不稳定、不平 衡、不协调”论断的核心。 消费型模式最大的好处可能是它以劳动密集型增长机制为基 础，从而使中国有望降低维护社会稳定所需的GDP门槛。对 于任何以制造业为主导的经济体而言，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 务。制造业生产力的持续提高通常会导致以资本对劳动力的替 换：越来越先进的资本设备的使用将导致工人数量越来越少， 从而抑制了就业机会的创造。这似乎正是中国目前的情况。自 2000年以来，尽管中国GDP的平均增长达到10%，在亚洲 所有发展中经济体中位居第一，但同期的平均就业增长仅为 0.9%，是该地区中最低的（图6）。旧的制造业主导的资本密 �. 参见《未来的亚洲》“一石二鸟”部分，史蒂芬•罗奇，同上。 �. 参见艾斯瓦• S.普萨德，“亚洲增长的再平衡”，康奈尔大学，�00�年�月。 � 集型增长模式下就业增长是如此虚弱，无怪乎中国需要10% 的GDP增长才能达到维护社会稳定所需的就业要求。 图6：中国的就业问题 0 3 6 9 12 数据来源：Eswar Prasad, �00�年1�月所著 , “Rebalancing Growth in Asia”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变可以改变这一现象。对于任何一个现代 经济体而言，服务业都是创造就业机会的引擎。从定义上来 看，劳动密集型经济活动与资本密集型制造活动形成了鲜明的 对照。它们提供了在价值链的两端吸收劳动力、增加就业的机 会。虽然低附加值的经销、销售、金融服务等交易性任务需要 采用越来越强大的处理技术，但在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 要达到如此庞大的运营规模，就必须增加雇佣人数。此外，知 识型工作者（即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所实施的高附加值任务 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员队伍的人力资本上。 简而言之，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对于中国创造下一轮的就业机会 大有可为。 中国需从资本和资源密集型增长转变为劳动密集型 和资源集约型增长 . 服务业创造就业机会的好处可以通过中美两国就业结构的对比 来加以说明。图7显示了中美两国城镇劳动力队伍的就业结构 的差异—中国的情况与更为现代化的经济体的就业结构之间 存在着更高的可比性。虽然中美两国基本上处于两个相反的发 展阶段，但通过这一对比可以看出，美国典型的以服务业为主 导的增长模式显示了中国目前尚处于发展初期的服务业在扩大 就业方面具有多么大的潜力。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批发和零 售、医疗保健、专业和商业服务、休闲和酒店业的雇佣的人数 明显偏低。美国单是这4个行业雇佣的人数就比中国多4700 万，这凸显了两国服务业的规模差异。为了使消费型增长模式 满足创造就业机会的要求，中国的“十二五规划”有必要特别 重视这些关键的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的发展。 图7：就业结构：中国 vs. 美国 中国 (城市劳动人口) 美国 就业总人数 (百万) 1�0.� 1�1.� 第一产业 �.0% �.1% 第二产业 ��.�% 1�.0% 第三产业 ��.�% ��.�% 政府部门 10.�% 1�.1% 私营部门 ��.�% ��.�% 批发零售 �.� 1�.1 交通运输 �.� �.1 公共事业 �.� 0.� 信息服务 1.� �.1 金融服务(包括房地产) �.� �.� 教育 1�.� �.� 卫生保健 �.� 1�.� 专业商务服务 �.1 1�.� 娱乐休闲及酒店行业 �.� �.� 其他私营服务 �.� �.� 注：中国就业数据为�00�年；美国数据为�010年1月更新 .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以及美国劳动统计署 对于中国这样劳动力过剩的经济体而言，向服务型经济的转 型无疑可以带来最重要的好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在推动整体 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方面的效率远高于资本密集型制造 业。在更加服务密集型宏观框架下，不难想象，中国的GDP 增长可以降低至7%-8%，而年均就业增长速度则可以提升至 亚洲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1.5%的正常水平。而中国所需要做 的仅仅是将其“第三产业”(即服务业）雇佣人数占全国就业人 数的比重每年平均提高0.4个百分点。7这足以使该国提高单 位GDP的新增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这是中国在适度放慢 GDP增长的同时确保社会稳定的唯一方法。 这样的产出和就业结构转变将使中国获得新的机会来解决日益 严峻的可持续性制约问题。服务主导型增长不仅可以使中国以 劳动力换资本，而且基于知识的产出对于自然资源的消耗也要 �. 这并不需要中国为了大幅加快整体就业增长而对其就业增长结构进行从劳动力节约型制造业向劳动密集型服务为的重大调整。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目前中国的就业人口总数约为�.�亿。 每年增加0.�个百分点将意味着��0个新的就业岗位。 如果按照极端的假设：所有这些新增就业岗位全部流向了服务业，这将使服务业雇佣人数占比提高0.�个百分点。 � 远低于制造业的物质产出的消耗。这对于中国解决资源消耗和 环境恶化的双重问题至关重要。正如前文所强调的，出口主导 型增长模式及其固定资产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制造业和工业 生产的事。这使庞大而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越发难以降低它给 这个世界造成的负担。 而中国工业部门使用煤炭、石油、基础金属和其他自然资源 的效率低下又使得这一问题进一步复杂化。自2000年以来中 国在全球基础材料消耗中所占比重高得不成比例。我们估计， 2008年中国消耗的铝、钢材、铁矿石、煤炭和水泥合计占全 球消耗总量的近50%（图8）。与此同时，中国单位GDP的石 油消耗仍然高达世界其他国家的两倍以上。不幸的是，中国的 环境恶化也格外令人注目。据世界银行报告称，在全球十大污 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了七个。此外，中国在有机水污染 物排放方面也位居世界之冠。 图8：资源密集型中国增长 0 10 20 30 40 50 60 数据来源：IMF, WBMS, BP, CRU, 摩根士丹利研究部 与资源密集型制造业不同的是，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很显然可以 降低中国GDP增长对新增物料的需求。因而这也可以缓解全 球商品市场供应方的压力以及中国和其他商品消费国和输入型 价格和成本压力。与此同时，从资源密集型工业活动向劳动密 集型服务活动的转变将减轻GDP增长导致的环境恶化和污染。 与旧模式无节制地索取全球资源不同的是，新的消费和服务主 导型增长模式使中国看到了更轻型、更洁净、更绿色GDP的 希望。 三十年来，资本密集型增长模式推动了出口和以出口为导向的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中国从这一模式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 是现在这一模式的负外部性正在将中国经济带入一个危险区 域，并引起了人们对于其可持续性的严重担忧。最终，向日益 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劳动密集型增长模式的转变是中国唯一的 出路。“十二五规划”应在这方面迈出重要的一步。 中国的全球角色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所有国家都有维护全球经济的责任。无 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概莫能外。作为贸易全球化的最 大受益者之一，中国在这条核心原则面前也不例外。很简单， 如果没有全球化的两个最重要的支柱—贸易自由化和全球贸易 的快速增长—中国强大的出口主导型增长模式就不可能实现。 虽然由于贸易和资本流的全球化（更不用说跨境信息和劳动力 流动的激升），很难想象在这个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里会 有倒退的事情发生，但是现在确有迹象表明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性。在后危机时代，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的鼓点正在一浪高过 一浪。发达国家目前正经历着罕见的高失业率和实际工资的持 续滞涨。不管是对是错，它们都把与贸易有关的压力视为当前 困境的核心，而中国则被他们专门拿来当作这一争论中的避雷 针。与此同时，他们对于多边贸易自由化的热情也有所减退， 多哈回合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即是明证。在令人失望的 哥本哈根峰会之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意愿也成了一个严峻 的问题。一方面各国首脑们仍在就全球化讨论不休，另一方面 有关“本地化”的自我利益也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 尽管存在这些令人担忧的迹象，但是一个新的政策架构的广泛 框架正在危机后的废墟上崛起。这一架构以G20为中心，这 是对长期以来以美国和欧洲为中心的全球权力架构G7的一次 全球转变。更重要的是，G20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 言更加广泛，更具代表性。G7仅占世界人口的11%，世界 GDP的42%（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而G20则约占世界人口 的65%和世界GDP的约75%。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经济 体，中国应拥抱G20赋予的领导责任。 但是作为一个穷国，中国并非总能从容应对各种全球挑战。考 虑到目前中国仍有7.5亿人口居住在收入较低的农村地区，这 � 一点不难理解。中国以发展经济为首要任务不能成为其忽视减 贫工作的理由。不过，面临挑战的全球性使得后危机时代的优 先次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中国需要在这些国内和全球考虑之 间保持微妙的平衡。 中国需对全球再平衡有所贡献，可以通过减少大规 模储蓄和经常账户盈余来实现。 要想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必须更加深刻领悟本次危机的教训以 及中国经济在此次动荡中所扮演的角色。虽然有许多东西可以 拿来作为替罪羊，但毫无疑问，全球经济失衡是问题的主要根 源。在拥有全球最大赤字的经济体—美国，资产和信贷泡沫推 动了“虚拟消费”的狂欢。与此同时，消费不足的中国经济则 由于过度储蓄而驶上了一条以出口为主导的不稳定增长轨道， 需要将巨大的外汇储备变换成美元资产，并不断循环这一过 程。目前，对于先有鸡（中国），还是先有蛋（美国）的争论尚 无结果。但是当美国的泡沫破灭时，所有的鸡都只能关起门来 自食其果。密不可分的世界经济的其他部分很快受到了影响— 随着全球贸易创记录的暴跌、全球资本流的失灵、以及在这一 失衡的全球增长模式中使用杠杆率最高的金融机构纷纷遭到挤 兑，它们都深受重创。 与人们普遍相信的截然相反，当时并没有发生“全球化时代的 脱钩”—尤其是在2008年底、2009年初世界一步步滑向深渊 的时候。对于中国和其他所有依赖外需的经济体而言，本次危 机无疑是一记警钟。长期失衡对于持续的繁荣而言是十分危险 的。因此再平衡就成了危机后的当务之急。 危机后的陷阱 如果这个世界不能吸取系统性失衡的前车之鉴，那它必将会 走向另一场危机。尽管在危机之后这种可能性似乎并不是很 现实，但是危机后的世界似乎并没有真正把再平衡提上议事 日程。虽然美国消费者已经开始削减其过度的负债，但是这 一去杠杆化的努力远不足以抵消政府庞大的财政赤字—其规 模之大，足以将美国的净国民储蓄率拉入负数区间（占2009 年三季度国民收入的 -3.2%的历史最低水平）。鉴于美国政府 可能在未来数年内保持巨大的超支，美国的经常账户（全球失 衡等式中赤字方面的主要失衡根源）前景仍然极不乐观。与此 同时，希腊、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严重的财 政问题表明，欧洲仍然深陷于不断加剧的公共债务的泥潭之 中。当然，日本公共债务与GDP的比率已经高达180%且仍 在不断上升。简而言之，发达国家并没有提出可信的危机后 再平衡议程。 因此，发达国家单单把中国作为持续的高失业率以及相对滞涨 的实际工资的罪魁祸首不仅具有讽刺性，而且还很虚伪。8越来 越多的人抱怨人民币汇率被低估是发达的工业化经济体中工人 所面临的压力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在美国和欧洲的失业率均高 达10%的情况下，反华政治势力又有所抬头。持这些观点的 人争辩说，只要中国重估人民币汇率，发达国家工人的压力就 会迅速得到缓解。 不幸的是，这错得太离谱了。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而言，就 业增长都是“派生需求”，严重依赖于终端市场的需求情况。 美国就业机会的创造长期低于平均水平的可能因素是危机后 美国消费的疲软，而非中国货币汇率不当。具有讽刺意味的 是，一旦华盛顿为了纠正所谓的货币扭曲而对中国实施贸易 制裁，则很可能伤及自身，从而给危机后的世界增添新的、令 人担忧的压力。 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的两个结果可能会令美国感到不安：首 先，与储蓄不足的美国经济存在双边贸易问题的不止中国一 个。2008年，美国与90多个国家发生了多边贸易赤字。但最 大的双边贸易失衡出现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其规模占2008年 贸易逆差总额的32%。但其原因正是美国企业有意采取的外 包策略以及消费者对低价产品的偏好。事实上，除非美国大幅 增加其储蓄以减轻多边贸易失衡（在预算赤字高达上万亿美元 的情况下，这一可能性很小），针对中国的贸易制裁的结果很 可能是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转移到其他贸易伙伴。这将使 美国转而向成本更高的制造国进口商品—其作用相当于对已经 陷于困境的美国消费者加税。其次，中国可能对美国的制裁采 �. 参见史蒂芬•罗奇 ,“全球再平衡也是美国的事”，《亚洲华尔街日报》，�010年1月��日。 � 取报复行动，减少购买美元资产，从而使美元贬值压力和美国 长期真实利率向上的压力陡增。 以消费主导的中国也可以降低全球贸易摩擦的风险 无论中国如何强烈反对贸易摩擦的动机和逻辑，它都无法忽视 全球化辩论中的政治化因素。在危机后的虚弱气候中，这一剑 拔弩张的姿态无论如何不能被当作空穴来风而一笑了之。反华 缺乏逻辑基础。政客们需要寻找替罪羊，而飞速发展的中国经 济则是华盛顿的第一个目标。中国要想渡过这些难关必须有足 够的远见、决心和领导力。重要的是，中国的领导力不能以否 认开局。相反，它必须承认自己也有问题，即存在结构性的失 衡，且该失衡已经导致庞大的经常账户盈余和贸易顺差。如果 北京不能解决这些关键问题，那么下一次世界经济再遇到问题 时，中国经济也难以幸免。 事实上，新的模式在这一方面可能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向消费 型增长模式的转变对于减轻不断加剧的贸易摩擦以及庞大的外 汇储备相关的外部压力可以起到长远的作用。如前所述，如果 过度的防御性储蓄能够得到抑止并转向国内消费，那么经常账 户盈余就会减少，从而为中国有效减少贸易顺差创造条件。这 对于消除发达国家不断激化的反华情绪十分重要。当然，外部 盈余的减少还可以减少外汇储备的积累。这就提出了全球失衡 背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中国没有那么多的盈余储蓄来提供 支持，美国将如何维系其外部赤字？ 总而言之，中国完全有理由相信，即将出台的“十二五规划” 中支持消费的政策措施不仅有助于解决国内的失衡问题，而且 对于解决全球失衡的中国因素—过度储蓄问题也将起到长远 的作用。和美国一样，中国也已经明确表示它认为稳定的汇率 符合其自身的最大利益。不难理解，拥有一个强势货币十分重 要，尤其是对于一个金融体系尚处于发展初期的发展中经济体 而言。此外，从1980年代末日本的经验以及2002年以来美 国的记录可以看出，最近通过货币调整解决经常账户失衡的经 历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对于过度储蓄的中国经济而言，鼓励 结构性再平衡的支持消费政策对于促进再平衡的效果可能要比 迂回曲折并可能起到误导作用的货币调整好得多。 中国正处于一个伟大历程的关键时刻。过去三十年里，她在经 济发展和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是这一方法 是有代价和风险的—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不断 加剧的失衡正在威胁其增长的可持续性。对于尤其处在后危机 时代的中国而言，再平衡是一项明确而紧迫的任务。“十二五 规划”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来实施新的、更可持续的、 劳动密集的、消费型增长模式的转变。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坚 定、务实地致力于维护社会稳定，我相信中国一定会抓住这一 机遇。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史蒂芬 · 罗奇是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未来的亚洲》一书的 作者（John Wiley 以及中信出版社）。 此材料既不是摩根士丹利研究部门的产物，也不是研究报告，但它可能参照了摩根 士丹利的研究报告或摩根士丹利研究分析师的观点。我们没有对任何所提及的公司 的基本面发表评论。除注明的地方外，本文中阐述的所有观点均为作者的观点，而 且可能会与摩根士丹利研究部或本公司其他人的观点有差异或有冲突。如想了解更 多信息、研究报告和重要信息披露，请参见 https://secure.ms.com 本文中提供的信息仅仅是作为信息而准备的，并不是买入或卖出的报价或买入或卖 出任何证券或其他金融工具或参与任何特定交易策略的询价。这些信息是基于或源 于公众一般可以从被认为可靠的来源所获取的信息。我们不能对信息的准确性或完 整性或对任何未来报价的条件或符合条件的交易作出任何陈述或保证。 本报告并不是提供单独量身定制的投资建议，在准备的过程中也没有考虑获得报告 者的情况和目标。摩根士丹利建议投资者对具体的投资和策略进行独立的评估，并 鼓励投资者听取财务顾问的建议。投资或策略是否合适，将取决于投资者的情况和 目标。摩根士丹利研究报告并不是买入或卖出任何证券或参与任何交易策略的报价。 由于利率或汇率、证券价格或市场指数、公司经营或财务状况的变化或其他因素， 贵方投资的价值和收益可能会有所不同。以前的表现未必可以作为未来表现的指南。 对未来表现的预测是基于也许不能实现的假定。 注意 : 如中英文版本之间存在差别，以英文版为准。 版权 © 摩根士丹利，2010年，所有权利保留。 www.morganstanley.com